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杰

洛阳是隋炀帝实际上的都城，待在洛阳可以让隋炀帝脱离关陇贵族的影响并予以清洗，为此隋炀帝对洛阳苦心经营。但是隋末大乱中，拥有重兵的洛阳城却在李密、李世民面前陷入困境，其原因既有洛阳固有的地缘劣势，也有隋朝防御设置的失当。

洛阳作为军事重地，在我国帝国时代两千多年的战争史上频频受到争夺。而隋唐之际，它的防御之坚固，在全国战局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受到各方政治势力重视的程度，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在当时参战的许多君臣将帅眼里，东都是最为重要的。如洛阳有难，隋朝政府即倾注各地兵力前来救援，唯恐有失。

杨玄感起兵后拒绝了夺取涿郡或关中的建议，首先攻打洛阳，声称：“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李密也否定了柴孝和西取关中的计策，坚持围攻东都；在连续击败隋军之后，“密官属裴仁基等亦上表请正位号，密曰：‘东都未下，未可议此。’”。李唐王朝也是在攻陷洛阳，消灭了夏、郑两股割据势力后，才定鼎中原的。

这些史实都表明了洛阳在隋末唐初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那么，从地域角度来考虑，东都的防御部署存在哪些问题或弱点，以致对后来的守城作战带来了不利影响呢？笔者分析，大致有以下几点：

洛阳城防重内城，轻外郭

春秋战国至南北朝时期，城市防御体系虽然多有内外两重城垒工事，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内城的坚固程度、防护能力，以及投入的防御力量均不如外郭。守城作战时，基本是以防守外城为主。

隋朝东都的城市防御布局与之不同，“宫城”不仅集中于一个区域，加大了防御纵深，城墙高厚，而且建有多重筑垒工事，难以攻入。而外郭的城墙则比较薄弱，守军的配备也不充分，从实战情况来看，郭城很容易被敌人突破，造成居民的恐慌。

例如《隋书》卷70《杨玄感传》载：

（玄感）屯兵上春门，众至十余万。（樊）子盖令河南赞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战败。瀍、洛父老竞致牛酒。玄感屯兵尚书省。

《资治通鉴》卷183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四月：

李密以孟让为总管、齐郡公。己丑夜，让帅步骑二千入东都外郭，烧掠丰都市，比晓而去。

《资治通鉴》卷187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十月：

行军总管罗士信帅勇士夜入洛阳外郭，纵火焚清化里而还。

从军事学角度分析，城垒的大小必须和居民多少相称，才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隋唐洛阳城遗址

古代的兵家早已详细论证过这个问题。如《尉缭子·兵谈》曰：

“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

《墨子·杂守》亦曰：

“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众，二不守也；……率万家而城方三里。”

如果居民和士卒全部退入内城抵抗，会因为面积狭窄、居住环境恶劣、储存粮食有限而难以持久生存。

东都防御部署的缺陷之一正在于此。由于郭城的守备薄弱，大批百姓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遇到强攻时只得移居内城，陷入“城小人众”的被动局面。

如大业十三年（617）四月，瓦岗军夜入洛阳外郭后烧掠，“于是东京居民悉迁入宫城，台省府寺皆满”。有3万家（约15万人）居民涌入宫城（皇城），很快就导致粮食供应严重不足。

武德三年（620）唐军围攻东都，数月后再度引起城内的饥荒，结果严重削弱了守城的力量：“皇泰主之迁民入宫城也，凡三万家，至是无三千家。虽贵为公卿，糠核不充。尚书郎以下，亲自负戴，往往馁死。”

主要粮仓设在城外

自196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隋唐洛阳含嘉仓城遗址做了全面勘察和重点发掘。根据获得的资料，再结合有关的文献记载，专家认为含嘉仓真正成为国家的大型粮仓，是从唐初开始的。

首先，史籍中没有确切记载含嘉城在隋代已经是东都的重要粮仓，后来虽然有记载把含嘉城作为隋代的巨仓，而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些记载是把“回洛仓”和“含嘉仓”混淆了。

其次，凡是隋代东都的粮仓，记载的都比较详细，有修建时间、仓城范围、仓窖数量等，如洛口仓、回洛仓和子罗仓等。而关于含嘉仓没有这些记载，据此可判断，含嘉城建成后，尚未立即用作国家的大型储粮仓库。

再次，从隋末唐初洛阳的战事记载来看，东都城内似乎不存在像唐代含嘉仓那样的大型粮仓。例如，李密及后来的李世民攻占洛口仓和回洛仓后，很快东都城内便陷入了严重乏粮的危机，城中若有大型官仓，应能坚持一段时间，不会如此迅速出现粮荒。

最后，考古工作者对含嘉仓各部位的仓窖都做过一定数量的发掘，出土不少刻铭砖，却都是唐代或北宋的，没有一块是隋代的。

综合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史学界认为含嘉城修建后，并没有马上成为隋代的大型粮仓；即使有储粮，也只是转运洛口、回洛等仓的少数粮食，作为东都居民的部分口粮，规模不大。它真正成为仓城，应该是在唐王朝建立之后。

洛阳含嘉仓遗址

如上所述，隋代东都城内仅有子罗仓，而含嘉城尚未用来储存大量粮食，城中数十万军民和官贵眷属的食粮供应主要依靠北郊的回洛仓和巩县的洛口仓；城外这两座巨仓若被攻占，会很快引起城内断粮的危机和恐慌。

例如，李密攻打洛阳时，就利用了敌军部署的这一破绽，先袭据洛口仓；后又倾注全力与隋兵反复争夺，终于控制了回洛仓，几乎把守敌逼入了绝境。

可见《资治通鉴》卷183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四月：

东都城内乏粮，而布帛山积……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达间行贼中，诣江都奏称：“李密有众百万，围逼东都，据洛口仓，城内无食。若陛下速还，乌合必散；不然者，东都决没。”因歔欷呜咽，帝为之改容。

《资治通鉴》卷184隋恭帝义宁元年十二月：

东都米斗三钱〔千〕，人饿死者什二三。

《资治通鉴》卷185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正月：

东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粮者进散官二品；于是商贾执象而朝者，不可胜数。

（七月）东都大饥……米斛直钱八九万。

（九月）时隋军乏食，而（李）密军少衣，（王）世充请交易，密难之；长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劝密许之。先是，东都人归密者，日以百数；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

李世民进攻东都时，也紧紧抓住守敌防御体系上的这个弱点，积极派遣兵力攻占城外粮仓，或切断其运粮路线。

例如，武德三年（620）七月，李世民做进攻部署时，命令“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断其饷道”。八月，“甲辰，黄君汉遣校尉张夜叉以舟师袭回洛城，克之，获其将达奚善定。……世充使太子玄应帅杨公卿等攻回洛，不克，乃筑月城于其西，留兵戍之”。

至次年（621）三月，“城中乏食，绢一匹直粟三升，布十匹直盐一升，服饰珍玩，贱如土芥。民食草根木叶皆尽，相与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饼食之，皆病，身肿脚弱，死者相枕倚于道”。

五月东都陷落前夕，据唐军将帅谋士会议所言，守敌的财物充裕，兵卒善斗，主要是由于缺粮而无力抗击，故困守孤城，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

如记室薛收曰：“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即日之患，但乏粮食耳。以是之故，为我所持，求战不得，守则难久。”李世民亦曰：“世充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

唐朝前期吸取了隋末李密占据洛阳外围粮仓，导致东都城内严重缺粮的教训，在高宗、武后时期定洛阳为神都后，开始积极利用设在洛阳城内的含嘉仓，囤积了大量的粟米。

洛阳后院关中防御薄弱

前文已述，和东汉后期洛阳周围设置的“八关”相比，隋朝东都附近有都尉镇守的关塞只部署在东路（偃师、虎牢）与北路（河阳），外围的军事据点亦多在这两个方向，西路和南路的防御兵力相当薄弱，这和隋朝政府对未来战争做出的判断有关。

从隋炀帝新建东京的诏书来看，他认为国家所受的主要威胁来自东、南两个战略方向，首先是“东夏”，即山东地区，此地是崤山以东、淮河以北的北齐故地；其次是“南服”，即江南地区，是原来陈朝的旧境。

隋朝袭秦汉故智

实质上以函谷关以东的人民为敌

假设的敌人最有可能在这两个地区发动叛乱，得手后再向隋朝的腹地关中发动攻击。洛阳是全国水陆交通的枢纽，战祸来临后首当其冲。

如果山东或江南的叛军进攻此地，走水路是经永济渠或通济渠入黄河西行；若走陆路，山东敌军或经河内地区至河阳南渡黄河抵达东都，或由黎阳渡河，经浚仪（今河南省开封市）、荥阳、虎牢西行赴洛，而江南敌军北伐也应是沿着后一条路线行进，不会把襄樊、南阳、伊阙一线当作主攻方向。

关中是京师长安所在地，属于国之根本，洛阳是保护它的东方屏障，隋朝统治者自然不担心来自西方的攻击；相反，在东都遇到危急时，还要依靠关中守军的支援。因为预先判断假想敌是从洛阳东、北来犯，而西、南两路估计不会遭到强敌的攻击，所以炀帝未在西、南两个方向安排有力的防御部署。

但是到炀帝统治后期，关中的兵力明显削弱，成为兵家觊觎的目标，而这时洛阳以西的松弛防务屡屡给予反隋力量以可乘之机。例如：

（1）杨玄感兵败东都后，引军西入关中，一路如入无人之境，未曾受到隋军的阻击。经过陕城时，守兵因为人少，不敢开城出战，只是拼死抵抗了三天。玄感有华阴诸杨的向导，如能听从李子雄等人直接入关、不与守敌纠缠的建议，“开永丰仓以赈贫乏，三辅可指麾而定。据有府库，东面而争天下”，与隋军的战斗胜负尚未可知。

（2）李密进攻东都时，谋士柴孝和请求“间行观衅”，为大军西征窥测敌情。他仅带领了少数人马便通过了素称天险的崤山地区，“孝和与数十骑至陕县，山贼归之者万余人”，可见沿途并无隋兵驻防。瓦岗军若迅速西进，也是有可能抢先占领关中的。

（3）李渊自晋阳举兵后，破霍邑，围河东，从蒲津渡河进入关中，势如破竹地攻占了长安。他只派了一支偏师自潼关东进，便顺利夺取陕城，到达新安，轻而易举地控制了洛阳以西的大片土地，为日后大军东征开辟了道路。

见《资治通鉴》卷184义宁元年（617）十二月，“刘文静等引兵东略地，取弘农郡，遂定新安以西”。次年（618）正月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余万人救东都”，沿途未受阻挠便直抵洛阳城下，控制了崤函山区这一战略重地，“遂置新安、宜阳二郡，使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镇宜阳，吕绍宗、任瓌将兵镇新安而还”，巩固了李唐政权在洛阳以西的统治，严重威胁东都。

这得益于隋朝统治者没有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战略部署，未能利用西路沿线桃林、函谷、陕城、二崤及宜阳等天险设防。

洛阳周边防御纵深太小

在隋末唐初的战争中，洛阳城垒坚固，器械精良，加上各路人马的支援，使它在数年内经住了反隋义军怒涛般的冲击。杨玄感、李密和李世民都未能用强攻的手段直接打破该城的防御，使得隋朝的统治得以苟延时日。

但是，东都最终还是陷落了，坚城锐兵挽救不了隋政权覆灭的命运。

从政治上讲，炀帝多年来尽用民力，残害百姓，致使朝野同叛，自无不亡之理。继守东都的伪郑（王世充）所施政策与炀帝没有本质区别，可以看作是暴隋统治的延续，其崩溃也是必然的。

从地理角度分析，隋朝在东都地区部署的防御体系虽然坚固，但是其作战能力毕竟有很大局限。

洛阳虽有山河环绕的险固，但是所在地域比较狭窄，“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周旋的余地不大；所能提供的人口、财物资源有限，本身并不具备持久作战的能力，无法和“沃野千里”的关中、山东（河北）或江南等基本经济区域相比。

险关环绕的洛阳盆地战略纵深狭小

不比关中八百里秦川

遇到强敌来攻时，洛阳必须依靠相邻的某个根据地提供有力的支持，才能抵抗和战胜对手。如果附近的几个基本经济区沦陷敌手，那么洛阳的防御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以区区伊洛平原的物力是无法长期抗击强邻的。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中指出，洛阳的防守，“不得河北，则患在肩背；不得关中，则患在噤吭；自古及今，无异辙也”。卷中还列举了大量战例来说明关中、河北对于洛阳与河南防御的威胁：

汉以三河并属司隶，唐以长安、洛阳并建两京，此亦得周公之遗意者欤？然则河南固不可守乎？曰：守关中，守河北，乃所以守河南也。

自古及今，河南之祸，中于关中者什之七，中于河北者什之九。

秦人以关中并韩魏，汉以关中定三河，苻秦以关中亡慕容燕，宇文周以关中亡高齐。隋之亡也，群雄角逐，而唐独以先入长安，卒兼天下。金人之迁河南也，蒙古道汉中，出唐邓而捣汴梁，汴梁遂不可守。谓关中不足以制河南之命乎！

三晋之蚕食郑宋也，光武之南收河洛也，刘聪、石勒之略有河南也，鲜卑、氐、羌纵横于司豫之境，晋宋君臣切切焉图复河南，分列四镇，求十年无事而不可得也。元魏孝文远法成周，卜宅中土，规为措置，可谓盛强，乃仅一再传，而河北遂成戎薮。

尔朱荣自河北来矣，尔朱兆自河北来矣，高欢亦自河北来矣，北中、河桥易于平地，马渚、硖石捷于一苇，而魏以分，而魏以亡也。安史以河北倡乱而河南两见破残，存勖发奋太原而朱梁卒为夷灭。契丹之辱，石晋罹于前；女真之毒，靖康被于后。河北犹不足以制河南之命乎！

李渊与李密的胜负手

隋朝的建立和统一，本来是依靠关陇贵族地主集团的支持才得以成功的，因此，“以关中制天下”是其既定国策，首都设在长安，重兵部署在畿内，并且聚敛全国各地的财赋漕运到这里，以保持关中地区在经济、政治上的强大支配地位。

但是，在炀帝统治时期，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杨广夺宗即位，此前他曾以晋王和扬州刺史的身份坐镇江都达十年之久，在长安及关中并没有势力基础。所以他上台之后宠信宇文述、郭衡等藩邸旧臣和虞世基、裴蕴等江淮人士，对于关陇贵族大臣则心存疑忌，文帝时的重臣名将高颎、贺若弼、宇文㢸等都因“谤讪朝政”被杀。

此外，他还迷信术士的说法，认为自己是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他对关中并无好感，不愿在那里久住。炀帝在位十余岁，仅在长安盘桓数月，其他时间均在东都、江都，或于外地巡行。

炀帝末年，国内四处爆发起义，对外战争连连失利，大兵屡败于高丽，车驾北巡又在雁门受困。在此形势下，他决定抛弃关中，重返藩邸故地江都，并先后杀掉了奏请还驻长安的臣下崔民象、王爱仁。

如李密所言：“当今主昏于上，人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京都。”甚至打算迁都到江南的丹阳（今江苏省南京市），这就使关中和长安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政治重心地位。

另外，隋朝军队的主力—禁军“骁果”多是关中人，常年跟随炀帝外出巡幸征伐；关中的留驻兵力又因为频频外调和战事的消耗而数量削减，守备相当空虚。隋朝军事力量分布态势的这一变化，给反隋势力的战略谋划留下很大空间。

在群雄割据的兼并战争里，如果没有稳固的立足之处，那么进攻或相持时会缺乏兵员粮草补给，不能持久作战，一旦受挫，又无退军安身之地。因此，有远见的军事家常把占领和建设根据地视为首要任务。如荀彧所言：

“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

隋末举兵起义的阵营里，在确定战略主攻方向和任务的问题上，往往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率先攻取东都这个强固的政治中心和防御枢纽，借以威慑、号令海内，如杨玄感和作为瓦岗军统帅的李密。

另一些深谋远虑之士则看出了隋朝防御体系的破绽，建议不打城垒坚固的东都，而抢先夺取防御薄弱的关中，掌握这块山河四塞的千里沃土，然后以此为根据地，出兵东征中原，统一寰宇。

如《隋书》卷70《李密传》载杨玄感起兵后，李密向其献上三计：

“今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直扼其喉。前有高丽，退无归路，不过旬月，赍粮必尽。举麾一召，其众自降，不战而擒，此计之上也。又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卫文昇，不足为意。今宜率众，经城勿攻，轻赍鼓行，务早西入。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故当必克，万全之势，此计之中也。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唐祎告之，理当固守。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此计之下也。”

可是杨玄感目光短浅，偏偏采用了李密所说的下计，结果围攻洛阳不克，待隋朝援兵赶到时仓皇西走，兵败身死。

瓦岗军围攻洛阳时，柴孝和也曾劝李密西征曰：

“秦地山川之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业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国守回洛，明公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

只是由于李密惑于攻占东都后在全国造成的巨大影响，又担心分兵会使部下脱离自己的控制，并且错误地认为凭借洛口、回洛两仓的存米可以满足粮饷补给的需要，没有将建立根据地当作瓦岗军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

结果李密重蹈杨玄感的覆辙，兵困于洛阳城下，未能及时进占关中，失去了有利的战机；在邙山之役失败、洛口仓城丢失的情况下无地容身，只得去归顺李渊。故李世民批评他“顾恋仓粟，未遑远略”。

在《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中，顾祖禹总结了杨玄感、李密攻取东都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洛阳是交通枢纽，属于兵家必争之地；但是取天下者应该率先夺取一块基本经济区域作为根据地，然后再向洛阳用兵，否则失败在所难免：

“河南者，四通五达之郊，兵法所称衢地者是也。往者吴王濞之叛也，说之者曰：‘愿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杨玄感祖是说以攻东都则败，李密复出此以攻东都则又败。盖濞举江东之众，合诸侯之师，诚能西入洛阳，则事势已就。玄感、李密，一朝创起，既不敢用长驱入蓟及直指江都之谋，又不能先据上游之势，然后争衡天下，宜其败也。”

李渊起兵晋阳之前，刘文静即托李世民转达其乘虚入关的建议：

“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群盗殆以万数。当此之际，有真主驱驾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盗入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旦收拾，可得十万人，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以此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

李世民深以为然，即与裴寂等人劝李渊起兵西征：

“代王幼冲，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

李渊在迅速渡河占领长安后，伪与李密结盟，利用瓦岗军牵制隋朝的主要兵力，自己则全力巩固关陇。其策如他对部下所言：

“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之，乃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

结果三年之内，李唐集团坐拥关中沃野，西夺陇右，南下巴蜀，北据河东，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其兵强粮足，傲视群雄，为后来出潼关、克洛阳，进而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世民攻克洛阳

是李唐统一的关键一步

本文节选自宋杰《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对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有很深的发掘，而且可读性很强，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之前被炒到一千多一本，现在出版社重版，感兴趣的朋友非常值得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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