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间，多有与曹操有关的饮食典故，如众人熟知的望梅止渴、一合酥、鸡肋等饮食故事。在河南许昌，至今还流传着官渡泥鳅、曹操鸡等与曹操有关的名肴。曹操生前十分关注饮食，他对中国食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重视农业生产、撰写《四时食制》、注重服食养生、禁止山西寒食等方面。

曹操油画

  • 重视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的粮食、蔬果、肉乳是饮食文化繁荣的基础。曹操十分重视农业的生产，主要体现在实施推广屯田、禁止行军害稼、恢复田租征收、蠲免赈给灾民等措施上。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后，天下大乱，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

曹操认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汉献帝建安元年（196），曹操下令在许昌募民屯田，当年得谷百万斛，在打仗行军时，曹操严禁军人损害农作物。曹操曾发布《军令》，规定：“军行，不得斫伐田中五果桑柘棘枣。”最著名者是曹操马踏麦田自罚割发的故事，《曹瞒传》载：“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以《春秋》之议，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的势力恶性发展。汉末，袁绍控制的广大北方地区，“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

为了使百姓负担相对合理，建安九年（204）曹操颁布《收田租令》，恢复了汉代的田租征收，规定：“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当遇到天灾人祸时，曹操还下令暂免赡给灾民。

建安五年（200）以来，曹操与袁绍父子征战河北。建安九年（204）八月，曹军攻取袁氏老巢邺城。是年九月，下令：“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建安二十二年（217）冬天，“天降疫疫，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鉴于此，建安二十三年（218）四月，曹操下令赡给灾民，规定：“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

  • 撰写《四时食制》

魏武帝曹操撰，此书早已亡佚，今人不可得见原貌，但唐代李善《文选注》卷十二《海赋注》、唐代徐坚《初学记》卷三十《鳞介部》、宋初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九三六至卷九四○，均曾引用“魏武《四时食制》”。说明至迟北宋初年，人们仍可见到《四时食制》一书。

今人所辑《四时食制》所述14种水产，均名之为“鱼”，实不尽然，其中“鲸鲵”“海牛鱼”“□鲸沛鱼”分别为鲸、海牛和江豚，均为哺乳类水生动物。其余11种水产，子鱼（鲻鱼）、鲸瞢（鲟鱼）、望鱼（刀鲚鱼）、蒱鱼（不详）、鳣鱼、发鱼、蒸鲇为淡水鱼，蕃逾鱼（鳐鱼）、疏齿鱼（不详）、斑鱼（石斑鱼）为海洋咸水鱼。

从14种水产的地域分布来看，产于北方的有鳣鱼（河南孟津）、斑鱼（北海）、鲸鲵（东海）、疏齿鱼（东海），产于东南地区的有海牛鱼（扬州）、望鱼（豫章明都泽，今南昌一带）、□鲸沛鱼（淮及五湖），产于西南地区的有鲸瞢（江阳、犍为，今四川泸州、乐山）、子鱼（四川郫县）、蒱鱼（四川郫县）、发鱼（云南滇池）。蒸鲇、萧拆鱼、蕃逾鱼，产地不明。

四时食制

曹操生前主要活动于北方中原地区，所编写的《四时食制》所记水产品，却不局限于北方一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曹操作为一个著名政治家放眼四海、心怀天下的情怀。现存的《四时食制》佚文只记载鱼类，内容比较单薄，但从书名来看，“是书应当记载一年四季的食制，并不仅限于鱼类，估计原书的内容要远为丰富”。《四时食制》是中国饮食史上最早的一部专门的饮食著作，“它是饮食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它表明这一时期人们已经从更加深入细致的方面去研究饮食了。而这本书出自汉魏时期一个政治家之手，其意义更是不应低估的”。

  • 注重服食养生

东汉末年，随着道教势力的发展，服食养生开始兴起。作为上层统治人物的曹操，对服食养生亦产生了较大的兴趣。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张华《博物志》载：“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郄俭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文中的“方术之士”又称“方士”，多主张服食“方药”，以求高寿。

中国古代的方士，不完全等同于装神弄鬼、故作玄虚的骗子，其中亦有真才实学、医学造诣高深者，曹操的同乡神医华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曹操在左慈、华佗等方士的影响下，以啖野葛、饮鸩酒为修炼方药。之所以选择野葛作为服食之物，是因为曹操身患“头病”，曹操的头病由中风而引起，《三国志·华佗传》载：“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佗死后，太祖头风未除”而葛根可“疗伤寒中风头痛”，故曹操服食野葛不是有病乱吃药，而恰恰是对症食疗。由于葛根还可“解酒毒”“解中鸩毒”，经常服食葛根的曹操对于少量的鸩酒是免毒的，故曹操“亦得少多饮鸩酒”。

除了服食养生，关注自己的健康外，曹操还十分关注公共健康，他曾发布《戒饮山水令》，称：“凡山水甚强寒，饮之皆令人痢。”

寒食节又称“百五日”，时间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日。“寒食在东汉末期主要在山西地区流行，后汉末至南北朝，介子推被焚的传说被附会于寒食”。因最重要的节日习俗是不生火做饭，只吃提前准备的冷食，故称“寒食节”。

寒食节最早起源于山西，在唐代以前并非一个全国性的大节日，而是局限于晋地的地方节日。东汉时期，山西寒食的时间很长，普遍长达数日，有的地方甚至长达一个月。冬至后的一百零五日，时值春寒料峭，数日或一个月寒食，给山西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

《后汉书·周举传》载：“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炊，老小不堪，岁多死者。”并州刺史周举到山西太原赴任后，“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人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

后汉书

恶风陋俗的革除，往往具有很大的反复性。至东汉末年，山西的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曹操攻取并州后，认为并州人寒食是一种陋俗，“子胥沉江，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于子推独为寒食，岂不偏乎？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

从保护人民身体健康，改善人们饮食生活出发，曹操颁发《明罚令》，规定：“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曹操明令禁断寒食，并未根除山西当地的寒食陋俗。

后世石勒统治并州时，也曾发布过禁寒食节的命令。“但不巧的是第二年发生了雹灾，雹子下得很凶，平地三尺，大的有鸡蛋大小，结果路上行人和家畜死伤上万。石勒为此专门解除了不许并州寒食的禁令。”。曹操禁断山西寒食的努力虽未成功，但他为保护百姓身体健康而移风易俗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