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他们队伍扩充到近百人，战斗实力有了，而这些人要做什么，成了他们四个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很快，他们决定介入毒品买卖。
一
2017年的冬季，快到圣诞节，我从曼相的满盘先是骑马后又搭车，翻山越岭用二十六个小时到了邦康。
大巴终于在邦康的城边上停下，车门外立即聚了一群人喊着“过河，过河，60元”。
这些人是拉客的，他们会把想去中国又没有合法手续的人偷渡过去。冬季是旱季，河水窄而浅，一分钟不用就过去了。
过了河就是云南孟啊口岸，在孟连县境内，然后乘大巴二十多个小时就到了昆明。
邦康是缅甸禅邦第二特区佤邦的首府，这座很有名的城市不大，也就像中国一个普通的县城，它有合法的赌场及情色产业，还有巨大的教堂。这种奇怪的景象在邦康共融，人们各自去他需要的地方。
紧挨着国境线这边的邦康，城里的居民大部分来自中国，几乎所有的商业、企业以及赌场和情色产业的经营者都是中国人。
这天，我恰好走在邦康最热闹的地方，这里的几条街全是酒店和卖各种东西的店铺，很像温州义乌最初的小商品市场。在熙攘的人流中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下，抬头就看到前边有一座五层楼高的教堂。
教堂的偏门处是一个很宽敞又肃穆的休息室，当我走进去时，看到一位衣着讲究的男人坐在沙发上，他的两边各坐着一位中年妇女。
我坐下后把腰上的佩刀挪到身前，呼了口气，心想上帝不会怪我吧。我穿的衣裳很旧又有灰尘，确实不适合在这里久待。休息了十分钟，我把双肩包背上正要走，斜对面的那个男人向我招手说：“请留步”。
他说的是中国话，随即用手拍着沙发说：“请先生到这边坐”。
男人像是有七十岁的样子，但目光犀利与倦意中又透露着几缕杀气。他语气温和地说：“您别在意我失礼，因为您像我熟悉的一些人”。
我在缅北极少遇到如此礼貌的人。
“我从中国来，在佤邦做一些短期的工作”。
对眼前这个富人样的男人我也没在意。在这个战火平息二十年的地方，说着中国各地口音的人在这里捞金，已经引不起我的好奇心。
老头盯着我说：“你胳膊上的刀痕，比我身上的还多。但你看着不是一个喜欢打架的人。”
我说我喜欢打架，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我问他住在佤邦？他点头肯定。我表示要告辞，还要去办些事。
他急忙伸手拉住我的手腕说：“别走，我们说会儿话，无论你干什么，我都会派人送你去。”他的手劲显然跟他的年龄不相符。
就这样，我坐进了他停在教堂外的车。
二
在车里，老头正式自我介绍。他说自已叫陈永祥。他身边的两个妇人都是他的老婆，而且补充道，“她们只是我几个老婆中的两个”。
车在邦康城里绕了一圈，驶入邦康最大的赌场，也是我最厌恶的地方。老头说他在赌场常年订有房间，有时就过来住一阵儿。
他带我走进他的客房，请我在高背椅上坐下，两个妇人示意侍应生服务。陈永祥扬了下手，让她们离开，开车的司机则坐在另一头，目光紧盯着侍应生，他应该还充当着保镖。看他胳膊抱在胸前的样子，我想司机戴着快枪套。
桌上摆满了酒，陈永祥示意我随便。
突然，陈永祥倾身向前看着我说：“我无意冒犯，实在想问你的经历。”他又手指着楼下的大厅说：“你一定和这里其他的人不一样”。
我索性告诉他，我出生在内蒙古，成长于文革乱世，中学时被吸引到一群人中，并接受了秘密军事训练，又在监狱中混了很多年。
我指着自己的右脚告诉他：“入狱后，脚背上的五根骨头断了四根，成了瘸子。”
奇怪的是，我还没有变成一个混蛋，在这十年仍假装正经地帮助穷人；在四川大凉山扶贫支教几年，现在又跑到缅甸来做志愿者。
我还告诉他，在最近十年中，我骑着自行车独行几万公里，去观察了解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在翻越秦岭后就无惧死亡、视死如归了。
他看着我胳膊上的几十道伤痕，伸手轻轻触碰说：“这条是刀砍的，这条是划伤，这个口子是刺伤，这些是没有及时处理发炎导致的。”
我笑了，看着陈永祥说：“不用猜，你身上也有不少伤痕，而且是枪伤。”他把身体向后一靠，说：“我是身心俱伤”。
说着，陈永祥示意司机，男人立即走过来，从腋下的快枪套中拔出枪递给他。他看着我，手里的枪在几秒钟后即被拆散，扔到了桌上。
我想，老头是要开始讲他自己的故事了。
三
陈永祥的语气有一丝伤感：“枪是杀人的武器，现在它就是废物”。
我说：“你曾经是用枪的人，对吧？”
他从桌上拿起拆掉的枪管看了看。“我是在北京出生的，在海军大院长大，穿军装、戴军帽，再加一双将校靴，就是我们那帮人的荣耀。”
五十年前的陈永祥刚高中毕业，像那时候北京的所有年轻人一样，处于激昂中，一旦找到某个朦胧的出口，就不顾一切地冲进去。
而像他们到越南的还有不少人，其中插队在广西、云南的知青更多。当这群人被北越胡志明的军队接收后，分在了同一个团的各个营里。
在他们穿上军装、背上枪支弹药，脑子里满是兴奋。然而他实际上就真枪实弹地打了一仗，还是和南越的军队打的，并未和美军对碰过。
原因是陈永祥所在的连在伏击南越的车队时，一梭子弹还没打完，他就中枪了。
当时他吓蒙了，血从肚子涌出，没人注意到他，直到两个小时后，连队要撤时，有人发现他还活着，才用帆布一裹担走了。
因为负伤，他被留了下来，在山里一个隐蔽的村庄里进行治疗。
陈永祥说：“就打了五分钟，也就打了十几发子弹就完了。”
在村庄里治疗时，每天来给陈永祥换药的是一个叫阿贞的年轻女民兵。他就像爱一个姐姐那样，依赖着这个清秀的北越姑娘。伤口痊瘉后，陈永祥也被留在这个隐密的村庄，开始像阿贞她们一样照顾被送到这里的伤员，同时还要负责从中国运送过来的药品收发。
由于美军对中国和苏联援越的战争物资封锁得越来越严，中国工兵在北越山区密林中开僻的胡志明小道经常受到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在一个安静的早晨，路过村庄上空的美军飞机向空地扔了几颗炸弹，正在提水准备洗涤伤员衣裳的阿贞，不幸死在了那场轰炸中。
陈永祥顿了顿，说：“袭击过去后，我们只找到阿贞散落的肢体，从那刻起，我整个人就像是成了一个疯子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阿贞死去的那一阵，陈永祥说他总是能到处看见爱人的身影，于是他一刻不停地在村庄和村林里跑来跑去地寻找她。医疗队的队长命人把他关进屋子里不许出去，他又将竹制的屋子撞破，继续漫山遍野地寻找阿贞，直到队长把他捆绑起来，并往他的胳膊里注射了镇静剂。
两个月后，美军飞机又一次扔炸弹时，陈永祥刹时清醒了：爱人已经死了，他要活着。
老头对我讲述这一切时，语气平静，我不忍再细问。于是我岔开话题，问陈永祥：“越战之后，你没回北京？”
“北越胜利后准备向南方打，所有的部队都在暂时休整，我所在的卫生队已扩充为一个师的医院，就扎驻在靠缅甸和南越的边界上。”
四
他说起曾经的朋友，和他一块从北京出来的十几个年轻人，进入北越后迅速进入战斗部队，不久便分散到各处再无音信。在北越部队等待向南方大举进攻时，老天爷竟安排十几个人中的一半陆续到了陈永祥的师医院疗伤。
隔了几年意外相见的七个人，竟一时没有认出彼此，还是陈永祥在看新收伤员的名单时，发现名字竟如此熟悉。他没按捺住激动，冲入病房时，照着名单上的名字狂喊起来。
眼前缠着绷带的老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冲到一起拥抱着、嘶喊着。
也是在这时，陈永祥发现，一旁观看的北越伤兵中，有一双眼睛沉默地看着他们。陈永祥与那双眼睛对视几秒，大叫了一声“张卫东！”
张卫东是他们曾经班上的班长。让他们下定决心去北越打美军的，正是他。
老头沉默一会儿，说：“他的一条腿没了。”
当人们发现张卫东时，所有人都沉默了，这种沉默一直延续到一个月后。
张卫东说他听到一些传言，说北京不希望北越的部队进攻南方，但北越的上层已做出进攻的计划。他紧盯着同学们说，“你们该离开这个无休止的战场，赶紧走，随便去哪里都行。”
多年在战争中的经历，使他们有了判断复杂事情的能力，也听懂了张卫东的暗示。
他们决定走，方向是泰国。
当大家准备好一切必须的物资及抬张卫东的担架后，在即将行动的半夜，却听到一声枪响。人们冲进屋一看，张卫东自杀了。
剩下的六人，丢下担架，继续启程。
一个月后，他们进入了老挝。
然而，六个人却在几天后，遇上了老挝民兵。
“我们穿的都是北越军服，语言又不通，当时还处于战争状态，对方把我们包围后不相信我们编的说辞。万一扣留，后果难以想象。”
六个人很清楚当时面临的危险，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后突然向对方开火，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烟雾，紧接着一齐向密林中奔去。
退到山顶后，有人发现少了刘军。
在北越打过仗的人都清楚，开了第一枪就没有了退路。落在最后边的人会留下打阻击以让其他人逃脱。刘军就是留下来的那个人。
剩下的五个人，只能向西边走，西边是缅甸，退到那里相对容易。
五
逃到缅甸后，活着的五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国家中很茫然，经过几个昼夜的观察和讨论，他们决定先向中国边境靠拢，目标是果敢。
五个人在北越参战的经历，受到占据着果敢民地武装同盟军的认可，在他们参加了当地的几次伏击战后，分别被任命为连长和排长。
陈永祥笑了笑说：“所谓的同盟军实际就是个杂牌队伍，人员复杂，拉帮结派严重。过了一年后，我们就感到果敢也不是久留之地。”
而促使他们最终离开果敢，是周海军之死。
周海军原是和陈永祥在同一部队大院长大，他有四个姐姐，在家中受宠万分。当初，他们一帮人暗中决定南下越南时，都不同意让周海军入伙，说他细胳膊细腿，长得又细皮嫩肉，最终还是陈永祥说服了班长带上他。
周海军到北越后，经过几年丛林作战就变了个人，不仅凶悍而且思考周密。他们加入同盟军后，升为连长的周海军屡打胜仗，成为同盟军的骨干，但也受到其他人的排挤。
在一次战斗中，周海军被人打了黑枪。
剩下的人决定走，但有件事让他们犹豫：
果敢紧靠着中国云南，一个晚上的行军就可以回到祖国。回不回去？陈永祥表示他不想回去，为“北越战”死了那么多同学，又为了“逃生”牺牲了最亲密的兄弟，能回去吗？
其他三个人都点头同意。
于是，他们拉了两个排的人趁夜离开果敢，经景栋向南，最后到了金三角。
当他们一群人在“金三角”安顿下来后，打仗并不是面临的首要问题，吃饭及弹药补给更为迫切。在初期，四个人彼此没有分工，统一意见后，让比他们高一届的王爱国担任队长。
接着，他们袭击了几股零散的山匪团伙，不杀人，只要钱和武器。
几个月后，队伍扩充到近百人，战斗实力有了，而这些人要做什么，成了他们四个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很快，他们决定介入毒品买卖。
我问陈永祥：“你们就这样放弃当初的想法，去为毒品打仗吗？”
“如果你总是在死人堆里，眼看着生死与共的兄弟一个个死去，你怎么还能有其他的想法？”这个问题，让我无言以对。
介入争夺毒品生意后，经过数次偷袭、抢夺和谈判，他们控制了一片罂粟种植区以及几条贩卖鸦片的渠道；不仅完成对罂粟的收购、加工、销售，还向其它人提供保护并收税。
这四个人，在湄公河边上扎驻下来后的二十几年，变成了毒枭。
到了1995年，北佤联军彻底控制了南佤，开始全面禁种罂粟。
四个人找了张中国版的最新地图，做了若干个标记，最后决定去萨尔温江畔靠近当阳的地方。那里有两条河，如果遇到变故可任选一条河溜走：船比汽车可靠，不容易被伏击。而且那里宁静、气候适宜，山上基本是橡胶林，有橡胶林的地方就会有稳定的土著居民。
“实际上，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那里没有被缅军和佤军控制，这极为重要，往往导致一个地方不安宁的因素是政府。”陈永祥对我说。
我和陈的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
这个晚上，我住进陈永祥给我安排的豪华套房里，老头在临道别时告诉我想要什么随便。我摆摆手说，明天还要赶路，就此和他道别。
六
没想到，我与他还会有第二次见面。
2018年5月中旬，是缅甸的泼水节。
节日第一天的清晨，我备好两匹马背上枪外加两枚手雷出了营区，来到二百公里外的萨尔温江畔那尼——陈永祥的庄园就建在那里。
头天晚上，我告诉了陈永祥我的行程，他要派车来接我，被我婉拒了。
当我半骑半走了八十公里，到了地图上标示的大青树驿站，牵马走进唯一的酒店住宿时，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黑色的越野车。两个彪悍向我走来，他们极有礼貌地问了我的姓名后，告诉我他俩是老板派来接我的。
大约三个小时的车程后，我见到了陈永祥。
他安排我先休息。等我睡了一觉后，被请到餐厅吃午饭。陈永祥指着三个老者依次介绍说：这三个人就是王爱国、郭小钢和唐广州。
我向四位长者致敬，王爱国一摆手：“别，四个毒贩有什么可敬的。”
四个人向餐桌走过去时，我注意到王爱国的腰有些僵硬并侧弯，唐广州柱着拐杖走路、一条腿拖着，郭小钢一开始就没说话，眼神有些茫然。陈永祥解释说，郭小钢被炮弹震伤过，这几年常犯糊涂，过一阵又正常了。
席间，我冒昧地问：“你们没想过回北京？”
沉默了一会儿，王爱国问我：“你为什么离开北京到这里？"
我突然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聊，活到这个年纪，黄土埋了半截的人，离故乡已经很远。
陈永祥告诉我，他们在山后有十万亩橡胶林，十几个村寨的村民在那儿工作，庄稼、果树和橡胶，足以让这里的人过上平安的日子。
唐广州眯着眼眺望远方说：“这都是我们干的。打仗、逃亡、贩毒。结果就是这样。”
那顿饭，我不知吃了什么，约莫估计，吃掉了我管理的儿童庇护营五年的饭钱。
第二天，我要回儿童庇护营，在我将要跨入接我来的那辆黑色越野车时，陈永祥突然想起什么说：“等等，你还有个地方没有去！”
四个人带着我走向一片松树林。
眼前的情景，让我有些恍惚，阳光从松林树冠的间隙穿透，给树林染了一层金色，鲜花环绕在松林的内侧，花环的中心是十几座坟墓。
在这片墓的中间，刻着很多人的名字，还有一些墓碑没有名字。
那些都是他们四个人昔日的同学，没有名字的，是至今下落不明的人。
在墓群另一侧，还有四座墓，刻着陈永祥、王爱国、郭小钢、唐广州。王爱国说，我们早晚都要死在这里，只是提前把墓准备好了。
作者｜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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