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昌五年河徙

——为什么说是一次被误解的河事大变

清康熙年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胡渭编著了一本《禹贡锥指》。他通过分析历史上黄河的一千六百多次改道，提出了黄河五大徙之说，为后来的人们所推崇。五次大的改道分别是在春秋中叶、王莽始建国三年、仁宗庆历八年、金章宗明昌五年、明弘治七年。岑仲勉认为，五大徙之所多有谬误，今人不该仍用其说，就明昌五年河徙，岑仲勉通过爬梳史料证明，这次河徙算不上河事大变。

明昌五年河决阳武，《金史·河 渠志》只有“灌封丘而东”一句，流向哪方面去？没有明文， 而《锥指》四〇下却描写得很详细：

是岁河徙，自阳武而东，历延津、封丘、长垣、兰阳、东明、曹州、濮州、郓城、范县诸州县界中，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东平历东阿、平阴、长清、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武定、青城、滨州、濮台至利津县入海者是也（详见导沇入海下）。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会通河自东平历汶上、嘉祥、济宁合泗水至清河县入淮者是也（详见徐州贡道下）。河汇梁山泺，分二派入南、北清河，自宋熙宁十年始；寻经塞治，至是复行其道,而汲、胙之流遂绝。

分入南、北清河的决定，不外两项根据：（甲）项即，金吉甫云，河至绍熙甲寅，南连大野，并行泗水，以入于淮，于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济水故道。南清河并泗入淮，今淮安之西二十里对岸清河口是也。

绍熙甲寅相当于明昌五年，金履祥的原文，我未检得，由《锥指》的引文来看，金氏说河水行泗入淮，是很明白的。据《元和志》五，“大野泽一名巨野，在（巨野）县东五里”，唐的巨野县在今巨野县南，我以为河水流入巨野后，即从金乡方面折入原日水道，直下徐州，《河渠志》特著“灌封丘而东”一句，实意味着河道远离汲、胙。至“于是有南、北清河之分”一句，金氏的原意，是否说决河的一支折北入梁山泊而行北清河，绝不明了（梁山泊在巨野县之北），因为北清河是原有的。

胡氏的（乙）项根据是：朱子《语录》又一条云：因看刘枢家《中原图》，黄河却自西南贯梁山泊，迤逦入淮来，神宗时河北流，故金人盛，今却南来，其势亦衰，谓此事也（时朱子年六十五）。

考《金史》一〇五，刘枢死于大定四年（一一六四年），河入梁山泊在大定六年，朱熹所见的图，当是枢的后人所绘。但熹六十五岁时，即明昌五年，而明昌五年的河决，迟在八月，即使枢家能马上查出新决的河道，绘制成图（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也来不及于同年之内，传到南宋给朱熹看见。换句话说，熹所见的图是表示明昌五年河未决阳武以前某一个时期的水道，《语录》的话完全不能作为明昌五年河水决入梁山泊的凭证。胡渭忽略了历史的时间性，所以引据错误，由这个错误，再进而误会明昌五年的决道跟宋熙宁十年的决道一样。就算把这一层放过，胡氏也有自己大相矛盾的地方，他在《锥指》四二曾引过顾炎武《日知录》一节如下：

《金史·食货志》，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遣使安置屯田，自此以后，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为昔日之川浸矣。

《食货志》记梁山泊淤淀，是大定二十一年的事，顾氏之意，以为此后都变成耕地。如果明昌五年河水再度冲入泊里去，则胡氏不应接受顾氏的论定，最少也要加以补充或说明，这是胡氏自己不相照应的地方。又《锥指》四二下所说：

先是，都水监丞田栎言黄河利害云，前代每遇古堤南决，多经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数道，河水流其中者长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济水故道，可容二三分而已，因欲于北岸墙村决河入梁山泺故道，依旧作两清河分流，未及行而八月河决，竟如其言。盖是时决势已成，栎欲因而利导之，故为此议。

亦似因明昌五年正月田栎的提议而影响到他的臆定。但我们须知朱子《语录》的“近来北流”（见前引《锥指》），只是指田栎所说“今河水趋北，啮长堤而流者十余处”那一件事，跟明昌五年八月的河决毫无关系。

明昌五年闰十月，参知政事马琪视察河防后回来奏称：“孟阳河堤及汴堤已填筑补修，水不能犯，汴城自今河势趋北，来岁春首拟于中道疏决，以解南、北两岸之危。”我初阅《河渠志》这一段的时候，以为“河势趋北”，即是说黄河，仍向旧有的北清河流去；及后细味前后文义，始知“北”字系对汴城（开封府）附近而说，“趋北”即“卧北”，马琪的话，是说汴城附近的黄河，现在水势偏靠北岸流驶，待到春初水落，再把当中的河床挖深，使河水循着中线流去，南、北两岸便可比较安稳的意思。跟田栎“河水趋北”的话文面很相近，意义却迥然不同。也就是说，跟整个黄河之南流或北流并不相关。复次，《金史》二五“卫州胙城县”称：“本隶南京，海陵时割隶滑州，泰和七年（一二〇七年）复隶南京，八年，以限河来属。”胙城今延津县北（或作东）三十五里。又《金史》二六“开州长垣县”称：“本隶南京，泰和八年，以限河不便来属。”限河的意义，就是说胙城、长垣两县已撇在河北，不便再归黄河南边的南京来管辖。这都是明昌五年（一一九四年）以后的事，可见得黄河正流，在明昌五年后，已徙出胙城、长垣的南边。又《金史》二五称，归德府楚丘县，“国初隶曹州，海陵后来属，兴定元年以限河不便，改隶单州”，又单州砀山县，“兴定元年以限河不便，改隶归德府”。楚丘今曹县东南，单州今单县，砀山今砀山县东。限河的意义，就是曹县的东南已撇在黄河的北边，所以划归单州管辖。砀山撇在黄河的南边，所以划归归德管辖。从这两条史料，又见得明昌五年以后，黄河通过曹县的南边，砀山的北边。

再看《河渠志》，贞佑四年（一二一六年），“延州刺史温撒可喜言，近世河离故道，自卫东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为狭。臣窃见新乡县西，河水可决使东北，其南有旧堤，水不能溢，行五十余里，与清河合”。尚书省宰臣覆奏又说：“河流东南，旧矣。”那时候上隔大定八年，差不多五十年，尚书省所以说“旧”；河从卫州的汲、胙南移，约二十年，温撒可喜所以说“近世”。

现在只有一条最可疑的史料，即是《山东通志》说：“明昌五年河犯武城堤。明年，诏凿新河，修石岸十四里有奇以塞之。”按《金史》二六《地理志》，恩州有武城县、武城镇，即现在的武城县。《山东通志》收入这一条，显然认为是山东的武城。但这个武城远在临清的东北，不单止我所考证当日的河流趋势，不会冲到那里，即使胡渭的考证，也一样不会冲到那里。河流当真冲到“山东的武城”，灾区必然很广，为甚么没有别的消息传下？我经过一番思索，以为可有两种解释：（一）金代滑州白马县有武城镇（《金史》二五），即浚滑都巡河官辖下的武城埽所在（《金史》二七），黄河冲封丘，剩水很容易侵入紧靠北边的滑县。（二）《金鉴》一六三引阎咏《看河纪程》：“金明昌五年，河犯武城堤，泛至金山；明年，诏凿新河，在今新乡县南，复经于胙。”按曹济都巡河官所辖有定陶、金山等埽（《金史》二七），如果“泛至金山”系指金山埽，则“武城堤”可能是“成武堤”的错字和颠倒（参看下文第十二节注五六及八〇），因为金代单州的成武县恰靠在定陶的东南。唯是，从胙城的联系来看，似乎（一）的“武城埽”更合。同时，我们也须记取阎咏那本著作不是没有错误的。总之，无论如何，假使（一）解为合，则事属河南，《山东通志》犯了绝对的错误；又假使（二）解为合，则事属成武县，《山东通志》也犯了相对的错误。

《清一统志》“陈州府”条称，“金明昌五年河决阳武，由太康迳州东南至颍州”，不知有甚么根据，也许是一时的漫水吧。总结以上的研究，关于明昌五年的河道，我们对《锥指》的解释，应作两项重要修正：

（1）从汲、胙南移，自阳武直流向封丘，出长垣、曹县之南，商丘（？）、砀山之北，经丰、沛、萧面向徐、邳，下游大致仍和大定十九年以后相同。《明史》八三说：“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因为北流之绝并不始自明昌，它的话虽然有点不对，但全河入淮是真，可见胡氏认为东注梁山泺，分流入北清河，绝对未获得丝毫可靠的信据。在黄河史里面，像远离汲、胙同样的变迁，数不胜数，明昌五年那一次河决，实不能说是大变；所因早在大定二十年（一一八〇年），宋代的“北流”已经断绝，大定中也堙漫了封丘（《元史》五九，也许即二十年决延津时所波及），明昌五年的河决，不过黄河中段逐渐南移之一个过程，采取较直和较捷的道路（从阳武经汲、胙至曹、单，是较湾较缓的道路）（2）黄河离开浚、滑，大致来说，是比离开汲、胙为较早，但从绝对的离开来讲，又可说是同时的事。

假如《看水纪程》所说，明昌六年（一一九五年）在新乡南开了一条新河，因之黄河仍通胙城是当真的话，那末，明昌五年还不能看作黄河离开胙城的断限。但从黄河整个大势来看，水已逐渐南行（正大年间胙城还有河患），这些小点可不必再行讨论。现在我们根于前项的修正，便见得《锥指》四〇下所说“自仁宗庆历八年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实宋光宗之绍熙五年，而河决阳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岁”，完全未将各种史料详细分析，那是胡氏一个大大的疏略。

本文选自《黄河变迁史》（岑仲勉 著，华章同人 | 重庆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