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暑假，我再次踏上了回乡的旅程。从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启程，辗转高铁、大巴，窗外的风景从钢铁丛林变为山水风光，我知道，回家的脚步近了。
作为西江千户苗寨走出来的大学生，每当回村的大巴行驶在蜿蜒却平整的柏油公路上时，我的心总是忍不住地激动和雀跃起来。是啊，离家求学的日子里，我总想念青山绿水间一层层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想念满头玲珑银饰载歌载舞的苗寨姑娘们，想念家门口石头砌成的地基上经年的苔藓，无一不体现着苗族特有的民族文化。
这些年，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雷山县最大的苗族聚落——我的家乡西江苗寨，在经过了十余年的开发和建设之后，已经一跃成为知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来来往往的游客络绎不绝，旅游收入超过了百亿，同村的村民们纷纷脱贫致富，甚至有人成了百万元户。亲身经历着这些变化的我，总忍不住为家乡感到骄傲。
不过，我们西江苗寨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炙手可热。听父辈们说，20世纪末的时候，村里仅有一条泥土公路通往县城，然而有九成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不少村子沦为了“空心村”。并且，由于知识水平低，外出务工也大多只能以干力气活为主。2005年，也就是我出生的前两年，村里的人均年收入只有1431元，甚至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与贫穷的村寨相对应的，却是我们富饶的文化。我们村的村民多属于苗族内部的“长裙苗”，传说是蚩尤的后裔。西江村由8个自然村寨组成，留存着上千栋木质吊脚楼，壮观极了。还有绚烂多彩的苗族服饰，热闹纷繁的“苗年节”，欢乐多姿的芦笙舞……无数非遗文化汇聚在这里，像是“活化石”一般传承至今，文化学者余秋雨也曾留下过“看西江而知天下苗寨”的感叹。
就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乡亲们都在守着美景过穷日子。父亲回忆起那段时间，总感叹道：“当时很少有游客进来参观，即便是有几个，进屋一看到处都破破烂烂的，也待不下来。”是啊，那时候的村民们生活都是问题，哪还有多余的钱去修缮民族特色的老屋呢？再加上苗寨位置偏路难走，我们的民族文化遭遇着保护与传承的危机。
幸运的是，家乡腾飞的转折点很快到来了。乘着旅游业发展的春风，当地政府投入了上亿资金给我们西江苗寨做建设，还约定好以门票收入的18%作为“民族文化奖励经费”发放给村民。在政策的积极带动下，西江千户苗寨飞速发展起来，苗族特色建筑得到修缮，旅游的配套设施也日渐齐全。
不过，在商业化的同时，我的家乡西江苗寨也从来没有忘记对于文化的保护。随着旅游业兴起，西江苗寨制定了《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民族文化保护评级奖励（暂行）办法》，确定了“景区集中管理，家庭分散保护”的机制，这一举措不仅让村民们在旅游业中受益，更是在引导他们参加到民族文化保护中来。
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西江苗族博物馆也建了起来，包含了藏品2000余件，价值1000多万元，展示了普通农舍、古代居所、武士之家、服饰掠影、绣女之家、匠人居室、巫师小屋等等，让苗族文化生动地呈现给每个游客。除了博物馆，我们村还打造出古歌堂、鼓藏堂、银饰坊等20多个苗族文化点，村民们也自办了40多所家庭博物馆，既满足了游客的喜好和需要，也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看着家乡一点一滴的变化，身为大学生的我，也从未忘记改造家乡、回馈家乡的使命。去年春节，一场由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20多所省内外高校的60多名西江苗寨大学生，与西江景区公司管理者、综合执法局监管者以及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研究学者聚在一起，围绕西江苗寨面临问题与挑战、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西江苗寨的形象管理、大学生创新创业等话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作为西江苗寨走出来的大学生，我也参与其中。
我和同学们都认为，国内旅游市场不断变化，旅游开发也在不断扩大，对于家乡这样厚重古朴的民族村落，对其的保护和传承始终是丢不得的。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毕业后也要不忘记家乡的文化，努力学习传统歌舞和技艺，更好地为家乡服务。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在外求学习到的本领用起来，对西江苗族文化做出梳理和记录，减少宣传中的错误，提高家乡的知名度。
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激烈讨论中，在一次次见证家乡飞速变化的目光里，我深刻地感受到，我对家乡的热爱和认同，从没有因为商业开发而减少，反而与日俱增、历久弥坚。的确，像云南丽江等地一样，我们西江苗寨的商业化遭到过不少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商业化和原生态是完全冲突的。不过，我却觉得，正是有了旅游开发，西江苗寨才摆脱了贫穷，我们西江青年学子才能安心地去读大学，在习得一身本领之后，再来反哺家乡，发展家乡。
此后求学的日子里，我也总是把千户苗寨和苗族文化挂在嘴边，也从未忘却服务家乡奉献家乡的理想。我清楚地知道，发展中的苗寨既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空荡荡的博物馆，民族文化不能关起门来搞保护，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为我们苗族文化保护提供了资金支持，更让文化的传承有了持久生命力。苗族文化的灵魂是丢不得的，而我们对家乡的爱，也从未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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