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葭管
在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4、50年代，清朝政府称涉及对外事物的事为“夷务”；到了60年代，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日益繁复的对外事务，不仅办理外交、派遣公使，还兼顾对外通商以及主办同文馆和派遣留学生，这时民间就盛行“洋务”一词了。西方经济知识的早期传播者王韬曾就这十年间的变化作了比较后说“几于人人皆言洋务，为始料所不及”。当时一般进步人士多有程度不同的洋务思想，所以“洋务”一词可视作“时务”的同义语，王韬说：“夫洋务即时务”。洋务思想是当时一种思潮。洋务派则是指兴办洋务事业、从事洋务活动的一批封建官僚，其中尤以李鸿章和张之洞两人所办的洋务企业为最多，是两个最大的洋务派别。
筹设银行的言论与活动
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
讲洋务派的金融活动，得先从他们筹设银行的活动谈起。
由于中国自己只有钱庄、票号，没有银行，因此兴办银行的主张可以说是理论引进，是一种洋务思想。在洋务派议论办银行之前，太平天国后期总揽朝纲的军师洪仁玕1859年即提出“兴银行”。第二年，著有《西学东渐记》的容闳向太平天国提出“创立银行制度”。但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太平天国是不可能把办银行的设想变为现实的。
1876年，曾任怡和洋行买办、当时任轮船招商局会办、参与洋务企业经营管理的唐廷枢，首先拟议以股份公司形式筹设一家新式银行。他与福建巡抚、热心洋务的丁日昌一起，设想把这家银行的总行设在广州，在上海、天津、福州、香港设立分行，资本二百万元，分两次招股，为确保主权，“不准西商入股”，并拟定了章程99条。但终以集股不易，计划成为泡影。此后，在1877年，有人“拟在天津设一银行，计本银共30万两”，1882年又有人“欲在上海仿照西法开一大银行”，均未成为事实。
洋务派首脑李鸿章提出拟设官银行的节略是在1885年。他在叙述了办银行的必要的理由之后说：“若由户部及外省委员开设，恐信从者少，资本尤缺，须纠合中外众商之力，着实办理，可期经久”。他是热衷于办银行的，但他认为此事举办匪易，只有依靠洋人，中外合办，才能解决清廷批准和资本来源两大难题。这一想法，隔了二年就见诸于行动。1886年，美国有一个叫米建威的知道李鸿章有开办银行的意图，就通过中国驻美公使张萌桓把一份最新美国银行章程送给李鸿章。第二年初，他来到中国，在天津与李鸿章和协助李鸿章办洋务的周馥、盛宣怀、马建常、马建忠等会晤。由米建威提出、李鸿章认可的华美银行章程，其主要内容有：华美银行共集资本一千万元，分十万股，每股一百元，华股、美股各半，中国应招的股份500万元，如招集不足可以股票向美方抵押，利率3%；由美国人黄腾·派克任总办，驻在美国，另派一美国人任副总办到中国，中国亦派一副总办与之共事；先在天津、上海设立机构，其他各地分行陆续有选择地开设；中国可向该行申请借款，如开办铁路、矿山、纺织、营造等类大工程，应先禀报北洋大臣派人调查订立合约，该行可代为借款，利息从优，但银行得分沾余利；银行可鼓铸金币、银币和发行流通券，但后者不能超过库存白银之半；华美银行为李鸿章提供50万元一年无息贷款，如需另借，在150万元限度内按照美国国债利率从低计息；如银行营业因中国政府赋予特权而赚钱的，一半归中国国家，一半归银行。
1897，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成立
李鸿章对于这样一份章程十分满意，1887年7月23日就予以批准。章程一式两份，由米建威和周馥、盛宣怀、马建忠分别代表美方和中方签字。李鸿章还在批文中写道：“银行为各事之枢纽，该美商拟与华商合股办理，足见公正平允，本大臣无不乐为保护维持。”接着他就派马建常到美国去作具体接洽，并要驻美公使张荫桓与之配合。马建常对此感到踌躇，曾婉转地对李鸿章说，此事恐须事先禀报清廷。但这一次李鸿章却十分大胆地说，我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难道连筹备一家银行的权利也没有，等完全定局后再禀报不迟。马建常抵美这一行动，引起了美国财团的瞩目，有些财团就表示愿意考虑为中国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但这一消息辗转传到清廷，清廷大为震惊，责询李鸿章。李鸿章只好急电马建常停止在美活动，悄然回国。这一米威计划和李鸿章的中美合办银行的愿望未能成为事实，不仅是由于英、德、法各国资本集团的嫉妒，亦复由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守旧的绝对顽固派，视办银行为“奇技淫巧”，会破坏国家的传统乃至动摇国本，予以激烈反对。
十年之后，即1877年，当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助手盛宣怀筹备中国通商银行时，这种统治集团内部倾轧和剧烈反对的情况仍有增无减，这第一家国人自办的银行是几经波折才正式开业的。张之洞、盛宣怀等在银行筹备期间曾经强调：“他族视中国强弱者，以学堂、矿务、铁路、银行为根本，船坚炮利犹其次也。”从这一观点不难看出，办银行是他们办洋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正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尽管它是洋务运动已经宣告破产后，才分娩的遗腹子。
洋务派的其他金融活动
1861年，奕䜣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
在19世纪70和80年代，在中国从事信贷业务的专门机构，主要是从1845年就侵入中国的外国银行和本国的钱庄、票号。从活动范围来说，是三种金融机构同时并存，但从金融势力来看，则是外国在华银行居于主宰地位。洋务派人物对这三种金融机构的联系和关系是众多的。那时他们虽还不能自己办成银行，但他们已经有附股于外国在华银行的活动。马建忠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又一个得力助手，也是曾经参与过上述米建威的华美银行计划的。他投资到英商大东汇通和中华汇理两家银行，并担任前者的上海委员会委员和后者的上海顾问委员会委员。
洋务派对于外国金融势力的仰求，主要是希望取得信贷。李鸿章等所掌握的轮船招商局资金不足，周转困难，于1885年以全局产业为抵押品向汇丰银行借英金30万镑，合银120万两，月息七厘，期限十年。招商局借了这笔款，汇丰银行也就要发挥债权人的监督作用，干预招商局的内部行政事务了。
另一个洋务派首脑左宗棠，他出面向洋商借的六笔“西征借款”合计金额达1,595万两，占西征军需总额的14.9%。这些借款，左宗棠均委托给他的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办洋务能手胡光墉经手。在准备第五笔借款时，左宗棠事先致函胡光墉，嘱其向华商募借，胡光墉为此组织了乾泰公司，但是虽经他做了大量劝募工作，然而要华商出资175万两，华商心里不免疑虑。这时汇丰却请以洋款175万两，附入华股出借，汇丰一参加，华商疑虑消除，华洋双方合成350万两，第五笔“西征借款”，遂告成立。左宗棠高兴之余，还把这个乾泰公司非正式地改称中西合股的乾泰银行。这笔借款，华商承借的一半即175万两，实际具有中国最早发行国内公债的性质，只不过这笔特殊内债是仰仗外国银行的力量才得以发行成功的。
对资产阶级货币学说颇有研究的马建忠，还是最早的引进外资的倡议者，他主张与英、法的公私银行商谈举债，在伦敦、巴黎的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以筹集资本，修建铁路。认为外债“不可行之于军务，必不可不行之于商务。”他总结借外债正确之道三条：“取信之有本”、“告贷之有方”、“偿负之有期”。在距今一个世纪前就已注意到借外债要树立债信、要使用得当和保证清偿能力。
银行的基本功能，一方面是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上面几个事例是从“借入者的集中”方面来看。从“贷出者的集中”方面来看，则是洋务派迫切地需要把他们搜刮来的钱存在金融机构。
张之洞
这一时期洋务派另一金融活动还体现在用新式机器铸造银币方面。这一活动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光绪十三年(1887年）他任两广总督，就奏请用机器试铸银元，名曰“光绪元宝”，每枚重漕平七钱三分，成色为902.7%。银元的一面，镌有光绪元宝字样，系满文、汉文合壁，另一面镌有蟠龙纹，周围是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等字样，并用汉文、英文，以便于进行对外贸易。1894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又在武昌设立银元铸造局，仿照广东式样铸造银币。当时评论者认为这些银元“花纹精细，银色高洁，轻重既准，成色亦足，与外洋各国所铸上等银钱精美无二。”
从上述洋务派人物的成为“借入者”、“贷出者”、附股于外国银行、发行国内公债性质的债票、主张正确引进外资和提倡机器铸造银币等，都表明洋务派各类人物在金融上的种种作为，是与近代金融事业的肇始密切相关的。洋务派虽然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这一根本立场出发，但是他们借鉴、借用外来的东西，把它们变成内在的、实际的东西，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的产生，也促进懂洋务、识时务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成长。但是洋务派办银行，只知从银行自身资本上集中一些社会货币资金和从借外债上取得若干资金，而不知对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特别是吸收零星小额存款，集腋成裘。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说明他们的金融活动的意图，与现代资本主义银行通过信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还相距甚远。可以看出，洋务派的金融活动客观上带有一些资本主义倾向，但不可能通过办现代银行等金融活动的实践而促使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正是由于洋务运动本身的封建性，洋务派所办企业没有生命力，就必然会受到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戊戌维新运动对它的否定和反对。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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