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一天，哈尔滨空军航校教师宿舍楼里，一个中年男人正愁眉不展地坐在椅子上，听着老婆的数落。
这名男人名叫徐双九，是哈尔滨空军航校教师的一名教师。
此刻，他的爱人正在冲着他不停地数落着：“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前途重要？去找领导要一个当兵的名额，就这么难吗？你也算是航校建校的元老了，领导就算不考虑这个，难道就真的一点也不考虑到咱家叔叔的面子吗？要是爱萍一辈子都呆在北大荒的农村，我和你没完！”
徐双九被老婆数落得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对着发怒的老婆说：“好好好，你别吵了，我去找校领导通融通融，这总行了吧？”
徐双九的老婆数落丈夫的原因很简单，她听说今年航校有几个招女兵的名额，想到自己的女儿徐爱萍自从1968年去往黑龙江农村插队后，已经在北大荒农村里呆了七八年了，如果能被航校招收为学员，不就可以离开北大荒农村了吗？
所以爱女心切的她，要自己的丈夫找找领导要个名额，也是人之常情。
一、
对于女儿的名额，徐双九的老婆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徐双九本人，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延安去东北的第二批航空干部。
1945年10月初，徐双九等数十名被挑选到东北搞空军建设的年轻干部，被中央组织部召集 到中央党校进行编队后，离开延安，奔赴东北。
临行前，毛泽东勉励大家：“去东北也是一个万里长征，那里生活很苦，但英雄有用武之地。”
中央对这批年轻干部非常关爱，每个人配了头驴子驮行李，让他们可以轻装行军。一行人从延安出发，经清涧、绥德，从罗峪口渡过黄河，向东北而去。
这种长途行军是非常艰苦的。徐双九记得他们在朔县附近过封锁线时，天已经很晚了，队长把大家集中在铁路附近一个沟里，沟外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天空还飘着雪花。
队长要求大家把身上的碗和水壶用布包好，不能发出响声，人衔枚，马衔草，冒着漫天大雪，鱼贯地穿过了封锁线。
1946年元月，队伍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了张家口，终于可以乘上火车了。
火车到达辽宁朝阳后，他们和从延安出发的第一批航空干部会合，乘坐几辆装满行李的胶皮钴辘大车，在寒风刺骨、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地上，向航校所在地吉林通化的方向前进。
由于呼气结霜，大家的帽沿、露出的头发、眉毛、胡须都染成白色，一个个都成了圣诞老人。
解放战争中，航校为了避免损失，冒着敌人炮火从通化转移到牡丹江，又从牡丹江迁到黑龙江密山县，但仍时常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
为了既坚持训练又减少敌机空袭造成的损失，航校利用一早一晚敌机较少空袭的时间组织飞行训练，其余时间便把飞机推进掩体，组织部队开荒种地，同空袭的敌机打游击。
1949年，党中央决定以老航校为基础重新整编，分别组建7所新航校，徐双九从此来到了哈尔滨，成了空军航校的一名教师。
正因为有这份资历，所以徐双九的老婆认为，校领导总要照顾自己家一下，给自己的女儿一个入伍的名额吧！
二、
当徐双九找航校领导，说出自己的想法时，领导却为难地对他说：“今年航校只有两个女兵名额，可符合条件的女孩有六个，实在是没有多的名额给你女儿了！
要不，你去北京找你叔叔想想办法，看能不能给咱们学校搞到四个名额？要是四个名额有困难，那给你女儿弄个名额也行啊！”
听说要让自己去北京找叔叔帮忙，徐双九的心凉了半截。他知道，叔叔是不可能为自己的亲属开后门批条子的，因为他之前在叔叔那里碰过钉子。
徐双九虽然人在中年，但却在几年前患上了糖尿病。当时他便找过他的叔叔，提出想调到北京工作，这样便能方便自己治病，可叔叔却一次也没有答应。
调一个人去北京，对徐双九的叔叔来说并不难，要是一般人，也许会给侄子开绿灯。但徐双九的这个叔叔可不是一般人，而是开国元帅徐向前。
回到家里，徐双九把学校领导的意思告诉老婆后，老婆还不死心，一再要求他去北京找徐帅试试——万一徐帅答应了呢？
对于老婆的固执，徐双九也是无可奈何。他告诉老婆，叔叔向来光明磊落，严守党的纪律，从来不利用职权为亲属提供照顾。
三、
1949 年，徐向前率领解放军解放太原后，家乡一些亲戚朋友就来找他，希望能帮忙谋个官当当。
徐向前对这些亲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说服教育他们要安心在家务农。有位本家的堂侄子对此很不理解，说徐向前这个人“不近人情”，“六亲不认”，可徐帅无论别人怎么说，这种忙他都是不可能帮的。
后来，徐向前的两个亲姐姐也找上门来，希望徐帅能在生活上给两人一点帮助。两位亲姐姐的要求并不高，但却难住了徐向前。
按说起来，两个姐姐的儿子都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又都牺牲在了战场上，姐姐的要求并不过分，但徐向前手里哪有钱帮姐姐呢？
想来想去，徐向前只好对姐姐说了实话：“我这个司令可不像国民党的司令，而是个穷司令！ 我们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能为自己。你们来了住几天我欢迎，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东西都是公家的！”
在徐向前那住了几天后，两位姐姐见徐向前这个司令真的和战士们吃的是同样的饭菜，穿的是同样的衣服，这才相信弟弟说的话，于是主动回了老家。
对于这件事，徐双九是听两位姑妈说过的。所以要让徐向前给他这个侄子开绿灯，他是不抱希望的。
但徐双九的老婆却并不死心。她认为叔叔是军委副主席，这么大的领导，给自己的侄孙女解决一个当兵的名额，又不是干什么犯法的事，怎么算是走后门呢？再说了，学校领导不也是建议让自己的丈夫去找徐向前多要点名额吗？
徐双九被老婆逼得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北京。当时徐向前正好因病在住院，徐双九便赶到医院探望，顺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徐向前，请叔叔破例帮自己女儿一次。
徐向前本来就对徐双九丢下工作来北京有些不满，但一开始他以为是侄子关心自己的病情，是来看自己的，一时倒也不好发作。
听到侄子的真正来意后，徐帅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当兵本身是件好事，可走后门就成了坏事了！孩子们要当兵就按正常手续办，不能走后门，要走前门！”
徐双九被徐帅说得红着脸低下了头，但还是嚅嚅地说：“爱萍已经下乡六个年头了，如果错过这次机会的话，很有可能后半辈子都要呆在农场了......”
徐向前看着眼前的侄子，意味深长地说：“你去告诉爱萍，想当兵要靠自己的努力，这才是徐家的好孩子！我这里是一个名额也不会多拨的，爱萍这次兵当不上，但只要她在下边踏踏实实地干，一样会有出息的！”
徐双九知道叔叔的脾气，只好把徐帅的意见回去转告给了女儿。
不过徐爱萍也没有让徐帅失望，她牢牢地记住了徐帅的话，在农场更加积极地工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9年高考恢复后，徐爱萍凭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在武汉一所大学任教，后来在该大学教学督导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上退休。
四、
徐帅没有帮徐双九这个侄子的忙，因为他一直告诫自己的亲属们：“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徐帅的家里挂着一幅他为子女们写的警语：“言之贵在于行，行之贵在于果，大小事皆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徐帅的二女儿徐鲁溪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是我国的第一代硕士研究生，主持的项目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家三口挤在一间 8 平方米的小屋里，后来单位调整住房才改善了条件。
为此，徐向前对她好一顿“审问”，最后了解到确实是单位正常调房而不是特殊照顾，这才安下心来。
徐帅的大女儿徐志明和小女儿徐小涛医务工作者，直到退休，两人都没有利用父亲的影响当上官，甚至两人都没有评上高级职称。
对此，两人回忆说 ：“父亲经常嘱咐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掌握、研究新东西，特别是科学技术。他最担心我们不求新、不上进，但从没有担心过我们当不当得上领导。”
徐帅对自己的亲属严格要求，但对革命老区的人民群众，却一直记挂在心里。
每年都会有一些从大别山、太行山、沂蒙山等革命老区来的乡亲来看望徐帅，徐帅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亲切地询问他们，老区群众的生产搞得怎么样，日子过得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
1981年，徐帅的家里来了几位来自大别山区的客人，他在询问大家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时，客人们尽拣好听的话说。
徐向前越听越不对，于是打断他们的汇报，直接了当地问道：“老区现在还有没有人吃不饱饭的？最穷最苦的人家，生活是什么样的？”
几位客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最后还是一位徐帅当年的老部下站出来说说：“要说最穷的人家，还真有不少。徐帅您还记得七里坪吧？那里还有些群众，一家人只有一条好点的裤子，谁出门谁穿，其他人只能穿补丁打补丁的破裤子。
有一户姓王的人家，七口人，只有六个碗，要是一起吃饭，有一个就只能等着，等别人吃完后再去盛饭……”
听到这里，徐向前“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涨红了脸问道：“什么？七里坪现在还有一家七个人只有六个碗的事？”
七里坪是湖北省红安县的一个普通乡村，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的发源地，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这里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部队，是秦基伟、徐深吉、郑位三等143位共和国将军和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故乡。
1931年11月7日，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在七里坪西门外河滩上召开大会，宣布将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徐向前担任新成立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对于这里，徐帅有着很深的感情。
自从听了七里坪的乡亲还存在一家七个人只有六个碗的情况后，牵挂着老区人民的徐向前一连好几天都闷闷不乐。
经过深入思考，他给党中央写了一篇《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建议党中央、国务院派人到经济落后的老区作系列调查，研究出尽快改变革命老区落后面貌的措施。
给党中央的报告发出后不久，徐向前迎来了82岁生日。秘书和家人说要给他准备一桌简单的家宴庆祝一下，被徐帅拦住了。
徐帅的儿子徐小岩至今仍然记得，当时徐帅听说家人要搞个家宴，黑着脸对母亲黄杰说：“做什么寿呀！不要忘了，老区有的人还穿不上裤子，一家七个人只有六个碗！”
五、
徐帅不但对自己的亲属严格要求，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样也是要求他们带头干好工作、守好纪律、不搞特殊。
20 世纪 60 年代初，徐向前身边来了一位负责机要工作的年轻秘书。这位秘书是一位领导的亲戚，所以他在工作上对自己的要求有些放松，有时工作不太负责任。
徐帅发现这个问题后，和这位年轻的秘书谈了一次心。他关严肃地说 ：“战争年代，机要工作是首长的耳目。
没有耳朵和眼睛还能打胜仗吗？所以，我们党历来对机要人员非常信任，非常爱护。有时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保证文电的畅通，要不惜付出牺牲。可以说，机要就是生命，机要就是胜利。”
这位秘书见徐帅把机要工作说得这么重要，还以为是徐帅要表扬自己，没想到徐帅接着话锋一转：“说机要人员重要，是指他担任的任务特殊，他的工作性质特殊。但作为从事机要工作的个人，绝不能特殊。有时自觉不自觉地滋生一种优越感，这就是毛病了。”
秘书这时才知道，原来自己平时工作的吊儿郎当被徐帅发现了，不禁有点手足无措起来。
他早就听说徐帅对身边的人很严格，正准备挨一顿批评时，徐帅却没有批评他，而是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机要人员是经过严格挑选和严格训练的，做我的秘书，我要提醒你不能有特权思想，不要想着有特殊照顾，更不能提特殊要求！”
从那以后，这位秘书一改往日的作风，成了徐帅最得力的助手。后来他调到另外一个重要部门，渐渐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每当他回忆起在徐帅身边工作的日子的时候，他总是感慨：“当年要不是徐帅的谆谆教导，就没有我的今天！”
六、
徐帅的长子徐小岩中将，197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曾任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谈到父亲对自己的教育，徐小岩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和二姐徐鲁溪之所以从小对科技萌生兴趣，乃至后来从事科学研究，也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徐帅一生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对新事物有敏锐的判断力，特别是对军事信息工作，有着超前的远见。
当年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转战川陕的艰苦条件下，徐帅的四方面军，始终没有丢弃他们的通信设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还指挥部队建立了几百公里的电话网络。
解放后，徐帅更是十分重视部队的正规化军事教育。他认为在现代化条件下，军队干部一定要经院校正规化培养。
徐帅一直要求子女们做人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从小，徐小岩便被送到北京西山脚下的八一小学，和其他同学一样过着寄宿制集体生活。
周末的时候，有些同学的家长会开着公家的汽车来接孩子，徐小岩当时也很羡慕，也向父亲提过这个要求。徐帅一听便火了，这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还是培养"八旗子弟"？
在徐帅的过问下，周末来接孩子的汽车几乎绝迹了。每到周末，徐小岩便约上几位要好的同学，一道步行回家。从八一小学离徐帅的住处非常远，有十好几公里，是一条极其简陋的土路。
徐小岩还记得，当时路旁绽放着一种淡紫色的二月兰的，微风吹来，绿草与紫花摇晃着，发出"沙沙"脆响，在条路上，孩子们一路撒欢地朝着家的方向飞奔……
徐帅一生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不希望自己死后给党添麻烦。
1990年6月，徐向前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尽管躺在病床上，徐帅仍然严肃地对子们说：“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
1990 年 9 月 21 日，徐向前元帅与世长辞。他的一生，就像他最喜欢的那首于谦的《石灰吟》写的那样：“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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