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宁一中高三学生合影。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我是带着好奇去会宁县的。

在此之前,作为在甘肃另一座小县城念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人,我听过这个地方的很多“传说”。

父母指责我不够用功:“你就是日子过得太好了,人家会宁娃娃没水喝、没饭吃,一个个下苦学,都考到北京去了,北京都有一条会宁街呢。”

尽管我的家乡离会宁县城还有700多里,北京更是在数千里之外,但大人们肯定的语气,让我一度觉得,这些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能读书、能吃苦以及穷,成为会宁人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会宁一中,成为回应我好奇的一个切口。在县级中学普遍“塌陷”时,这所中学在去年被列入甘肃的“卓越高中建设方案”。学校也曾收到北大、清华等名校校庆的喜报,感谢中学为大学培养了杰出的校友。

校长张贵荣答应了我的采访,他说,可以在学校随便看。

我到的那天是寒假结束后的开学日,一个高中生给我指了一中的方向,她有点遗憾地说,她没考上一中,一中的录取分数线要623.5分,她所在的学校只需要500多分。

出租车司机得知我要去一中,说一中很好,他的小舅子就是一中毕业的,后来考上了大学,留在兰州当了干部。接着又说他是回族,一中在2018年、2021年都有回族学生考上清华大学,“创造了历史”“攒劲得很!”司机后来又自嘲,“我只读了小学二年级,不知道咋和你们这些文化人说话。”

会宁一中看上去和大多数县城中学没有两样,但也有些许不同——新修的校门右侧有一件浮雕,写着“仁义礼智信”。再往里看,有两座雕塑,一个是抽象派的,类似双手托举出希望,下面写着“人文日新”;还有一个是写实派的,孔子像。

在清华的大礼堂里也高悬着一块写有“人文日新”的匾额。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原副院长徐葆耕曾撰文:“人文”始终是大学教育的灵魂和基础。日新月异的人文思想像一轮不落的太阳,在这所大学饱经忧患和坎坷的每一个时期,都照耀着它,让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不致坠落;它让所有的清华人都记住:自己不仅应该学习一技之长,更应该学会怎样做一个有品位的人。

张贵荣说了类似的话,他希望会宁一中的孩子在搞好成绩之外,有艺术特长、体育技能,到了大学里,仍然是一个佼佼者,到了社会中,还是一个活跃的、优秀的人。

考虑到会宁县在2020年年底才脱贫的实际,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或许只能停留在“想”的层面。

在这个被群山环绕、素有“秦陇锁匙”之称的会宁县,很多人家在中堂挂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这是穷山沟,2020年第一季度,会宁县人均GDP仅0.28万元,在白银市垫底。但再穷不能穷教育,2017年起,会宁县引进免费师范生,有不少于20万元的住房和生活补贴。

县教育局的另一组数据显示:自恢复高考以来,该县已向全国输送大学生13万多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1500多人、硕士学位的6000多人,考入清华、北大149人。

因为教育,很多人的命运像县里流淌的祖厉河一样转弯。一位会宁人回忆,他的父亲和五叔分别是乡村教师和乡村医生,他们“在那个时代家乡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

会宁一中教师王国良在1980年考上大专。他记得很清楚,那年,会宁全县只出了56个大学生,他是他们村里的唯一一个大学生,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拿到通知书后,“走在路上,社员议论(他)”“亲戚挨个上门”“父亲的腰板也直起来了”。

有人开玩笑叫他“国家干部”,更实在的是,在大学校园里,他每个月能领到19元6角的生活费,还有6元的奖学金、4元的医疗费。“当时,一个化工厂的工人每个月才拿22元5角的工资。”王国良说。

在大学,花3角钱就能吃一份肘子,1角5分钱就能吃到番茄炒鸡蛋。而以前,除非夏天热狠了,王国良的父亲才会在集上买几个洋柿子(番茄),让他们兄弟姊妹解解渴。

率先走出农门的佼佼者,成为“知识改变命运”最有说服力的成功标本。王国良说,他打头上了大学后,第二年村里就出了两个大学生,其中一个还考上了兰州大学。

“通过读书有所作为,让家人不再那么辛苦是我读书的动力。”2020年考上清华大学的刘佳维说。她家里有9口人,家庭收入全靠父亲外出打工。

运动会上的跳高比赛。

王国良在会宁一中执教30多年,一次,去周边学校参观,他看到教室里贴着“要想生富贵,需下死功夫”的宣传语,还觉得有点夸张。

会宁一中的教室里,也有学生贴的标语:“每天六问”——问自己是否学懂弄懂,是否充分利用了时间,是否竭尽全力,是否有所收获,问老师问题了吗,高考目标是什么?

校园里,有人会站在学校大门附近的几棵槐树下晨读、晚读。有老师这样鼓励学生:高中三年固定在一棵树下背书。“有可能以前某个状元就是在这棵树下读书的,我们也要认定一棵树,好好学习,争取超过他。”

教室里后排摆着空桌椅,学生累了,去那儿站一会儿、坐一会儿。教室门外也有空桌椅,除了让学生解乏,老师也会在晚自习时坐在那里,一对一为学生解疑答惑。

这两年学校注重学生自学,老师针对每一个学生的薄弱点进行专项辅导,“之前是把一个班当一个人教,现在是把一个人当一个班教”。

在午休结束后,一些孩子会主动到讲台,给其他同学讲“每日一题”。“给别人完整地讲下来,自己的提升更大。”高二宏志班的张馨丹说,这是自发的,谁对这道题的把握更好,谁就上去讲,有时候会有争议,同学们就一起讨论,直至将一道题延伸至一类题、一种有效的解题思路。

“苦”学带来的不止一面——一些学生也会因此产生较大的心理负担。

王乐天是背着舅妈上高中时用过的木箱和煤油炉子,扛着铺盖卷来到会宁一中的,吃的是母亲优先留给他的白面。这些“厚望”,使得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发现自己的短板是“文综”后,高考前的那个寒假,他买了35套文综模拟题。每天五更,听到家里的花公鸡打鸣后,就趴在被窝里开始做题,每天一套,整整35天。他的双肘磨出老茧,至今还有痕迹。

进入大学后,一些会宁学子会陷入不善交际、知识面较窄、创新能力不足的“落后”局面。

2015年,从会宁一中考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法学后,裴慧慧有过这样手足无措的时刻,她说,专业课会设模拟法庭,要模拟辩护方、公诉方,大一时,她总会在分组的时候说,“我能不能光写辩护词,交给其他的同学去说”。

以前的教育方式,可能培养出了一批应试高手,这是当地在创造“高考神话”时隐藏掉的另一面。

“没有太大的压力,也没有过多的动力,对自己不了解、对生活没主张、对命运无选择。间歇性踌躇满志然后又继续做着短视的选择,沉迷于眼前的安逸”,张金峰也有这样的担忧,他觉得,如果一直这样,考大学、工作、买房、结婚、在一座城市扎根,“最多也就是可以生活,谈不上成就”。

一户会宁人家在中堂挂的对联。

他记得,有一位物理教师,上课很认真,教学能力和水平也很高,但是教学成绩上不去,后来该教师试着自己尽量少讲、让学生多做,课堂果真面貌一新。

学校将原本45分钟的一节课变成40分钟,“留给学生合作交流探讨的时间一点儿都不能压,反过来倒逼老师备课、讲课时更加精炼。”

学校给教师留时间,不能觉得某个教师不成,就不去搭建发展平台,就一棍子打死,“因为这个老师废掉了,就废掉了这一届的学生,甚至是几届、十几届学生。”

很多东部学校来这个不塌陷的县中考察。有教师发现,这个穷山沟教育很有活力,这里的教师流动性不大,也没有周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教师90%都是会宁籍,对当地教育很深情,很“主人翁”。

一位福建南平市的教师表示,“校长就应该像医生那样,为学校的每一天‘诊断’,也要帮助每一个教职工‘诊断’,使学校在这种和谐的诊断中发现‘病灶’,并在自我的反思与管理者的服务中自我痊愈。”

不止一位会宁一中中层领导告诉我,自己宁可不要领导职务,也要当班主任。

陈海龙就是其中一员。他对外校一位教师提出的“夸夸法”感兴趣。那位老师提到,他的婚礼从主持到证婚人再到伴郎都是学生客串的,这让他很羡慕。

他把这套“海夸”用到了教学中——学习差了夸同学字好,字写得差了就夸同学完成作业态度认真。

孩子们假期边放驴边读书。

“老师成长为完全的老师,孩子离成长为完全的人的目标会更近。”张贵荣说。

老师努力让四周的山峰不限制孩子们的视野。高一新生入学,要在“体育、艺术”两大类10多门校本课程中选课,同时,至少加入一个社团,培养一个“特长”。一位地理教师平时喜欢跳拉丁舞,办起了拉丁舞社团;一位政治教师,临近退休却在书法社团里挑起了大梁。

美术教师马伟斌上素描课,他编了一本校本教材。考虑到学生并非“美术生”,他对教材里的内容多次筛选,将常出现的16个石膏体简化成正方体、圆柱还有球体,“时间有限,既然要学就学最精华的部分。”马伟斌解释,这三个石膏体几乎能组成其他所有的石膏体。

穿行东西部学校的张贵荣说,会 宁一中不怕与周边任何一个县的县中去比较,甚至也不怕和全国的县中比。

在这个梁峁起伏、沟壑纵横,自然环境不优越,常住人口约50万的县城,学校连续9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在5人以上,二本上线率在2021年达到98%。

地理课堂。

来源:共青团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