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奇渊 图/受访者供图

今年一季度，东南亚经济体快速复苏，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出口表现亮眼。加上近年来，中国产业链不断向东南亚转移。这些现象引发了公众的焦虑和担忧——越南、印度是否会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围绕这一话题，新京报贝壳财经采访了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奇渊。

在徐奇渊看来，从中国、越南的竞争压力指数看，中国仍然完全占据绝对优势，同时两国出口的互补关系仍然明显大于竞争关系。从当前越南、印度的制造业发展看，不论是越南还是印度，要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难度都很大。短期内越南对中国产业链替代的压力更突出，但从中长期来看，印度才是中国更大的挑战。

从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外部竞争环境看，除了越南、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制造业在崛起，欧美发达国家呼吁制造业回流的声音高涨。对此，在徐奇渊看来，要求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本身是逆全球化的非市场行为，当前制造业回流欧美国家遇到了很大障碍。“而在俄乌危机的爆发之后，能源、粮食等供应链的稳定遭受巨大挑战。中国如何增强外界对中国供应链的确定性预期，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徐奇渊提醒。

对于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徐奇渊表示，只要自己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做好，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中心地位仍然是稳固的。应对产业链向东南亚的转移，应不断实现产业升级、推动全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对于中西部地区如何更好承接产业转移，他给出了三个建议：实施普惠性减免+依区域、产业、用途、企业规模差别减免的税收优惠，降低企业税负成本；提升市场化水平和政府效率，补齐营商环境短板；在中西部边境省份积极与越南开展劳务合作。

“短期内越南对中国产业链替代压力大，但中长期看印度是更大挑战”

新京报贝壳财经：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等东南亚地区转移的现象引发关注。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如何看待中越制造业的关系？

徐奇渊：首先，产业链“外迁”是一个中性表述，即可能出现有利于中国的结果，当然也可能出现不利的结果。从不利的情形来看：产业过度外移可能导致中国的产业空心化。从有利的情形来看：合意的产业外移，是我国产业升级自然发生的过程，而且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为关键节点的国际分工网络，扩大中国产业链的国际影响力。

我们同时看到这两方面的事情都在发生。一方面从竞争关系来看，2007年以来中越两国的出口竞争关系在明显上升，但以中国对越南仍然保持绝对优势。2020年越南对中国出口的竞争压力指数为9.3%，是2007年3.7倍。这意味着中国出口金额当中有9.3%的产品直接面临越南的竞争压力。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对越南的出口竞争压力指数为85.5%，这意味着越南出口金额当中有85.5%的产品直接面临着中国出口的竞争压力。显然中国、越南的竞争压力指数是完全不对称的，中国仍然完全占据绝对优势。

另一方面是从互补关系来看，中越之间的经贸互补性很强，越南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度也越来越大。2000年中国对越南出口金额约为8亿美元，2007年中国对越南出口也只有70亿美元左右，2021年已经上升到了约1260亿美元。2007年时，越南在中国的所有出口目的地中排名为第22位，其排位甚至在东盟国家中位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之后。2021年越南已经成为中国第4大出口目的地，仅次于日本、美国和韩国。甚至在2020年疫情冲击之下，中国对越南出口一度还超过了韩国。越南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比广西还略小一些，能够成为中国的第四大出口目的地，可见中越经贸关系的互补性以及越南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度之高。2020年3月前后，中国疫情冲击对越南供应链产生了巨大冲击，越南许多行业的供应链面临停顿，也正是反映了这种互补型的依赖关系。

新京报贝壳财经：从历史来看，“世界工厂”的头衔多次易主。短期看和长期看，越南以及印度是否会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和全球供应链核心？越南以及印度想要发展成“世界工厂”，面临哪些挑战？

徐奇渊：越南、印度各有优势，但也各有局限。越南的优势除了改革深化、开放力度大之外，其地理位置距离中国的大湾区较近、处于东亚生产网络内部。而印度远离全球三大生产网络（北美、欧洲、东亚），因此参与全球分工的成本较高。不过印度的人口、经济体量够大，远超越南。因此短期内越南对中国产业链替代的压力更突出更大，但从中长期来看，印度才是中国更大的挑战。当然，印度也面临一系列固有的问题，比如国内大市场相对割裂、社会体系中长期形成的种姓制度等等。因此不论是越南还是印度，要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难度都很大。

“制造业回流是逆全球化的非市场行为，遇到障碍在预料之中”

新京报贝壳财经：在2020年疫情刚暴发时，欧美等发达国家呼吁制造业回流的声音高涨。当时很多人在讨论疫情是否会加速产业链从中国的转移。如今来看，制造业回流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如何？

徐奇渊：制造业回流欧美国家遇到了很大障碍。尽管美国、日本、欧洲国家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甚至提供了补贴和优惠措施，但是其政策空间有限。因为其遵循“竞争中性”的产业政策理念，这就决定了其政策补贴要么在很大范围内铺开、从而财政压力很大，要么就只能针对个别重点企业展开、但这又不符合“竞争中性”的政策理念。要求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本身就是逆全球化的非市场行为，因此其遇到障碍在预料之中。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俄乌危机的爆发之后，能源、粮食等供应链的稳定遭受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越来越强调价值观贸易，越来越强调基于政治互信的经贸关系。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国家、跨国公司对现有供应链布局进行重大调整的动力明显增强。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经营、改善外部环境，如何增强外界对中国供应链的确定性预期，这将成为一个非常迫切、重要的问题，这将影响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重塑中新的地位。

“只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做好，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中心地位仍然是稳固的”

新京报贝壳财经：从当前国际形势看，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前有猛虎、后有追兵的现实——一方面，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在加速崛起。另一方面，欧美等国自08年金融危机之后开始了再工业化进程。面对这一现实，中国制造业如何应对？

徐奇渊：任何国家，能否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维持其核心地位，主要不是靠单纯打压竞争对手做到的，而是靠做好自己的事情、增强自己的产业竞争力。就像特朗普政府打压中国的出口，事实上2018年以来中国出口在全球当中的份额不断上升、屡创历史新高。遭受美国打压的重点科技企业，其经营状况也总体平稳、业务转型也做得很有特色，甚至盈利还大幅上升。因此，我们要应对产业链向东南亚的转移，从积极应对的角度来说就应该继续做好自己、不断实现产业升级、推动全球竞争力的提升。事实上，就算越南、印度对中国的赶超失败，这对于中国实现产业升级、提高产业链的全球竞争力也没有直接的帮助。中国要从根本上巩固产业链地位，不能老是往后看，要多往前看，我们要着眼于产业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

一直以来，中国企业家都特别善于面对新挑战、适应新环境、利用新技术。2021年全年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在全球市场份额占比达到53%，在全球纯电动车销量份额占比高达61%，光伏组件企业出货量占全球总需求的75%。在这些绿色新能源产业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展现出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只要自己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做好，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中心地位仍然是稳固的。当然，要做到这些，我们一定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增强国际合作，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保护企业家精神，同时通过扩大内需战略为产业升级提升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中西部地区要提升市场化水平和政府效率，补齐营商环境短板”

新京报贝壳财经：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我国将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强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建设。今年4月，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和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吸引力和竞争力如何？对于中西部地区更好地承接产业链转移，你的建议是什么？

徐奇渊：中西部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相比，缺乏区位优势和贸易便利度，应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改善力度。完善包括航空、铁路、公路、内河运输等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化，加大信息化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

中西部地区如何承接好产业链转移？我认为，有三个方面可以着手：

首先，实施普惠性减免+依区域、产业、用途、企业规模差别减免的税收优惠，降低企业税负成本。我国税收执行梯度优惠，随改革开放由沿海向内陆推进。中西部地区可以试点对标东南亚国家，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以税收政策工具引导和支持产业有序转移，加强省级协调，减少横向税收竞争。

其次，提升市场化水平和政府效率，改善政企关系，补齐短板。中西部省份市场化程度低，以10分计的市场化指标中，北京和上海分别为9.1和9.9分，东部省份平均为8.5分，中西部平均为5.8分，提升空间很大。北京、上海率先对标国际标准开展了营商环境优化。以开办企业耗时天数为例，国际最优成绩是新西兰0.5天，经合组织国家平均9天。泰国6天，越南16天，均显著低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平均的26天。北京和上海分别为8天和9天，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中西部省份可以借鉴北京、上海经验，补齐营商环境短板。

第三，在中西部边境省份积极与越南开展劳务合作。越南劳动力成本低，年轻劳动力资源充裕，可在我广西、云南等与越南接壤省份，布局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尝试我国产业链+越南劳动力的经济一体化模式，通过提供语言培训、学历教育等方式吸引越南年轻劳动力入境学习、工作，缓解我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年轻劳动力短缺状况，通过引入境外优势劳动力要素把产业留在国内。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侯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