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是秦汉时代推行的固有经济政策，如此政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进步，但是却严重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迟滞了社会转型。到隋唐、宋元时期，重农抑商政策松动，“工商皆本”的政策开始出现。然而，这个趋势因为明朝的建立而中断。到清朝时期，国家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商业的地位，使得商业终于可以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

一，明朝商品经济的曲折发展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推行“户役”制度，将全国户籍分为80种役户，主要有民户、军户、匠户、灶户，各类户籍只能世袭，不能流动。这是一种低级的劳役制度，让天下百姓都未宗室劳役，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其次，严格控制商人活动，利用“路引”“商引”来盘剥商人财产，制定商税政策抑制商税。朱元璋曾说：“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第三，推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间贸易，只进行朝贡，将大量的财政用于“回赐”外国朝贡使团。第四，大规模发行“大明宝钞”，禁止民间白银、铜钱流通，以此来盘剥天下财富。

《中国经济通史·明代卷》讲道：“据文献记载明代前期的商业状况是非常凋敝的，全国各地仍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村中从事商业的人很少，商业利润极低，贸易大多数都是短途运贩。”“就明代前期而论，从全国的商业发展状况来看，仍是一个不景气的局面”。这使得明朝成为了唐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倒退阶段。

从正德年间到嘉靖年间，商品经济却在不利的条件下逐渐恢复起来。然而，商业的恢复又刺激的明廷的贪欲，明廷开始将征收商税的部分权力转给藩王，又在北方各地设置“皇店”，“拦截商贾，横征多科”，“打死人命，靡所不为。”导致“数年来皇店之设，商贾苦于科索，小民艰于贸易，以故诸货不至，物价腾踊，陛下所得之利甚微，而军民所被之祸甚众。”

不仅如此，各级藩王、官僚不断对商人进行勒索，侵占商利。明朝中期，许多地方商业因为受到特权阶级的摧残而陷入“闾里萧条”的状态。

明朝后期，由于“海禁”松弛等原因，商品经济终于发展了起来。明朝后期商品生产规模扩大，农产品开始进入商品市场，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地区间的商品交流频繁，出现了长途贩运贸易，徽商等地域性商人群体涌现；城市经济得到了恢复，发达城市的数量从30个增加到了60个，大量的市镇涌现。

明末的东亚贸易线路

但是，明廷依然在通过各种方式限制商业发展，剥削商人财产，争夺商人利益。明朝后期和商人争利的手段主要有三种。第一，在各大城市建立牙行、行会，搞垄断活动，盘剥、抢掠商人，推行遗祸后世的矿税。所谓“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牙行非借势要之家不能立也”。第二，放纵官吏、太监对商人进行敲诈，万历等皇帝也对商人进行敲骨吸髓、竭泽而渔；第三，多次加重商税，袁摈说：“今立课税之法，比古之税商大重”。

二，清朝的“惠商”政策

清朝入关初期，忙于战争，经济政策基本是延续明朝。在战争的冲击下，明末清初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在万历年间，全国人口大约1.6亿，到1644年下降到1亿左右，到清朝1661年达到了低谷的6000万。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廷又着手恢复经济。

在商业方面，明末清初的商人有“关外之关”、“税外之税”的盘剥，有“输纳之苦”、“过桥之苦”、“过所之苦”、“开江之苦”、“关津之苦”、“门岸之苦”，合称“六苦”。当时，物价上涨，工商萧条。

1644年，多尔衮宣布“将前朝召头粮料诸弊尽行蠲除……厥后凡市鬻，皆商民所便，时地所宜，度物货，平市价，劝商贾，敦节检，抑豪强，禁科派”。第二年，多尔衮再次规定八旗人员不允许到关内他省经商，以免和汉族商人争利。1651年，清廷严令禁止滥差勒索商人。但是由于顺治年间战争并未停止，许多措施并未得到执行。

到了康乾时代，清朝开始全面推行“惠商”政策。首先在经济思想上，康雍乾和朱元璋不同，他们提倡“工商皆本”，重视商业的重用。例如，康熙认为：“通财货血脉若，唯有商贾”，“重困商民，无裨国计”；雍正则认为“困商实所以自困也”，打击商业的结果就是“致商人失业，国帑常亏”，“通商即所以理财，足民即所以利国”。可见，清朝商业思想是绕开了明朝，直接和宋元接轨。

盛世滋生

康雍乾制定了大量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措施。例如统一关税，并且将关税的征收标准明确写在关口，禁止地方官员加派、勒索、扣留，保证商品的流通速度；统一度量衡，规范货币；取消地方私设的牙行，禁止王公大臣扰乱秩序，不然就是依法治罪。减免商人的税收，最终确立为“三十税一”，甚至给商人贷款；鼓励粮食贸易，逐渐取消对日常生活用品的税收；改革完善商税体制，最终在乾隆时代形成了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商税制度。

在手工业领域，并废除了明朝以来的“匠籍”制度，让工匠成为了自由劳动力；放宽对民营手工业的限制，并且逐渐开放矿产给民间开发。要知道，在两宋时期，盐、铁、酒、茶等都是国家垄断经营，虽然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是却增加了百姓的负担；而明朝则是垄断各种矿产开发，与民争利。清朝让民间开发矿产，推动了冶炼业的兴盛。

《姑苏繁荣图》

在对外贸易上，清初延续明朝的海禁，并一度推行迁海令。平定了台湾后，康熙下令解除海禁，全国在东南沿海设置四大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后来，由于担心粮食出口过多和人口流失海外，以及天主教渗透，康熙下令禁止到南洋贸易，但是不禁止南洋来中国贸易，出现了“西洋来市，东洋往市，南洋互市”的局面。雍正时期，解除了和南洋贸易的禁令。

乾隆时期，在海上贸易由广州十三行垄断，推行“一口通商”，这就是“闭关锁国”。陆地上，开放恰克图和俄罗斯贸易，使得“亚欧商路”通畅。当然，乾隆严格限制对外贸易，这是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也造成了中国和西方的差距逐渐被拉大。

三，清朝的商品经济取得的成就

在清朝“惠商”政策的推动下，清朝的商品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很快就超过了明朝最高峰，向近代化转型。

在农业方面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大量的农产品进入了市场，棉花、甘蔗、油料、茶叶等经济作为得到了比较广泛的种植，个别地区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超过了一半。根据《中国经济通史》的资料得出：清朝每年进入市场的粮食大约是360万石，是明朝的3倍。所有流通的经济作物中，棉布取代了传统的盐，成为了最大的流通商品。

由于全国的统一稳定，长途贩运贸易繁荣。根据统计，清代前期一共有10大长途贩运路线，其中每年棉布的长途运输量为4000万匹，是明代的3倍。

清朝的主要交通线路

全国的商业城镇大批崛起。明朝后期，松江、苏州有59个市镇，到清朝乾隆年间发展到了210个；在珠三角一带，明末有集市120个，到清朝发展到了334个；福建在明朝一共有186个集市，到清朝乾隆年间突破了700个。尤其是重要的是全国崛起了苏州、汉口、佛山、北京五大商业城市，其中汉口成为了长江中上游最大的城市，年贸易额达到了一亿，已经接近近代水平。

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资本的崛起。在清朝初期，全国形成了10大商帮，其中以晋商和徽商为代表。大商人的资本总量已经从明朝的50万—100万两提高到了1000万两级别，这推动了清代金融业的发展。

徽商代表胡雪岩

明代民间开始出现“会票”，但还未形成“汇票”。清代经营的汇兑业务的信用组织——票号问世，这是中国近代银行的萌芽。当时票号主要被晋商掌握，所以被称为“山西票号”。山西票号分布在全国90多个城市，400多个分庄，号称“汇通天下”。清代的票号在国家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无奈最终在鸦片战争后被李鸿章为首的买办集团击垮，中国本土金融体系遭到扼杀。

在手工业领域，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从地域上来说，清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扩展到了整个南方地区，甚至出现在了陕西和山东等地。从生产部门来看，不仅仅局限于纺织业，还扩展到了制瓷业、冶铁业、造纸业、采煤业、制糖业，甚至农业等领域。

从生产规模来看，清代的手工工场数量大规模增加，使用的工匠规模也扩大了不少。明代南京的丝织业机户最多只拥有几十张机，而清朝乾隆年间的机户竟拥有“五六百张机”，全城共有织机“以万余计”，整个南京的丝织工人可以达到6—9万人。

在对外贸易方面，清朝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之一。仅在康熙二十五年，停留在粤海关的外国船只就达到了81艘。1805年，有37艘美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其贸易额在所占美国全球贸易的比例已经超过现在美国对华贸易的比例。当时中国主要进口大米、棉花、金银等，出口茶叶、丝绸、瓷器、棉布、药材等。根据《清代的国际贸易》一书统计，清代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约5亿两。

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和世界的差距。在明代海禁前期，西欧各国通过殖民扩张实现了“商业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出现了股份制公司，现代银行和股票交易所，使得中国的商品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到了清朝，西方已经开始建立覆盖全球的金融、贸易体系，金本位制度也确立了起来。工业革命之后，中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此后中国就必须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被打断，被迫纳入了西方建立的体系之中。

参考资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断代史系列·清史》（李治亭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财政通史》之《明代卷》《清代卷》

经济日报出版社《中国经济通史》之《明代卷》《清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