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以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在学术界有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
傅斯年在结束欧洲的6年留学生涯后回到中国，先后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创始所长，以及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但在大陆，却鲜为人知。傅斯年先生曾和陈寅恪、俞大维一同留学德国。三人非常要好，后来傅斯年成了俞大维的妹夫，俞大维成了陈寅恪的妹夫，同时俞大维也是陈寅恪的表弟，他俩是姑表亲。
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她是陈寅恪的表妹
傅斯年被誉为“五四运动总指挥”。后来学生火烧赵家楼和痛打章征祥后，傅斯年痛批运动的暴行，立即选择退出，他认为运动中的有些东西已完全背离他的初衷。
傅斯年崇尚公平、德先生、赛先生和有序的自由，希望由社会的自然演变和和平推动来实现民主政治，而不是武力与暴动。这点与胡适的改良主义很相似。
亦师亦友的傅斯年和胡适
傅斯年和胡适同是自由主义者，始终和国民政府保持距离，不做“政府的尾巴”，干政却不从政。他始终秉信“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坚守传统知识分子身上应有的士大夫精神。坚持作民国政府在野人士中最有力的诤友和最坚决的“异议人士”。但蒋介石对他始终信任有加，两人关系很要好，彼此的人格双方都是非常信任的。
傅斯年始终保持在野的姿态，对政府施加压力，以此推动政府和社会的变革。他对胡适说：“我们若欲于政治有所贡献，必须也用压力，即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
对于在朝的态度则是：“我们自己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傅斯年、胡适与李宗仁
傅斯年看到英国工党击败了领导英国人民战胜了法西斯的保守党，希望蒋介石能走英国式的道路，在朝和在野由民众选票决定。并且要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基本上是做出了这样的动作，后来国民大会也是如期开了，可随之而来的内战炮火击灭了傅斯年的热情和希望。
1945年，为国共和平，傅斯年作为第三势力的代表出访延安。毛泽东想起了自己在北大的岁月，因这层关系，专门和傅斯年单独谈了一宿。毛泽东谈到傅斯年在五四运动时，傅斯年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傅斯年
在延安，傅斯年看到的人和事儿，特别是毛泽东，观感与同行的五人不同，有着极为独特的观感和政治洞见，更坚定了傅斯年对自己“早识当年路本歧”的观点的正确性，体现在他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谈话中。（详见北归P117页）傅斯年对拿着“陀罗尼经”的同行人黄炎培极为鄙视。
傅斯年和胡适一样，不光是学问做得好，而且属于世事洞察的人。两人相交30多年，亦师亦友。在1949年，果断离开大陆是傅斯年早已做出的决定，他所顾虑的是走，究竟要带些什么东西。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创始所长，他把史语所里的珍贵家当完整地带去了台湾。
史语所的东西和故宫不同，故宫东西基本上是帝王的爱好品，重视的是美，而史语所的东西看中的是它的学术价值。比如殷墟考古。虽然后来大陆也出土了一些，但是最好的，在学术上具有代表性的，依然还是台湾那批。
傅斯年也是国民政府“抢救学人”运动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不光自己离开，他也劝他人离开，但当时很多著名学人都没有听他的话。比如曾昭燏、陈寅恪、曾昭抡等。
随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后，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他把北大的校风也带到了台湾。台湾大学是傅斯年最后的栖息地。在这里，他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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