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经纬

疫情时代，电影市场正在艰难中复苏。

聚焦殡葬题材的《人生大事》以喜剧、温情并行的基调、类型化的叙事及明星化的包装赢得了超2亿的票房，同档期上映的《回南天》也在沉淀数年后终于走进影院与观众见面。但后者因其低成本、没有明星、过于文艺等属性，目前票房尚不足百万元。

其实低成本的作者电影在市场层面一直都较为艰难，但“电影从来没有文艺和商业之分”，在《回南天》出品人、制片人黄旭峰看来，“只要它是真诚的，沉浸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和渴求，有的电影可以迅速交给观众，收获共情，而有的电影则需要交给时间，沉淀命运。”

或许《回南天》正是这种“交给时间的电影”。影片中呈现的潮湿而暧昧、错位又孤独的两性情感与人物关系，正如导演高鸣阐释片名时所说的那样，南方特有的潮湿粘稠、水汽模糊的气候——回南天给人以说不出的难受之感，这恰恰与人在现实生活和情感关系中的困境十分契合。

“人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困境。”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龄青年导演”，高鸣曾是国内知名商业品牌设计师，也在十多年前执导过一部纪录片《排骨》，但在这之后，他沉寂了长达17年之久，才推出了这部剧情长片处女作《回南天》。“人到中年”，用作品回望青春，在电影中探寻出口，无疑是高鸣对自己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一次真诚写照。

导演高鸣

而作为工厂大门影业创始人、CEO，黄旭峰近几年则凭借出品、制片《大三儿》《气球》《春江水暖》《汉南夏日》《永安镇故事集》以及《回南天》等众多被市场定位为“文艺片”的优秀影片，以及发掘顾晓刚、韩帅、魏书钧、高鸣等青年创作者在业内声名鹊起。

工厂大门影业创始人、CEO黄旭峰

一个是“我以我笔写我心”的作者型导演，一个是慧眼识人又不乏艺术鉴赏力和商业头脑的制片人，再加上监制万玛才旦、耿军，以及摄影指导大冢龙治、剪辑指导廖庆松等众多实力派主创的加盟，《回南天》如何用电影呈现人物困境，探寻希望和出口？

人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困境

出口在每个观众的心中

“这个故事是对我40多年人生经历的一个感知。”高鸣对骨朵说道。

《回南天》的剧情并不复杂，讲述了在春夏之交的南方，两男两女的日常，以及他们貌合神离又暗生情愫的故事。

景区保安小东（黄宇聪饰）和插花小妹杜鹃（陈宣宇饰）是一对生活在深圳城中村的情侣。他们在各自的工作中受挫，在彼此的情感中也渐行渐远。才能得不到施展的小东，偶遇来景区放生的女孩园园（林子熙饰），被其靓丽的外表和艺术气质所吸引；遭遇客户刁难的杜鹃被龙老师（梁龙饰）神秘的气息所感染……四个人的关系由此便逐渐错位，暧昧的背后，都有各自不为人知的一面。

高鸣这样形容片中的四个人物，“他们就像花的不同阶段。小东刚出社会，青涩懵懂，含苞待放；杜鹃比他成熟，向往更好的生活，是正在盛开的状态；被过往经历困扰的园园是用力绽放过但受了伤的花儿；中年大哥龙老师则面临一种凋谢。”

“如果按传统叙事，很多电影会交代清楚每个人物的背景和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但《回南天》在这方面是比较隐晦表达的，小情侣的感情出了什么问题，园园经历了什么，龙老师究竟是什么身份等这些前史性的情节都在剧本创作阶段被我消化掉了，而成片所呈现的故事就是一种人生的截面，是一种现实状况。”

对于高鸣来说，这种现实状况即人生困境的集合。“把他们的故事拼接起来，可以看到人在不同阶段下，真实的生活和心理困境，与现实中人遭遇困境一样，片中人物所生发出来的故事，所追寻的情感和梦想就是不断寻找出口的过程。”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园园是小东的出口，龙老师是杜鹃的出口，但到结尾处，竹篮打水一场空式的欲望索求与暧昧接近，“实际上是出口也是幻觉。出口应该在每个观众心中。”

因此，高鸣表示，在表演层面上，他给两个年轻演员设置的表演情境是极为贴合现实的，“从600多人中挑选出来的两个年轻演员，我让他们拍摄前实地体验生活一个月，他们慢慢就从活泼开朗变成了片中那种有些抑郁的状态。”

而更为神秘的园园和龙老师的戏份则有些偏舞台化。“爱跳舞的园园家中什么都没有，床上没有被子，鱼缸没有鱼；龙老师那个地下室除了周边的木头，也是非常空荡的存在。”这种表演风格和置景方式与影片氛围感十足、多象征隐喻镜头的拍摄手法，一脉相承。

无论是潮湿、暧昧的氛围感塑造，还是鱼和水的情与欲的象征和隐喻，以及最后飞起来的孙悟空的超现实表达和意象，都是高鸣为这部影片赋予的文本内涵和现实关照。

逆境人生催生艺术作品

“我的电影挑观众”

“实际上，我的创作原点就是从龙老师这个角色开始的。”由梁龙饰演的龙老师，正如前面所述，是一个中年大哥的形象，曾经风光过，现在处在中年衰颓的阶段。这与高鸣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

“以前我的人生也还算比较顺利，从一个籍籍无名的人成为设计师，但我并不是按部就班的人，喜欢去突破。那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但最后就会被现实无情地摁在地上。”

2006年，非科班出身的高鸣在机缘巧合下拍完了纪录片《排骨》，讲述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村青年在深圳华强北贩卖艺术电影盗版碟谋生的故事。那是曾经的高鸣离电影最近的一次。“《排骨》去了几个电影节参展，当时我在独立电影界也算小有名气，许多人知道了深圳有个导演叫高鸣。”

后来，他有个“特别傻”的想法：先去做其他工作，挣了钱，再回来拍电影。于是做生意、开餐厅等经历让他离电影越来越远。“以前觉得干什么都是一种宝贵的经历，实际上是为自己的不能坚持找台阶。用吴文光老师的话来说就是，‘经历个屁，你浪费了人生中最黄金的十年’，话虽狠但一针见血。”

曾经是成功商业品牌设计师的高鸣做起生意来并不顺利，亏钱、欠债几乎是常态，“后来我才明白我完全不是做生意的料。”

生意失败的日子里，高鸣情绪很低落，一度出现了抑郁的症状。后来他在跑步和钓鱼中得到了治愈。“我差不多钓了一年的鱼，在湖边特别放松，就会胡思乱想，进而产生莫名的幻觉，这种幻觉把它连接在一起，就像一部电影的诞生，于是就有了《回南天》的剧本。”

逆境人生催生艺术作品，同样，《回南天》也是一部“挑观众”的电影。高鸣对骨朵说道，前段时间《回南天》在厦门大学放映的时候，有个女生跟他说，前阵子她们封校封了一个多月，现在看这部电影，突然无比理解里面那些人物的情绪和状态，就是这种被围困的感觉。

有人说这种刻画情绪和氛围的电影应该被鼓励，但也有一些人表示不理解，说电影的故事性哪去了。对于影片的口碑和票房，高鸣十分清醒：“懂的人自然能够心领神会，不懂的人过几年再看也许会有不一样的体会，把它留给时间吧。”

当然，《回南天》也有许多遗憾的地方，高鸣认为，有些台词还不够精准，有些意象也太过直白。“但在这种市场状况下，我觉得电影能上映就是胜利，哪怕是票房只卖一块钱，我都要感谢那个观众。”

“交给时间的电影”

也得面临残酷市场

《回南天》问世以来，先后斩获了第21届韩国全州国际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最高奖（Grand Prize），并入围第49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光明未来”单元、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剧情长片竞赛、第4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新秀电影竞赛（华语）单元等，拿下耀眼战绩。

但在电影节上获奖并不意味着影片就能够顺利上映，获得票房。

作者电影创作不易，发行更难。据黄旭峰透露，《回南天》从2019年拍摄完成到2020年走了一圈电影节，再到今年上映，中间经历了无数困难和波折，剧本创作、拍摄、发行阶段等都会面临很多问题。

实际上，在许多发行公司眼中，文艺片就是这样的存在：“大家都觉得这是好电影，但是都不会发。”可以说，《回南天》目前能够顺利发行、上映，离不开各方的大力支持。

在最初产生创作想法的时候，彼时作为高鸣朋友的王磊就曾对他说，“你把它写出来，我来给你当监工，给你定好截止日期，把第一稿剧本给我。”制片人王磊和高鸣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做剧本，之后参加各种创投，才把它拍摄了出来。

后来，监制万玛才旦、耿军，制片人黄旭峰及工厂大门影业的加入，才使得影片在经历了两三年的积压后得以与观众见面。目前票房表现不佳，也是困扰投资方和主创团队的一个大问题。

而被业界视作“艺术片制造厂”的工厂大门影业目前也在内容策略上寻求转变。

成立不到5年的工厂大门影业已投资出品、制作了十多部电影，合作了十几位导演。包括万玛才旦导演的《气球》、佟晟嘉导演的《大三儿》、顾晓刚导演的《春江水暖》、韩帅导演的《汉南夏日》、张大磊导演的《蓝色列车》、魏书钧导演的《永安镇故事集》等众多在国内外各大电影节上荣获大奖的影片。

“其实我们并不想被行业定义为艺术片公司。”黄旭峰对骨朵表示，艺术或商业并不是工厂大门影业的衡量标准，这两者是大众的认知，或是营销定位，但他们判断一个项目值不值得做，是从内容价值出发的。

黄旭峰坦言，基于市场的变化，以及疫情等外在因素的冲击，工厂大门目前也正在积极转变内容策略，除保持原有的艺术电影优势外，也会做更多的商业化或类型化的项目，“我们相信自己也能做出票房2-3亿的作品。”

据黄旭峰透露，此前工厂大门的电影项目投资体量大概在500万-2000万左右，“之后有合适的项目也会有更高的投入，但整体会控制在5000万上下，做市场上的中腰部作品。”

据悉，除《回南天》外，由工厂大门影业出品、魏书钧导演的《永安镇故事集》也将在下半年上映。“目前手上还有十多个项目在同时推进，一个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