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宝贤

引言

香港开埠初期的维港两岸

香港的银行发展史可溯自1845年，总部设在印度的东藩汇理银行来港开设分行，并成为香港首家发钞银行。随后，其他银行相继来港设立分行，它们当中，首家以香港为基地的正是1865年成立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除取得签发港币的特权外，汇丰还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加上英国政府作后盾，虽历经多次金融风暴，仍拾级而上，成为区内一家举足轻重的银行。原来自香江开埠后，不少外资银行都先后在港开设分行，其银行大楼多集中在当时的维多利亚城内，这也令城内的昃臣道至毕打街一带仿如一处“银行区”。

早在开埠之初，港府便曾试图把英镑推广成香港的官方货币，但由于香港是多路商旅云集的贸易中心，加上当时中国通行复本位货币（日常小额交易多用红铜，青铜或铁铸钱币；大额商业交易，缴税及储存财富则多用银锭），多种流通货币（如西班牙和墨西哥的银元，印度卢比和中国的钱币）活跃于香港市场，反观英镑（行金本位制）不单供应较短缺，市场流通也不算普及，至1860年代初，港府已发觉要以英镑收税不易实行，故自1863年始，着手发行香港本身的银元（Hong Kong Dollar），而香港也仿如英磅，银元两大货币阵营的交汇区，在这样的脉络里，外资银行体系以外，不少华资银号，找换店，银行也在香港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银号与银行

上世纪20年代的香港

原来，除了外资活跃于香港外，多路华商也云集香江，但在这些华商圈子中，英镑和西式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却流通得不算广泛，以西法经营的金融服务也未有大幅渗进华人圈子之内，反观传统的中式银号，找换店则颇受华商欢迎，这些华资银号有独资经营，也有合股经营者，与外资银行相比，虽然它们的资本额和规模较小，利息较高，信贷期较短，经营方式也较传统（多以交情，信用维系顾客），但这些银号在华商圈子内人脉广布，透过地缘，业缘，血缘（如同乡，同行，同姓）的关系，填补了外资银行渗不进的商业空间，而旗下业务也包括按揭，金银兑换及炒卖等，较著名的银号有瑞吉银号汇隆银号等。

步进19世纪末，外资银行在华开展业务，部分资金所寻觅的出路，便是投放在华资银号，原来当时银号的一项资金来源，乃是透过外资银行的华人买办作担保，借来短期“铺保贷款”，这也令外资银行和华资银号之间，出现了频密的“拆款”关系，银号拆借来的资金，不少便贷给了南北行、金山庄、米行、药材行、花纱行等多路华商，故银号提供的金融服务，便仿如资金的桥梁，助长了华商活力之余，也填补了外资银行渗不进的市场空间。及1932年，规模较大的香港银号约有30多家，经营手法和客源各有差异。当中，日后较著名的便要数恒生银号。

恒生的故事可溯自一家传统的“银号”。1933年，恒生银号在港岛永乐街70号一幢旧式楼宇内开业，当时的文咸街，永乐街正是不少南北行，金山庄的聚集处，恒生银号乃是一家小型找换店，初期的实收资本为港币十万元，创办人林炳炎，何善衡，梁植伟和盛春霖等，肩负管理的林炳炎乃清远人，自少在广州一家钱庄当学徒，后赴上海开办大昌钱庄，时人称他仗义轻财，走遍大江南北，凭着丰富经验，与友人何善衡等合办恒生。何善衡祖籍广东番禺，14岁时踏足社会，22岁便当上一家金铺司理，后自立门户充当金融经纪，何氏便这样忆述恒生初创时的规模：“当时铺面的设计十分传统，顾客只需走上三步，便已碰到柜面”，它沿用算盘计算账目，早期的账簿以毛笔抄写，盖上银号的朱砂印章，恒生亦循华商的传统惯例，为员工提供膳食，业务有黄金买卖、汇兑和找换，以香港为基，恒生的业务扩及广州、上海，董事长林炳炎经常往来粤港沪三地，何善衡则较专注广州业务。

另方面，在20世纪初，随转口贸易在香江发展得更蓬勃，华商对押汇、信用证、支票的使用需求急增，借用西式银行经营方法成立的华资银行，遂应运而生，如自1912年，多群华商（如从美国，澳洲回流的华侨）便借用西式经营方法，先后建立起仿西式的华资银行。如买办出身的陈启明及罗长肇建立的大有银行，从澳洲回流的中山华侨马应彪，蔡兴等，除建立先施和永安百货公司外，还创办了一家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银行，另从美洲回流的四邑华侨李煜堂等也成立了一家广东银行。当中，日后较著名的便要推东亚银行。

昔日位于德辅道中6号的广东银行总行

1919年，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总行设于皇后大道中落成。东亚的创办人主要来自南北行、金山庄的圈子，他们分别是和发成船务公司的李冠春、李子方兄弟（另在安南经营米业）、经营银号的简东浦、经营南北行贸易的冯平山等，东亚银行的法定资本为200万港元，九位创办人每人集资约20万元，各人本业横跨中国、日本、印尼、印度等地区，经营大米、丝网、金属航运、烟草等生意，而这多门生意也成了东亚银行的优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营商网。各东亚的创办人中，又以李石朋、简东浦等较活跃，李石朋曾在香港“瑞成船务公司”当学徒，接触不少洋人，并曾入读“圣约瑟书院”学习英语，后来更创立了自己的船务公司，专门经营往来越南与香港之间的米运生意，后更活跃于地产和金融界。简东浦为鹤山人，为李氏同乡，在香港皇仁书院毕业，谙中，日，英三语，曾远赴神户正金银行工作，累积了不少营商经验，其父简照南为日本正金银行香港分行买办，人脉广布华南和东亚一带。简东浦从日本回港后，更在1916年合资成立“德信银号”。东亚各股东旗下经营的大米和船务生意，除了为银行凝聚资金网外，其商业人脉也助长了东亚的海外扩张，如东亚成立不久，李氏家族在西贡堤岸经营的商行便成了东亚银行的代理。早在1930年代，东亚银行的股份已开始在香港股票市场买卖，及1933年，东亚银行更与由东南亚华侨创办的利华银行携手，在新加坡合资建立外汇部，打开了南洋市场的门户。

虽说是一家仿西法成立的银行，但在经营上，东亚银行仍保留了不少华资银号的经营传统，亦沿用了银号的“行街”制度，派员联络各行头的华商，与华资银号建立密切连系，交换情报，互通消息，据东亚旗下一位“行街”吕明晃忆述，他每天早上先和简东浦和李子方交换情报后，便到银号汇集的上环一带，收集各方信息，十一时许才回银行汇报，这种雇用“行街”的传统也为东亚保留了一点旧式银号的色彩。由此可见，所谓西法经营的华资银行也仿似是一种结合了中西经营传统，接通东西商脉的新产物。

危机与战火

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影响下的香港

20世纪上半叶，华资的银行和银号迅速成长同时，也遇上了多次金融危机。原来当时不少银号都把存户的款项，投放进银号股东其他环节的业务上，这些投资和银号业务之间，往往未有明确的户口分界和稳妥比例，加上香港的银行制度尚未完善，一旦市场出现不利谣传便如火乘风势，不可收拾。如在1924年，历史悠久的“华商银行”便掀起一波风潮。“华商银行”的大股东乃是香港著名的米商，经营侨汇外汇，并向米商放贷，一向被认定实力雄厚，声誉良好，但在1924年却传出消息，指银行因外汇买卖亏损，欠下渣打银行及日本正金银行大笔贷款，无力偿还，“华商银行”冒现挤提，结果被迫关闭。

1929年世界经济进入大萧条，其影响也渐渐传到亚洲，如在1934年，广东银行出现挤提，被提走的款项高达1000万元，总行及海内外6家分行被迫停业。1935年1月，嘉华银行暂停营业的消息传出，与先施，永安公司关系密切的国民商业储蓄银行亦因挤提风潮而结业，这次银行危机也暴露了香港银行缺乏制度监管：当时香港既未有银行法例来规管银行的组织和运作，也没有中央银行来负起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更遑论设有（像现今一般通行的）存款保险制度，危机发生时，小规模的华资银行往往首当其冲。幸好在1933年创立的恒生银号仍在开业之初，所受的打击范围相对较少；而在1919年成立的东亚银行，在简东浦审慎管理的方针下，也一直把流动资金维持在较高水平，安然度过这次挤提危机，李氏后人回忆道“那天我正往银行接我父亲，看见大堂内一大堆人，简先生和我父亲神色慌张，银行员工就把金条搬到大堂，放在当眼地方，人人都看见了，人群才渐渐离去”。但审慎的理财方针，也限制了东亚银行的业务扩张，及战火在中国燃起，香港银行业也历经重大转变。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内地各大城市的殷商富户先后南下，不少商人也纷纷把大洋兑换成港币，这也令上海、汉口、广州和香港之间的汇兑业务激增，随中国金融重心进一步南移，恒生银号和东亚银行都生意滔滔，据恒生前董事何添忆述：当时“货车把一箱箱的大洋从内地运来，由于内地政府急需外汇支付抗日军费，因此每隔两天我们便独家代理兑换的工作，把这些大洋换成港币，并从中收取佣金，恒生因而赚了大钱”。随中国金融重心南移，在1940年，东亚银行也被中国中央信托保险部委任为代理，处理各类保险事宜。中国中央银行更将在港款项暂时存入东亚银行，通过东亚银行作收支渠道。在这形势下，东亚的存款亦由1937至1940年间，由2100万增至2500万。但随战火蔓延，恒生银号暂停营业，将资金调往澳门，东亚银行也把大批资金转赴美国和英国的代理银行保管。香港银行业亦进入了晦暗期。

重整与复苏

待1945年香港重光，经济迅速复苏，南北物资交流和汇兑业务渐渐蓬勃，香港在1948年也通过了第一条银行法，但其效用只限于对银行机构作出粗略界定，提出原则性指引来规限银行业务的运作，对于银行资产及流动资金则未有引入监管。恒生银号也在战后重整了旗鼓，铺址从华商聚集的上环，迁至位于华洋杂处的中环（皇后大道中）的自置物业内，利用多年建立的网络，在黄金买卖，汇兑和找换市场中再显身手。随中国内战爆发，在多股南下的难民潮当中，恒生也吸纳了不少人才，其中包括了后来出任董事长的利国伟。1949年，恒生的管理层出现了重大变动，是年恒生的主理人林炳炎辞世，其职务便由何善衡接管。上任后，何氏在1950至1952年间三度外访，足迹遍及美加、新马、南非和欧洲，返港后即引入连串改革。自1952年，恒生注册为私人有限公司，在1950年代急速转型。另边厢的东亚亦在1950年代引入连串改革，并进一步拓展东南亚的商业窗户。

原来，随战后香江制造业，出口业冒起，港商为拓展海外市场，极需要银行来作伙伴后盾，给予新时代的财务安排，贯通东西金融市场脉搏，恒生和东亚也一如当时不少华资银行，在1950年代急速转型，恒生除提供信用状及出入口融资服务外，也加强了外币兑换设施，以配合高速转型中的香港经济步伐。走进1960年代，随香港工业急速起飞，迈向国际市场，香港银行业也走进了一段“黄金时代”，伴随香港制造业渐趋蓬勃，恒生和东亚也先后以成衣、玩具、塑料、五金及电子等多个新兴行业为服务对象，恒生前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何德徵便解释：“那时，一般人都觉得大银行高不可攀，而银行方面亦无意作出改善，就以服务方面而言，工作效率缓慢，职员对顾客的苦候漠不关心，有时候顾客坐在大堂读完数份报纸，还未得到要提取的数千元“，有鉴于此，本士华资跟行也正好觅得自己的拓展空间。

随各路华商在战后急速冒起，不少本港华资银行亦乘势崛起，恒生和东亚也尝试配合华资扩张，开拓海内外的金融服务市场，在1960年，恒生银号正式转为公共有限公司，将原日“银号”之名改为“银行”，港九多家分行正式开业，并增加了出入口押汇、保险及保管箱等服务，随香港地产业兴起，在1964年，恒生信托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专责代客买卖楼宇及股票，管理物业提供信托服务等。同年，以存款及资产计，恒生已成为全港最大的港资私人银行。可是，恒生高速冒起同时，香港银行界却发生了巨变，经营方针较保守的东亚避过了这波风潮，，但扩张急速的恒生却被卷入漩涡之内。

风潮与制度

1965年，恒生银行被挤提的情景

在1961年，一家本地银行因资金周转不灵引发出挤提风潮，港府从英伦银行邀来一位顾问，探讨香港的银行体制，新的银行法例在这份报告书的基础上编订，并于1964年末生效，名为“一九六四年银行法例”。但新例引入不久，在1965年初，明德银号便发生了挤提事件，掀起一波风潮，广安、道亨、永隆等华资银行均受牵连，香港的华资银行面临巨大冲击，港府不得不插手干预，除了从英国运来新港币及英币，希望平息风波外，港府也据1964年的银行法例，由银行监理专员接管明德银号，但接管后，却发现银号把不少存款放在尚未完工的物业投资上，由于物业市场供过于求，银号不易套回现金，也无法偿还债项。随后数周，华资银行圈子内陆续传出了更多不利谣言。同年2月，广东信托商业银行香港仔分行也因挤提风潮而被迫停业，随传闻的猜测愈演愈烈，更多华资银行也被牵进挤提风潮内，恒生银行欲避无从，大批存户蜂拥至恒生旗下多家分行提取现款，风潮所及，一度更令中区交通几陷瘫痪。

在1965年公布的银行贷款与存款比例所见，东亚为51.7巴仙，恒生则为74.7巴仙，据此估计，恒生的放贷业务可说较进取，而东亚的经营则可说较保守，加上恒生的客源较东亚者多元及广泛，随风潮卷至，恒生承受的压力也远比东亚者为大。随华资银行挤提风潮扩大，恒生银行也被牵进这股金融漩涡之内，汇丰银行也不得不介入，并公开表示对恒生极有信心，无需翻查任何账目，宣布对恒生作无限量支持。港府亦一度颁布紧急法例，规定存户每人每日在同一银行户口内，只可提取不逾一百元之款项。与此同时，为回应港元钞票不足，港府宣布英镑可作为法定流通货币，大批英镑亦从英国运抵香港，发展至此，挤提风波才慢慢平息，而限制提款的法例也在2月16日取消。但恒生受谣言所困，流失了不少大额存户，至4月上旬，恒生已流失掉约2亿元的存款，如单在4月5日，恒生一天内便流失掉8千万的存款。利国伟回忆道，恒生当时有3大选择：“我们可以接受纽约大通银行的援助，或者停止营业，任由政府接管，亦可以投向我们的友好汇丰银行”，经多日讨论，董事局终在4月8日达成协议，由利国伟向汇丰建议，表示恒生愿意让出多数股权。翌日，利国伟与财政司郭伯伟会面，获准与汇丰银行接触，到了午夜，恒生和汇丰宣布双方已达成原则上协议，汇丰将购入恒生51巴仙的股权，消息传开后，挤提风波才告平息。

上世纪50年代，香港汇丰银行总部大楼

这一浪危机过后，港府尝试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冻结了发出新银行牌照，在这脉络下，业内竞争一度缓和下来，现存的本土华资银行也得以休养生息，固本培元。如自1960年代末，恒生业务渐次上扬，自1972年，恒生在香港交易所上市，股份获超额认购约29倍，总认购金额约达港币28亿元，但原创办者林氏、何氏两大家族的角色却也渐次淡出。另边厢的东亚银行也在急速扩张，如自1969年起，它便引入最新的联线电脑系统，为香港首家在运作上采用电脑科技的华资金融机构。自1980年代，恒生和东亚便正是第一代踏足中国，开展中国内地市场的本土华资银行。

步入1978年，港府为了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宣布撒销停发银行牌照的限制，不少跨国银行也先后落户香江，令银行业的竞争再趋激烈，竞争压力下，加上本港房地产业渐渐炽盛，不少本港华资银行也大量放款予房地产及股市相关业务，大大增加了经营的风险。与此同步，港府修订银行业条例，确立银行监理专员的职权，颁发银行执照的准则，在1980年通过法案，将外汇银行公会改为香港银行公会，规定持牌银行必须成为该会会员。翌年推出金融三级制，把接受存款的金融机构分为持牌银行、持牌接受存款公司、注册接受存款公司，尝试把实力较弱的机构分隔出来，减低银行危机的风险。发展至1981年末，香港持牌银行约达121家，接受存款公司约349家，除了一般存款、放款服务外，这些银行还大力发展地产、信托、保险、证券、旅游、运输、股票等边际业务，但随银行业急剧扩张，危机也在暗暗隐伏。来到1982年，逾百年历史的谢利源金铺倒闭，间接引发出恒隆银行一阵挤提风潮，几经起迭后，恒隆银行终在1983年被港府接管，继后，新鸿基银行、海外信托银行、嘉华银行等也出现风潮，引发出另一波本土华资银行倒闭或被收购重组的风潮。由此看来，银行业通过提供多元化，国际化服务，协助香港迈步转化成一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业内也历经不少惊涛骇浪和大小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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