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闻，某地记者到某市采访报道工作，却被无端扣押、暴力执法。
说到异地监督，首先应该提及四大功臣：
一是1998年11月《中国青年报》开办的《冰点时评》专栏，为我国新闻时评异地监督的开端；
二是央视创办的《焦点访谈》栏目；
三是2002年3月4日《南方都市报》推出的《时评版》；
四是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开办的《评论版》。
央视《焦点访谈》栏目以新闻访谈兼有新闻时评的形式，对2001年广西南丹矿难等事件开展新闻时评异地监督。纷纷开辟时评专版，及时深刻地对国内外时事进行品评，是近几年地方报纸的一大特色。
令人难以释怀的是，几乎所有的地方报纸时评都不约而同地拿其他地方发生的新闻说事，重庆说河南，辽宁说广东，河北说山西，山西说上海……文章虽好，但多了便感到很不解渴。
2004年中央某部门下发文件，要求媒体禁止跨地区监督，禁止异地监督。该文件使得作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主要形式的新闻调查报道几乎陷于停顿。这时，只有首都央视和《中国青年报》等几家国家级媒体，允许异地监督。媒体因政策限制，被迫转变舆论监督形式，以新闻时评异地监督形式开展舆论监督。
可以说，新闻时评异地监督已成为我国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并呈现日益勃兴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舆论监督的代名词。
只有首都央视和《中国青年报》等几家国家级媒体，允许异地监督。咱们看看以央视为代表的中央级媒体也确实有些舆论监督的节目，比如《焦点访谈》。
以前常听人说，要是权益受到侵犯就直接打给《焦点访谈》，打那比打纪检之类的还管用。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全国各级政府公然侵犯公民正当权利的事情日益增多，而中央级媒体给予公民监督政府的地方实在有限，何况《焦点访谈》之类的节目越来越不管民间疾苦，经常搞个喜庆祥和的专题报道就能放上个十来天。
近年来，一些地方出了事，进行曝光的或最先曝光的，并不是地方媒体，而是外地媒体，原因是外地的媒体，事发地政府管不着，而正是因为管不着，所以媒体才有了监督的自由。而一些本地媒体所开设的舆论监督节目（栏目）往往只是形式主义而已，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本地媒体需要依靠当地党政部门和利益集团的支持才能赢得自身生存，经济利益促使媒体愿意同权力结成利益共同体，导致事发当地媒体对负面报道“自愿性”“集体失语”。这是新闻时评异地监督勃兴最为重要和最根本性的外部原因。
比如在三鹿事件中，9月17日《烟台晚报》的新闻报道中主动屏蔽了两家被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烟台本地涉及毒奶粉事件的企业。护商都无耻到了这种地步，何况护官呢？指望依靠本地媒体来实现公民对政府强有力的民主监督在现阶段的中国可以说是天方夜谭。
那么这就需要媒体的异地监督了。媒体异地监督就像是司法上的异地审判，出发点就是为了实现公正，尽量减少受到利益体及地方当局的阻拦与控制，最大限度的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虽然就目前而言，媒体异地监督并非如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完美，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媒体异地监督的力量。比如最早揭露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是河南媒体，从而才引发举世哗然的舆论公愤。
新闻出版总署官员称没有规定限制记者异地采访。
在网络“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新闻的传播者”，某些人还用冷兵器时代的思维，岂不怪哉？
《整理撰稿：张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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