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勇岱淌过了一条时间的河。做演员四十几年，他吞咽着剧本上的方块铅字，一次次保持对角色的介入和抽离。

窗外是摇摇晃晃的风，吹过麦田，吹过岁月，从南到北，也从冬到夏。面前大江大涌，他只想细水长流。

在《人世间》的徐徐画卷里，父亲周志刚是一个鲜活的人物。丁勇岱演出了新中国第一代技术工人敦厚、温良的形象，小说作者梁晓声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觉得他是从那个时代中走出来的。在《琅琊榜》之后，丁勇岱再一次展现扎实深厚的表演功力，让人惊叹老戏骨的无穷魅力。

从艺四十多年，丁勇岱一入行就出演重要角色，主演的电视剧《天路》获得了飞天奖，电影《白山黑水》获得长春电影制片厂“小百花”特别奖；《末路》中杀人不眨眼的白宝山，至今都是他令人津津乐道的角色。近几年的作品中，他是《突围》里说着阿弥陀佛的奸商，是《安家》中的饲料大王林茂根，在《欢乐颂》中是安迪的爸爸。

多变的人物形象背后，是他几十年人生经验的积累，对表演行业的热爱和精进。在很多角色里，他都能找到和自身生活的相似之处。在《人世间》中，他饰演的周志刚和自己的父亲颇有相似之处，自身成长经历也让他更理解儿子周秉昆。借由故事背景，丁勇岱慢慢地讲述人生，讲起过往的生活经历。

我和父亲

年幼的时候，我不太了解自己的父亲。

我的很多经历和《人世间》的周秉昆相似。我父亲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在全国的冶金战线奋战，经常出差，我从小更多的是跟着母亲长大。我那时候很爱玩，现在想起来，我没有周秉昆那么成熟，那么踏实，天天疯玩疯跑。父亲的工作实际上很艰苦，但是只要他一走，我简直高兴坏了，我自由了。

我家在包头钢铁大街32号街坊，五几年的建筑，为什么到今天都没拆呢，因为它是苏式风格的，现在是历史保护建筑。那片的小孩每家的情况很相似，父母都是双职工，我们虽然年纪小，但是相处真诚，有一种江湖气的仗义。我在里面是年纪小的，在里面也受气，但也被他们保护。

其实那时没什么玩的，我们一群小孩在一起踢足球、打鸟，到处去跑，到厂区里玩。发电厂有一个水塔，我们在下边游泳，被民兵抓到了，一群人穿着短裤站门口罚站，工人出来进去的，我们就在那儿晒着。后来看了《阳光灿烂的日子》，虽然不太一样，但多少也有我们生活的影子。

我当时看了一个阿尔巴尼亚电影叫《宁死不屈》，里面的德国鬼子头戴钢盔。我家有个小锅，煮牛奶的，我就把锅扎成一个头盔，当帽子戴头上，跟他们玩打仗。我爸回来了，在我脑袋后边一拍这锅，我回头一看，把锅扔下就跑。那时候只要父亲一回来，又查我的学习，又找班主任谈，我就觉得失去很多自由。

我是家里的长子，妹妹比我小两三岁，但她比我更懂事，那时候没有洗衣机，衣服都是她洗。有一天中午放学回来，我妹妹负责做饭，我负责生火，平常炉子一捅就着，那天怎么也不着，我拿汽油瓶往炉子里倒一点，哗啦啦撒了一地。手上也着了，屋子也着了，我一顿扑灭。下午一上学，老师同学全吓一跳，说你干嘛去了？你这头发和眉毛全烧没了。现在想想，都是后怕的事。

我的老师

我妈妈的同事经常跟她说：“庄老师，你这两个孩子啊，就女儿爱学习，你儿子一天到晚就是野孩子。”我有段时间有逆反心理，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已经开始表演了。上课的时候老师一看我，我就假装看窗外，老师走到跟前拍桌子，“嘿嘿，叫你呢！”我就故意，“啊？什么？”老师说：“你装什么傻！”我就有点故意的捣乱。

但那个时候碰到了几位特别有意思的老师，对我从事表演行业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都是北京来的知青，到边疆插队，又调到包头来当中学教师。如今想来，他们跟周秉昆是一辈儿的，就是1952年那一茬人。也就是20多岁，比我们大不了几岁，都很年轻，但确实都挺有本事的。

有个女老师教画画，叫张海燕。在学校一碰到我就说：“到我办公室来。”这老师很有亲和力，他一叫我去，我就坐两个小时让她画。她一边画一边聊天，问我妈妈身体好不好，我就觉得学校里还有这么温暖的地方。有时候画好了会给我一张，我指着另一张说那个画得好，她说等哪天再给我画。她就是这样，有点像小孩的一个老师。

那时候每个学校都有宣传队，有个老师叫徐景云，对我影响也很大。她看我每天瞎玩瞎闹，有一天突然叫我，让我帮她们跳个舞。我喜欢踢足球，哪儿会跳舞呀，她就找了两个宣传队的女生教我跳新疆舞，演一个新疆小老头儿。在全校汇演上，我一顿比划一顿演，反响很好，就这样我开始参加学校的文艺汇演。

也是徐老师让我想起来，刚上小学时，我有过一段类似的快乐时光。那时家里常来客人，一来就让我和妹妹表演节目。家里有个大门帘，我一拉帘子出来给他们报幕，和妹妹边唱边跳。一到夏天，我去外面捡碎玻璃，拿毛笔在上边画画，用手电筒一照就成了幻灯，我给配上解说词，全楼的大人小孩都来看。

中学后这些事都没有了，我曾一度很失落，加入文艺队后，我又找到了快乐。当地有一个包头歌剧团要演《海岛女民兵》，缺一个小男孩，到学校来挑人。有一天我在操场上踢球，来了几辆吉普车，下来几个穿军大衣的人看。我还以为是体校选拔运动员，没当一回事。过两天人家又来了，还把我叫到办公室，我这才知道，那天看我踢球的是歌剧团的导演。就这样我被他们选去参加演出，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登上专业的舞台。

筛沙工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出，歌剧团想把我留下来，但被父亲拒绝了。他说我们一家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还是希望我考大学，读工科。我的演出生涯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回到学校心情极差。之前被老师和同学羡慕，现在觉得打回原形，摔了个灰头土脸。我特别能理解周秉昆，他也被父亲无数次打压，失去了信心。

毕业后我坚决要上山下乡，妈妈却给我办了留城，气得我把留城证都撕了。妈妈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去工地当筛沙工人。我那时也才十五六岁，每天早上骑一个多小时自行车到很远的地方筛沙子，晚上再蹬自行车回来。每天三筐沙子，一筐挣一毛钱。这是我第一次迈向社会。

妹妹每天给我的饭盒里装米饭—这在当时叫细粮，还有爸爸从南方带回来的香肠。中午和工人一起吃饭，他们看着我的饭盒说，“你家生活挺好呀，跑这儿筛什么沙子呢？”工人里有很多人是劳改犯，我一开始有点惧怕，也不敢和妈妈说。后来发现他们人都很好的，很仗义，对我也照顾。这段经历对我后来演白宝山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我最终还是离开了工地。那天几十个工人打群架，我在其中劝架，突然一个砖头飞到我脑门上，流了一脸的血。我眉毛上现在还有个疤，就是那时落下的。印象深刻的是，两伙人都不打了，抱起我就往卫生站送，只有一个兽医，看了一眼说得缝针。我小时候挺爱美的，心里老有一个愿望，觉得我将来要干演员的。我血流了那么多，还是说别缝，缝针就留疤了，我将来是要靠脸吃饭的。

晚上工人把我送回家，我爸爸看着来的一群人，穿着大羊皮袄，胡子拉碴的。他们说：“你们家住32街坊，家里也不缺钱，叫孩子干这干嘛？”他们走后，妈妈问我这都是什么人，我如实说了，他们都吓一跳。受伤的这段时间，他们自己也挺困难的，还把家里的鸡杀了给我送来。我跟他们已经有感情了，但妈妈坚决不让我再去筛沙子。

后来我又当了瓦工，现在想想，人生就像一出喜剧，周秉昆干的事我都干过。工厂师傅看我挺有劲儿，让我和泥抹灰。三四个师傅站在脚手架上，他们一敲板儿，我就舀一勺泥给递上去。还学会了勾缝，砖楼盖好了要在砖缝之间抹泥。再后来又跟爸爸去了武汉，直到一个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内蒙古话剧团招生，让我回去考试，我才又回到了内蒙。

闯荡影视

经过一段时间的辅导，我考上了内蒙古话剧团。那时妹妹已经考上大学，学了父亲的专业。爸爸和我说：“这个专业应该你学，那是最理想的，但是你偏偏要考这个，我们家从来没有干这个的，但是既然你选择了，你就好好干。”我妈妈说，“文艺这个东西我们不了解，但我们知道什么是角儿，要演不到角儿，你就不行。”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离开家，从此就像周秉昆说的，“再回来就是暂时的了。”

九十年代初，我一边在单位演话剧，一边接演影视剧。单位没有安排工作时，就带儿子到北京和妻子团聚。有一年空政来了几个导演，给我们排演了一出话剧《天地人》，那对我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改头换面，我接触到很多新的表演方法。临走前他们说：“小丁，你对将来怎么想的？”我说我就想好好演戏。他们说 ：“我们看你挺好的，你应该出去，在影视上有所发展。”

电影确实是我喜欢的。我妈妈爱看电影，每次看电影都带我去。在我当筛沙工人的时候，看了《追捕》和《流浪者》，一下产生了共鸣，把自己的命运跟主角联系到一块。人家看电影开开心心，我在那儿痛哭流涕。在那段浑浑噩噩的日子里，那些英雄主义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那个爱画我的美术老师，每次聊天都说她有一个哥哥，是解放军，在电影《突破乌江》里演了一个小通讯员。我当时觉得太了不起了，能演电影，太伟大了！我妈妈买了很多《大众电影》，我把里边的照片都剪下来，她挺生气。同事跟她说，“没准你儿子将来能当电影演员”。我妈还说：“这可不敢想，不可能。”

我后来去干影视剧，很大程度是为了生活。一个剧团就一台话剧，不能每个人都演，我那时候已经有小孩了，我想着儿子得吃饭，这点儿钱怎么够。我出去干，还能给他买点零食。空政的导演回到北京后，给我推荐的第一个戏是《泰山挑工》。这个还没播，又有导演说在机房看到我的简历，打电话让我去北京面试，陆陆续续演了几个戏，后面就越走越顺了。

命运在自己手里

当时很多电视剧都是两三集的，我演的第一个有跨度的戏是中央电视台的《天路》，李娜唱的《青藏高原》就是这部戏的主题歌。电视剧播出后，我接到一通来自北京的电话，《驼道》的剧组叫我去，说“最好明天早晨就能见到你”。我当时还在呼和浩特，在火车站买了一张站票，穿着短裤背心，用塑料袋装着牙刷毛巾就去了。赶到剧组一敲门，导演制片全都在，人家一看，这疯子是谁？我说我牙没刷，脸没洗，下车就奔这儿，你们叫我10点以前来，我就来了。

之所以没命地奔来，是因为之前有个导演每天晚上给我讲《驼道》，这个故事我都快背下来了，没想到《驼道》正好来找我。剧组给了一摞剧本，让我先住到对门。一进屋，床上有个人坐着，背对着我。听他说话是内蒙口音，我说您贵姓，他说我姓邓，邓九刚。就是《驼道》的作者。他看着我，说了一句话：“我看你能演。”

之后的几天里，我在屋里看剧本，对面每天都有人见组，来的都是知名演员。我穿着一双拖鞋，就一身衣服，在北京呆了一个星期。我心想不能白来，壮着胆子把门敲开，问导演：“你觉得还有必要选吗？”一屋子的人全笑了，我说我来这儿就是因为我能演，你们把我漏掉了，将来是你们遗憾。他们让我先回屋，要商量一下，十分钟后导演过来说 ：“小丁，咱们可就定你了，这宝就压你身上。你要是成了，这片子就成了。”

《人世间》的小说里写过，说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叫“天命”，二是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我觉得第二个“实命”非常重要，尤其是演员这个职业，一个演员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你对人物的认知。我也错失过一些角色，但还是觉得，命运是在自己手里的。

就像我演《末路》的白宝山，根据1997年中国刑侦第一大案改编的，开拍后换过两次男演员了，这时候有人推荐我去。我到了宾馆，坐在大厅中间，对面是公安的领导，他们议论纷纷，觉得我面太善了，对我没有信心。当时心里有一股怒火，我就想，明天演一个给你们看。第二天演完，一群人围着监视器看，当天晚上制片主任就拿着合同来找我。

《末路》之后，我又在管虎执导的《冬至》里演警察。机会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我也在影视行业一路演下来。演了这么多年，原来老师说戏如人生，对这话不太理解，现在越演越觉得真是这样。挺感谢老天爷，让我从事了这个职业，可以走进别人的内心，去感受别人的世界，结合自己的命运，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还挺幸运的。

我在工厂当工人那几年，就跟我爸爸说过，我不会一辈子在工厂干。我爸爸当时很不理解，一个男孩为什么不选择工科，我说我不喜欢。现在我儿子想当导演，一直在国外，我们也都是尊重他的。因为我小时饱尝了想做一件事但家里不让做的愤怒，我现在对他就是你喜欢哪个，你就干。

我的故事要讲起来真的挺长的，一直演到今天，要按退休年龄算，都该退休好几年了。也想过和家人游山玩水，享受一下生活，但是一有好戏拍，心里也痒痒啊，还是喜欢拍戏，喜欢干这行。就像那一年我妈妈对我说的，“这回选了自己喜欢的事，你就努力吧。”那么，我就继续努力吧。

编辑 / 马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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