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 潘家恩：从“哭着维权”到“笑着乡建”|乡建|乡村|南塘|潘家恩

淮河北岸的江淮平原腹地土壤肥沃，气候温润，是我国黄淮海平原的粮食生产大区。这里的南塘村曾经是一个“维权村”，村里合作社是如何从一贫如洗发展到现有资产1000多万，社员通过合作社直接增加收入超过150万元的？

西南大学潘家恩教授在《回嵌乡土》一书中记录了这个村20多年的曲折探索。下面就是这个村的精彩故事。

20世纪末，正是农业税费负担沉重、乡村治理矛盾复杂时期，南塘村民因村干部作风与农户负担重等问题上访反映情况未果，曾4次进京。

1998年，拥有法律专业学历的杨云标，曾在律师事务所学习，为复习备考律师职业资格考试回到了家乡南塘村。作为学法人和懂法人，杨云标成了集体维权的参与者，他应用所学知识，引导大家实事求是地上访反映问题。

2000年10月，经安徽省级领导过问后，查实时任南塘村支两委干部挪用与贪污公款7万余元，村支书、村主任及文书被免职。

这一问题取得突破后，村民通过了《三合农民维权协会章程》，发起成立了维权协会，进一步要求运用法律知识和手段维护农民利益。此后不久，因农民补贴问题，协会组织村民向上反映，使问题得以迅速解决。

维权事件及阶段性的成功，不仅仅给村民带来了持续维权的策略、经验及底气，更催醒了村民建设家园的主体意识。

“以前我们都是等待、依靠、观望，现在我们觉得家乡也是自己的家乡，也需要积极主动投身到家乡的建设当中来。”村民意识到，自己是家乡的主人，要想建设家园，最根本是要靠自己。

维权背后的阴影

然而，随着维权的持续深入，也给村民带来了新的困惑和困境。

一方面是趋于紧张的干群关系，使得要突破为维权而维权的桎梏越发艰难。据杨云标讲述，在维权初期，村民们聚集在阜阳市市政府门前游行示威，人群后面停有二十辆防暴警察的警车，维权过程中一旦出现过激举动，则可能引发沉重的维权代价。

村民们逐渐发现，他们关于对话的要求，很难得到严肃解释和根本性处理，而村民自发成立的维权协会也承受着来自各层面的维稳压力。

另一方面是如何转到建设家园的轨道上。村民对比后发现，同期一起以维权为业的团体和个人，不少都偏离了建设美好家园的初心，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村民们“好好过日子，过好好日子”的要求，没有随着维权之路的成功而被淡忘，而是进一步升级为渴望带头人发挥作用，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实际行动。熟悉政策与法治环境的合作社带头人敏锐地意识到，必须要抓住时机及时转型。

转型与发展

骨干们意识到“首先要把人气聚拢”。随后不久，南塘以村民骨干为基础成立了“老年协会”和“妇女文艺队”，用“唱歌跳舞种有机蔬菜”的方式，开启了具有南塘特色的乡建实践。

2004年，在老年协会、妇女文艺队的基础上，该村筹备成立“南塘兴农合作社”，取代原有的维权协会，实现了历史性转型，标志着由维权开始进入发展经济阶段。

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生效后，7月30日南塘兴农合作社成功注册，成为安徽省登记在册的第一家农民合作社。

此后，南塘兴农合作社按照综合合作组织的方向，不仅自身得到壮大，而且实现了生产建设、环境建设、社会建设“三位一体”的同步发展。

一是融洽干群关系并吸纳外部资源。

合作社重视及时向村、乡两级主动汇报进展和有关活动安排，积极征求意见，争取项目支持。2007年，合作社首次承接政府项目做农业综合开发，承担打井、修路、建桥等工作。2008年，合作社与区农委合作成立“沼气工程队”，为社员建设和维护沼气池，到2013年累计建成了300多座沼气池。近年来，上级政府多次以不同形式在经济和政策上支持该合作社发展。

二是完善治理体系和议事规则，形成稳定的集体核心。

从维权开始到合作社建设，该组织的核心骨干始终未变。他们是村里的一群老人与杨云标，而杨云标是最年轻的一位。其中，曾经历过多次党建历练和组织考验的老人，具有丰富的实践和历史经验，能发育组织、稳定船头；而精力充足、视野开阔、思想活跃且有法律实践经验的杨云标懂管理，能革新理念并引入资源。

这样的组合，成为合作社良好的组织基础，也保障了在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该组织始终能克服困难，稳步发展。

2008年，合作社引入团队开始做村民议事规则，它保证了团队的每个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因为意见不同而产生感情上的隔阂，也不会闹得不可开交。《可操作的民主》一书专门描述了这一“规则下乡”的有趣过程。

目前改造自“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南塘议事十三条”（被戏称为“萝卜白菜”规则）的影响已跃出安徽，走向全国。

近年来，南塘兴农合作社还开展“新乡绅计划”，促进能人返乡和中产下乡，拓宽人才及资金入口，使他们参与社区治理，使得合作社获得持续发展动力。

三是发展经济，完善村社金融体系。

从2004年开始，合作社即组织种子、化肥、农药等统购统销。经销农资工作启动后，合作社发现缺乏初始资金，其经营活动受到制约，于是开始启动资金互助项目。

2005年开始对资金互助实行单独股份制，每股200元。

2006年，资金互助项目与合作社并股。

2009年，相关主管部门来合作社调研，备案了合作社开展存贷款的资金互助业务，规定贷款可针对合作社社员内部发放，之后这项工作一直坚持进行。

2010年资金互助项目有存款近40万元，存款人有200人左右，当年贷款30万元，资金流动性较好，达到除规定储备金外全部贷出水准。

针对乡村的老龄化趋势，合作社在反复尝试基础上，还创新出了老年资金互助项目。项目允许每位老人注入4股资金，每股10000元，给予每股每年分红1000元的优惠。该项目受到老人的欢迎，已经发展到273户。

到2016年，合作社金融资产发展到300多万元，当年为社员提供贷款200多笔，总计900多万元，获息30余万元。

合作社金融活动坚持按规定办事，未出现过呆账坏账。

2017年以来，流动股金进一步扩展到360多万元。

除此之外，2010年合作社成立高粱酒坊，自酿高粱酒，“南塘大曲”品牌经营先是以低于市场（比同类白酒价格低一倍）价格供应社内居民，经质量检验合格后开始在市场上流通，逐步获得市场认可，2016年酒厂利润达到20万元，成为合作社的重要经济来源。

四是发展公共服务。

对于儿童，南塘兴农合作社的工作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华德福幼儿园，关注儿童个体差异，注重身、心均衡发展。

二是刘老石乡村图书馆，由志愿者参与图书馆日常管理，如借书、还书、纪律维持、清洁打理等。

2016年开始，合作社与厦门担当者阅读项目合作，启动“班班有个阅读角”活动，合作社每周都派人到学校组织每班一节课的读书活动，这项活动至今在南塘小学坚持进行。

对于老人，如一年一度的九九重阳节，南塘兴农合作社邀请老人过生日；2012年启动“敬老文化节”，给合作社60岁以上的99位老年人集体过生日。

从2009年开始，合作社还专门启动了“平民追悼会”活动，引导新的村风民俗。对于妇女，合作社主要开展广场舞项目，给乡村妇女和其他村民带来不少愉悦。

合作社也创造岗位，吸纳以妇女为主体的就业。对于普通村民，每年的“大地民谣音乐节”、“南塘好声音”、“广场舞大赛”、纪录片放映节等活动，人气兴旺，获得村民一致好评。

此外，合作社的便民服务中心负责代乡亲们交电费，同时也利用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发布消息，提供各种服务。

经过长期的发展，以南塘兴农合作社为核心搭建的村里的公共服务多种多样：

社区公共空间有乡村图书馆、人间戏台、村民广场、茶馆等；

情感关怀有平民追悼会、敬老文化节等；

社区服务有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儿童中心、便民服务中心等；

多元参与有“新乡绅计划”和爱故乡生活馆等；

历史传承有南塘英雄榜、合作的丰碑等；生态家园有社区食堂、生态农场和高粱酒坊……

当前合作社已经从开始时的一贫如洗，发展到现有资产1000多万，社员通过合作社直接增加收入超过150万元。

潘家恩：《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作者简介

潘家恩

1981年生于福建宁德，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重庆市梁漱溟研究会常务理事、《卢作孚研究》副主编等。自2001年参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实践至今已有二十年，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执行创办人之一，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西南区域统筹。在Cultural Studies、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开放时代》《人民日报》等处发表文章6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乡村建设脉络机制研究”等课题，联合主编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

专家推荐

记得我在2004年对听讲的包括潘家恩在内的支教支农的大学生提出了“沉潜十年”的嘱咐，即“沉潜到民间、底层，沉潜到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历史的深处”；现在，16年过去，潘家恩这一代终于以自觉的研究，对20世纪中国经验做出了自己的总结，发出了独立的声音！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

作为大众广泛参与的当代乡村建设事业，已经是一代人用热血书写的历史。作者当年是高校大学生支农社团负责人，恰逢其时地参与了这完整的二十年，从大学时期的支农骨干到今天的高校教师，其自身经历就是波折起伏的乡建缩影。于是，此书中记述的既是波澜壮阔的百年乡建，更有他亲身经历的酸甜苦辣。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回嵌乡土”是一段我参与且目击的历史，是新乡建一代人的青春热度，也是他（她）们实践与思想的印痕。在知与行之间、在前行与归来之间、在故乡与世界之间，他（她）们践行，他（她）们追寻、他（她）们摸索，他（她）们劳作。这里的文字，只是片刻间沉淀的片段，血犹热。

——戴锦华（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知行关系是中国思想的重要问题。在20世纪的历史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探究产生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命题：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家恩的著作正是沿着这一传统而展开的探索。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自下而上的历史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有没有内在机理？理论与实践存在什么关系？作者从特定角度向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让乡建从“有实无名”走向名副其实，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朴素的一段历史，却承载了中国原理的鲜活生命。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导论：为何说与怎样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