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王浩远，1982年生，历史学博士，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地址：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东一环路1号，邮编723000。

明初，朱元璋为医巫闾山更定神号，并将包括医巫闾山在内的辽东地区纳入版图，昭示明王朝天下一统的正统形象。通过重建、增修北镇庙，常态化的祭告活动，进一步凸显了医巫闾山之神安定边疆、护佑京师的尊崇地位。与此同时，也起到了尊重各民族神山信仰、强化国家认同的作用。

医巫闾山为辽东第一名山，隋时被尊为“北镇”，历代崇祀不绝。辽代帝陵显陵、乾陵皆倚医巫闾山而建，学界亦多关注医巫闾山与辽代政治、战争、文化、历史遗迹的关系，并有论文专门探讨医巫闾山的文化内涵。此外，仍可见将医巫闾山与清代历史文化相联系的探讨。明代医巫闾山崇祀研究则付之阙如。本文以明代医巫闾山为研究对象，考察明廷及辽东都司崇祀医巫闾山的基本情况，探讨医巫闾山于明代的特殊地位与文化内涵，以求教于方家。

一、更定神号

医巫闾山为古幽州之镇山。《周礼正义》载：“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此“医无闾”即今医巫闾山。因其远在辽东，中原王朝在该区域的统治力量或较为薄弱，甚至难以到达。但医巫闾山位列镇山，地位尊崇，历代统治者多采取遥祀的办法予以祭拜。

《魏书》载：“和平元年正月，帝东巡。历桥山，祀黄帝；幸辽西，望祀医无闾山。”《隋书》载：“开皇十四年闰十月，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无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但医巫闾山此时尚“在东夷中”，隋亦采取“遥祀”之法。开皇“十六年正月，又诏北镇于营州龙山立祠”，此营州即今辽宁省朝阳市，虽地近医巫闾山，但仍属遥祀。唐代虽是大一统王朝，仍沿袭隋制，祭祀“北镇医无闾山，于营州”，“其牲皆用太牢。祀官以当界都督刺史充”。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议定山川祭祀礼仪，规定“立冬祀北岳恒山、北镇医巫闾山并于定州，北镇就北岳庙望祭”。这显然是由于医巫闾山在辽国境内，无法亲往祭祀的折衷办法。

真正“就山立祠”祭祀医巫闾山已是辽金时代。辽朝以医巫闾山为陵山。金朝大定四年（1164）规定“立冬，祭北岳恒山于定州、北镇医巫闾山于广宁府”，此广宁府即今辽宁省北镇市。

历代王朝为医巫闾山分封爵位。唐天宝六载（747），四镇山各封公爵，“医巫闾山为广宁公”，由此开启了医巫闾山神格化的时代。此后历代加封不绝，金大定四年（1164），改“公”为“王”，封“医巫闾山为广宁王”。元大德二年（1298）二月，加封各岳镇海渎，“北镇医巫闾山为贞德广宁王”。

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下诏“定岳镇海渎、城隍诸神号”，将前代所封爵位尽行革除。朱元璋并非不了解这些封号的悠久历史，相反，他还做了一些调查：“考诸祀典，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对于更名，朱元璋自有一番解释：“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山水源于造物主之手，山水神灵也应听命于上帝；皇帝虽是人间主宰，但并没有资格为山水神灵加封爵位。因此“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此后医巫闾山直称“北镇医巫闾山之神”，以体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的正名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医巫闾山尚为元朝残余势力控制，仍属元辽阳行省。更名之次年，洪武四年（1371）二月，“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辽东州郡地图，并（藉）［籍］其兵马钱粮之数，遣右丞董遵、佥院杨贤，奉表来降”。朱元璋“览表，嘉其诚。诏置辽东卫指挥使司，以（刘）益为指挥同知”，明廷在辽东的统治逐步建立起来。洪武四年（1371）七月，于辽阳“置定辽都卫指挥使司，以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吴泉、冯祥为同知，王德为佥事，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修治城池，以镇边疆”。八年（1375）九月，“以在外各处所设都卫并改为都指挥使司”，“定辽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此后，医巫闾山属辽东都司管辖，因辽东都司属军事系统，都司之下只设卫所，不设府县，故于医巫闾山所在地设广宁卫。广宁卫的设置较晚，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置辽东广宁卫指挥使司”。明代均以广宁卫卫城（今辽宁省北镇市）标注医巫闾山的方位。嘉靖《辽东志》即载：“北镇医巫闾山，（广宁）城西五里。舜封，作镇幽州。岁时致祭。本朝特加隆焉。”

中国传统天下观认为五镇、五岳之内即是“中国”。若能将北镇医巫闾山纳入大明版图，明王朝天下一统的正统地位更是不言自明。因此，医巫闾山的象征意义也受到明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朱元璋尚未占据辽东，便急于更定医巫闾山神灵名号，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北镇在朱元璋天下观念中的重要地位。更定名号不足一年时间辽东献土，这也正与朱元璋一统天下的愿望相契合。

二、重建北镇庙

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置广宁卫后，明朝曾七次重修、增修医巫闾山北镇庙。历次重修皆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文化需求密切相关。

据成化十九年（1483）王宗彝《重修北镇庙记》载：（北镇庙）“元季值兵变，止遗正殿三间。我皇明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三年，寝殿之南建瓦屋三楹，左右司各一间，别于庙东建宰牲亭、神库、神厨各三间，缭以垣墙。春秋命有司二祭”。洪武二十三年重修北镇庙正与设置广宁卫同年，这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北镇庙的重修工程应当是由广宁卫负责完成的。此后历朝重修碑记也显示了广宁卫与北镇庙的密切关系。

明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自北平起兵，发动“靖难之役”，三年后夺得皇位。北平在春秋战国时为燕国故都，故称燕京，传说舜分冀州东北为幽州，故《尔雅·释地》载：“燕曰幽州。”在朱棣看来，北平既属幽州，医巫闾山又是幽州之镇山，“北镇医巫闾山之神，自昔灵应彰显，而卫国佑民，厥绩尤著”。为酬谢山神默佑之功，朱棣称帝后曾两次下诏重修北镇庙。永乐五年（1407）九月“庚辰，修北镇庙”。永乐十九年（1421）三月初七日，朱棣再次下诏敕辽东都司重修北镇庙。诏书中称：北镇庙“庙宇颓毁，至今弗克修治，朕心拳切，夙夜弗忘。敕至，尔等即择日兴工建立祠宇，饬严祀事，以称朕崇仰之意。”可见朱棣对医巫闾山之神的敬仰之情。此次重建规模极大，耗时四年，直到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五月方才完工，“所司彻其旧，而创构前殿五间、中殿三间、后殿七间，前又构御香殿五间，以贮朝廷之降香也。通为一台，高丈余，周凿白石为栏，后殿前左、右各建殿五间，前殿前东、西各建左、右司一十一间。又建神马门及外垣，砖甃朱门，通二层，形势入门则以渐而高，就地势为之也。其大势规矩比旧殊有霄壤，始称为王号之神庙也。”“彻其旧而创构”，即彻底打破原有格局，重建新庙，显示朱棣酬答神庥之诚心，至此奠定明代医巫闾山北镇庙基本格局。根据《满洲金石志补遗》著录的《敕辽东都司修北镇庙诏》碑阴题名，参与北镇庙重修工程的官员极多，主要官员有“镇守辽东尚宝监太监王彦、内官监左监丞伯颜察，征虏前将军、镇守辽东总兵官、武进伯朱荣，守辽东总兵官、广宁伯刘江，辽东都司骠骑将军都指挥使王真、巫凯等，钦委广宁备御、镇国将军、都指挥同知夏俊，广宁等卫昭勇将军、指挥使孙敏等”，几乎将辽东都司主政官员及广宁卫武官全部囊括其中，而镇守辽东太监作为皇帝的代理人，位列辽东都司官员之上。

学界一般认为镇守太监起源于明永乐时期，正德《大明会典》载：“永乐初，始命内臣镇守辽东、开原及山西等处，自后各边以次添设，相沿至今。”明成化以后，镇守太监与总兵官、巡抚共同处理边镇大事，不但参与北方边镇的军政事务，还参与决定地方官员的任免、升迁；由于辽东镇守太监是皇帝的代理人，抚夷与接待使臣的工作也显得尤为重要。“镇守太监府二：一在广宁泰和门西，永乐间建；一在辽阳钟楼西，为行府。”又因“广宁于辽东为都会，辽东为卫二十有五，其戎政悉听于监军、总兵、巡抚”，辽东镇守太监就驻在广宁卫城，因此历次重修北镇庙均与镇守辽东太监密切相关。

至明成化年间“历岁滋久，甃瓦日脱，椽木渐朽，檐宇倾垂，梁栋欹斜，每遇霪雨漫及神座”，北镇庙亟待重修，但因“守臣以边事劳瘁，不暇及乃者”。成化十四年（1478），镇守太监韦朗“到任之三日，谒庙，历睹之，惕然不宁”，与巡抚陈钺、总兵官侯谦商议道：“吾辈奉命守是方，为是方所依。今一方山镇之神庙，坏而弗安，则守镇之臣，岂得自安乎？是当急为修葺，斯不失为政之务也。”于是命工重修，“凡殿宇及左右司门墙之属，腐朽者撤而易之，倾斜者扶而正之，损者修之葺之，废者营之补之”。工程始于成化十四年九月，落成于成化十九年（1483）四月。监枪监丞洪义、总储郎中金迪、协守参将崔胜“咸加赞襄之力，财用不取于所司，工力不劳于军余”，庙貌焕然一新。

成化年间的重修仅限于修补，“虽已命工葺理，未称心力”，韦朗不甚满意。因其在辽东任上颇久，又于弘治七年（1494）三月至次年秋，下令再次增修北镇庙，“剪拂荒芜，去阻剖堮，隳隆就夷，自殿亭以下，皆易之以美材，复铸铜像于中。东西创钟、鼓二楼，悉饬以金碧丹雘，又增左右翼廊二十楹，以便兴献。大门五楹，门之外又加牌扁五架，曰‘北镇之庙’。前展台基加旧八丈五尺，东西十三丈，高一丈五尺，悉以白石砌之，重门三岀，缭垣千堵，以至斋宿、庖库、簠簋、罍爵，无不备具”；“形势以列，高亢明爽，敻逾曩规，由是士民商贾之登游者，一举目而东辽之胜概可见矣”。此次增修之后，北镇庙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祭祀场所以及祭器的规范完备方面均有极大提升。

韦朗两次重修事迹均有《重修北镇庙记》留存。成化十九年（1483）巡抚王宗彝所撰碑文赞扬韦朗道：“太监公此举使神居以宁，则神力上而为朝廷御灾捍患，下而使东土奠安，所及者博矣！固非要福于己也。”弘治八年（1495）巡抚张岫所撰《重修北镇庙记》亦赞赏韦朗“守镇东土多历年，所独以北镇一庙不数年而两新之，若职务之当先者，具以俸赀千缗，一朝委之于不还之地，而无难色”。二位巡抚共同称赞韦朗的同时，更是强调崇祀医巫闾山北镇庙的重要性：“北镇礼秩居他镇之首，永奠东土，御我边疆，利我边民，与五岳海渎同功，历代所以崇祀之者在是，边方所以依仰之者在是。今韦公拳焉，新其庙貌，广其规模，所以仰答我祖宗得敬神之体，为千古不易之盛典者。”此后重修碑文亦大体遵循这一思路，明确北镇居五镇之首的特殊地位，表彰医巫闾山之神护佑辽东边疆、安定边民的重要作用。

正德元年（1506），镇守太监岑章抵达广宁城，“下车之初，齐明盛服，先谒是庙，然后行所镇一边之重务也。及睹庙宇岁久年深，不能无敝，遂命官经营，相视椽木衰朽者，则更换之；瓦片损脱者，则修葺之……左右二司廊庙之舍，饰以黝垩；塑像神容之仪，妆以金碧。凡宫殿、神厨、墙壁，咸焕然而一新。桅杆、旗面、旛仗，悉灿然而一美”，再次重修北镇庙。广宁卫儒学训导霍霑撰写《重修北镇庙记》再度强调：“予以北镇为一方巨镇，疆场赖之以静，群氓托之以宁，天下又藉之以和平……国家如磐石之固，宗社若泰山之安，马壮兵强，民康物阜。非神之力而谁欤？”万历三十四年（1606），镇守太监高淮主持重修北镇庙，《重修北镇庙记》亦云：“闾山乎，神不安，欲捍患御灾者无策；民不恤，纵鞠躬尽瘁者何补？”但此时已至明末，万历皇帝深居大内，不理朝政，唯将亲信太监派往全国充任税使，榨取百姓血汗，导致民乱不断，直接动摇明朝统治根基。镇守太监高淮亦兼任税使一职，万历三十六年（1608）四月“丁丑，大学士朱赓等言：‘近得前屯各军揭帖，知高淮在辽东克剥，敲骨吸髓。辽人率合营男妇数千人北走投虏，赖将官拦住。众怒未平，仍歃血摆塘，誓杀高淮而后已。臣等日夜忧之，望皇上亟下一令，数淮罪过，撤其回京，辽安而天下举安矣。’户部尚书赵世卿、戎政尚书李化龙亦疏论淮事”。万历皇帝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万历后期日益败坏的政治生态，加之辽东地处边陲，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镇守太监作为明朝皇帝在辽东的代表，本应以抚慰辽东军民，招抚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为己任，而高淮反其道而行之，对明朝在辽东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破坏。后人遂将万历三十四年《重修北镇庙碑》碑阴的高淮题名完全凿毁，以示憎恶之情。

三、祭告活动常态化

明廷祭祀医巫闾山始于洪武十年（1377）。此年六月，朱元璋“命大臣十八人分祀岳镇海渎”，以“济南侯顾时祀北镇”。朱元璋又对分祀大臣颁发制书，说明祭祀缘由。制曰：“天生民而立君，君为民而立命。百神之祀，乃国家之先务也。朕与卿等当群雄角逐之时，战胜攻取，非天地之昭鉴，岳镇海渎之效灵，安得至是？今孟秋在迩，岳镇海渎之祀，理在报祭。古者人君巡守，则祭名山大川于各方岳之下。今朕国家新造，民生始遂，未获亲往，特命卿等代朕以行，汝往钦哉。”由此可见，朱元璋认为自己能够奠定帝业，乃是“天地昭鉴”“岳镇效灵”的结果，而今天下一统，命大臣代替自己祭祀神灵，意在报答神灵护佑之功。此后，北镇祭告活动呈现出常态化的特点，与明朝在辽东的统治相始终。

根据现存祝文分析，明代北镇祭告活动可分为两大类型：一为常规祭告，包括改元祭告与灾沴祭告两种；另一类为非常规祭告，多为帝王个人祈愿祭告。改元祭告北镇祝文现存六种，分别为天顺元年（1457）、成化元年（1465）、正德元年（1506）、嘉靖元年（1522）、隆庆元年（1567）、万历元年（1573）。嘉靖朝之前，皇帝多派遣官员前来致祭，如英宗复位之后，于天顺元年“遣翰林院编修李本致祭”；成化元年三月，宪宗“遣通政使司通政使张文质致祭”；正德元年四月，武宗“遣中书舍人尹梅致祭”。翰林院编修、通政使、中书舍人均属于近臣之列。但自嘉靖以后，均改为王公贵族代为致祭，如嘉靖元年，世宗“遣彭城伯张钦祭”；隆庆元年九月，穆宗“遣忻城伯赵祖征致祭”；万历元年二月，神宗“遣怀柔伯施光祖致祭”。这应与世宗笃信道教、极为重视山神祭祀有关。祭文内容均为固定格式，如正德元年祝文曰：“惟神功参造化，永镇北土，奠安民物，万世永赖。兹予嗣承统，谨用祭告，神其歆鉴，佑我国家。”一方面赞颂医巫闾山永镇北土之功，一方面祈求医巫闾山神保佑家国安康。

灾沴祭告祝文现存五种，分别为正统九年（1444）、成化十三年（1477）、弘治六年（1493）、弘治十七年（1504）、正德六年（1511）。多因旱涝灾害，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故派遣地方官员致祭。如正统九年《祈雨祭告北镇祝文》云：“予奉天育民，愧凉于德，致兹久旱，灾及群生，夙夜省躬，中心惓切。神司方镇，忧悯谅同，雨农以时，宜任其责。特兹致祷，尚冀感通，弘布甘霖，用臻丰稔，匪予之惠，时乃神休。”弘治十七年（1504）灾沴祭告祝文云：“乃者亢阳为虐，雨泽愆期，炎埃翳空，土脉燥竭，田失播种，民罹阻饥，思厥咎徵，深切祗惧”，因此“特兹斋沐，遣告明神，付冀斡旋，化（工）［干］旱，施甘澍，发生万汇，普济群黎，不胜恳切，祈祷之至”。明人对医巫闾山如此虔诚，主要是认为医巫闾山之神具有“斡旋造化，弘阐威灵，捍患御灾，变祸为福”之神力，因此“国家敬奉神明，聿严祠祝”正是期待医巫闾山之神“默运化机，庇佑民庶”的神力得以发挥。这一信仰在明世宗的头脑中尤为根深蒂固，世宗常因“私事”祭告于北镇庙。嘉靖十一年（1532），世宗遣辽东巡抚周叙致祭，祝文云：“朕以寡昧，恭承天命。十有一年，于兹敬事神衹，罔敢少懈。顾储宫未立，恒切于怀。兹者特具牲帛醴斋，遣官虔祷。伏望茂著神功，锡予元嗣，则我国家绵庆，祀于无穷，而神亦享福于有永矣。”祈愿早生贵子，并将子嗣繁盛与医巫闾山之神永享祭祀联系起来，大有拉拢神灵的意味。嘉靖十五年（1536），世宗诞下皇子，于嘉靖十七年（1538）遣辽东巡抚刘漳祭谢，祝文云：“比岁尝命官祷祀于神，昨丙申孟冬之吉，仰荷天赐元储，亦神所赞佑者，兹用致谢。神其鉴歆而永惟默佑焉。”嘉靖末年，世宗曾两次祭告北镇医巫闾山之神，嘉靖四十年（1561）祝文云：“今八月初十日，实为初度之辰，令官赉捧香帛，前诣祭告。惟神镇奠一方，耀灵炳续。冀永赞天锡，佑辑福眇，躬集庆宁祥，以延万载之休。”嘉靖四十三年（1564）祝文又云：“兹八月初十日乃予初度之辰，爰命观士赉捧香仪，前诣祭告。惟神凌霄，奠城世祚，卫邦所冀，裒祥敛福，永固寿基，以崇大庆于一人，以普隆庥于万宇。”世宗生于八月十日，“初度之辰”即其生日，于生日致祭于医巫闾山之神，企盼长生、祈愿皇位永享的意图非常明显。

明万历朝末期，女真人崛起于辽东。萨尔浒战役失败之后，辽东局势日益紧张，但医巫闾山的祭祀活动仍持续进行。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元年（1621）五月，刑科给事中熊德阳奉命往辽东祭告医巫闾山之神。《崇祯长编》亦载：崇祯元年（1628）六月，“刑科都给事中薛国观以祭告北镇医巫闾归”。上述两次祭告活动均发生于新皇改元之年，应同属于改元祭告之列。熊德阳、薛国观均将辽东弊政一一呈报，“极言关门内外营伍虚冒扣剋之弊”，但至此时大明王朝已无力回天，包括医巫闾山在内的广大辽东地区最终落入满洲统治者之手。

结语

医巫闾山崇祀源远流长，尤其是自辽、金、元三朝以来，建庙、加封活动持续不断，神山信仰在辽东地区契丹、女真、蒙古各族民众中影响深远。明代在全面继承前代崇祀活动的同时，亦不断强调医巫闾山“利我边民”“群氓托之以宁”的护佑、教化之能，增强辽东诸族对明廷统治的认同。除此之外，明代崇祀北镇医巫闾山还具有两个方面的特殊意义：

其一，医巫闾山控御辽东，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邑人张升《医闾山赋》即指出：“医巫闾之为山，独岿然于沙竁，左环巨浸，右瞰长城；北断辽海，南抱神京。三州之所交会，九夷之所屏营。”医巫闾山的战略地位又与驿路交通紧密联系。自京师出山海关，沿辽西走廊一路东北行进，必须抵达医巫闾山山脚下的广宁城之后，方能折而东南，行至海州卫，继续北上即可到达辽东都司所在地辽阳城。因此，建于医巫闾山的北镇庙便成为明廷对辽东实施有效统治的象征。

其二，京师地处古幽州，北镇为幽州镇山，地位特殊，独受尊崇。正如明代学者丘濬所述：“我朝建都于燕，切临边境，所以设险，以扞蔽其国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来逶迤，而北历居庸，而东极于医巫闾，是为第一层之内藩篱也。”藩篱与镇山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进一步凸显了明代崇祀北镇医巫闾山的独特内涵。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