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编绘《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结合文字资料与田野考察，对以往史载模糊、定位不清晰或相关图集中标注不准确的武胜城、马鬃山、虎顶山、紫云城、虎头山、得汉城、南坪(平)关、望江关七处进行了考释。并认为田野考察作为历史地理研究辅证的功能虽然逐渐得到重视，但在学理层面上的内涵仍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从学理层面而言，田野考察作为获取“非文字资料”的重要方式，应将其视作“文献”的一种。在历史地理研究中，不仅要利用田野考察结合文字资料进行文献校勘、辩伪，亦不能脱离文字资料只言田野，且要注意提升田野考察的技术内涵以确保可信度。

关键词：川渝地区；地名；田野考察

诚如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中所言：“古代城址有遗址保存到近现代，曾经考古、历史、地理学者调查考察过而写有报告公开发表或见于有关著作，我们得据以在今地图上正确定位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城邑只能根据文献上‘在某州县某方向若干里’一类记载定位，因为既没有现成的调查考察报告，又不可能付出大量时间去做这种工作，因此，图中的点线和历史上的实际位置有误差的，肯定不在少数。”在参与编绘《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我们亦遇到谭先生所言之问题，即文献中对部分地名的记载讹误、抵牾之处较多，故有必要对其加以考解，以免讹误。并在此基础上，兼谈《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编绘过程中的几点认识。

一、武胜城

“武胜城”一名最早见于《元史》，称蒙将汪良臣于中统三年(1262年)“以钓鱼城险绝不可攻，奏请就近地筑城曰武胜，以扼其往来”。然《元史》未载其方位，而后世各史书对“武胜城”的记载也不尽一致。扒梳史料，关于“武胜城”方位的说法有三：

1． 在元定远县治东，旧名飞龙峰。此说最早见于《明一统志》，载为“在定远县治东，旧名飞龙峰。元遣兵攻合州钓鱼山，驻兵于此，更今名”。《嘉庆重修一统志》直接援引《明一统志》，因袭其说。明清两代《四川通志》的记载与《明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大同小异，给出了距离治所的具体里数，如正德《四川志》载：“定远武胜山，在治东一里，旧名飞龙峰。”雍正《四川通志》、嘉庆《四川通志》皆同，唯嘉庆《四川通志》有自相抵牾之处(见下文)。据上述，“武胜城”在定远县治东飞龙峰的说法始出于《明一统志》。按《明一统志》成书于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而自元置定远县至嘉靖三十年(1551年)定远县治并未有所迁移，上引诸书中所言“定远县治”当与元定远县治同。元定远县治的位置，在今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旧县乡黄桷村东侧沿江坡地。按此说，“武胜城”当在今旧县乡黄桷村侧黄桷坪一带。

2． 在清定远县治北十里马军寨。此说出现较晚，始于清嘉庆年间。嘉庆《定远县志》载：“武胜山，城北十里。即元武胜军，今名马军山。”“马军寨，城北惠新里，即元武胜山。”同时期的嘉庆《四川通志》亦言：“马军寨，在县北惠新里。元武胜山。”光绪《定远县志》因袭前说，记载同嘉庆《定远县志》。因马军寨遗址犹存，以往著述中多采用此说，如《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载“武胜山寨址，旧县乡马军村东北500米”。按此说，“武胜城”在今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旧县乡马军寨。

3． 在元定远县治地女箐平。此说源于《元史》中载：“定远，下。本宋地，名女箐平。元至元四年，便宜都总帅部兵创为武胜军，后为定远州。二十四年，降为县。”认为武胜军、定远州、定远县皆在女箐平。后世诸如《明一统志》、嘉庆《四川通志》皆因袭其说。《元史》又载，至元五年(1268年)时，“改母章德山为定远城，武群山为武胜军”，意指“武群山”为武胜军治地，即“武胜城”所在。按《元史》所载，则“武胜城”在女箐平。此外，在元人著述中，此说亦有佐证。

元末修撰的《宋史》中载：

九年，叛将刘整复献计，欲自青居进筑马鬃、虎顶山，扼三江口以图合，匣刺统军率诸翼兵以筑之。左右欲出兵与之争，珏不可，日：‘芜箐平、母德彰城，汪帅劲兵之所聚也，吾出其不意而攻之，马鬃必顾其后不暇城矣。’乃张疑兵嘉渠口，潜师渡平阳滩攻二城，火其资粮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舡场，统制周虎战死，马鬃城卒不就。

元姚燧《牧庵集》中又载：

清居南迫合，独受敌锋，为三帅扞蔽，他日专刘帅戍，移贞肃南九十里，夹嘉陵东西，筑武胜军、母德章两城，距合为里亦然。昼则出逻设伏，尝将进战。夜则画地分守，传警鼓柝，篝火照城达曙，以防窃入。

按上述两条史料可知，“芜箐平城”与“武胜军城”显然同为一城，与《元史》所载一致。按此说，“武胜城”在今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旧县乡黄桷村东侧沿江坡地。

上述三种关于“武胜城”方位的说法中，第二种说法不可信。一则此说出现时间较晚，清嘉庆以前的文献记载中，未曾有“武胜城”在马军寨的说法。二则持此说的文献亦多有自相抵牾之处，信度不高。如嘉庆《四川通志》中对“武胜城”在飞龙峰、马军寨、女箐平的说法皆有记载，不知何种说法当信。嘉庆《定远县志》在记载“武胜山，城北十里。即元武胜军，今名马军山”的同时，又载“定远古城，县北十里，元至元二年分汉初地置”。按“县北十里”、“城北十里”之说，嘉庆《定远县志》中所载之“武胜山”当在“定远古城”一带，而非“马军山”。第二种说法显然不足为信。

那么，第一种和第三种说法中哪一个可信呢?实际上，两种说法中“武胜城”的具体位置相距甚近，且“飞龙峰”与“女箐平”的地理范围今已不可考，难言“飞龙峰”与“女箐平”之间的关系，两者甚至可能为一者，仅地名相异而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两种说法中“武胜城”位置的确定均是间接推导而来，皆非直接记载“武胜城，在某地”。第一种说法中“武胜城”位置源于“武胜山在飞龙峰”，第三种说法源于“武胜军在女箐平”。按第一种说法，亦可言“武胜军在飞龙峰”，则厘清两种说法的关键在于“武胜军”。前引《元史》载：“定远，下。本宋地，名女箐平。元至元四年，便宜都总帅部兵创为武胜军，后为定远州。二十四年，降为县。”该条(后文称其《元史》定远条)言，武胜军先改定远州，后降为定远县。按《元史》所载另两条史料，可知武胜军演变为定远县的过程，可能更为复杂。

《元史》卷6载：

(至元四年)九月······乙未，总帅汪良臣请立寨于母章德山，控扼江南，以当钓鱼城之冲。

(至元五年)三月······壬申，改母章德山为定远城，武群山为武胜军。

显然，前引《元史》定远条漏载了关于“改母章德山为定远城”的史实。这一错漏，清人著述中多有提及。如清汪辉祖在《元史本证》中言：“合州定远，本宋地，名女箐平。元至元四年，便宜都总帅部兵创为武胜军，后为定远州，二十四年降为县。案世祖纪，至元四年，汪良臣请立寨母章德山以当钓鱼城之冲，五年改母章德山为定远城，武群山为武胜军。女箐平当即武群山，其不云改母章德山为定远城漏也。”柯劭志编撰的《新元史》中甚至直言武胜军是置在母章德山的定远城，“定远，下。本宋地，名女箐平。至元四年，便宜都总帅汪良臣立寨于母章德山。五年，改为定远城，置武胜军，行和溪安抚司事。后复改定远州。二十四年，降为县”。按此，《元史》定远条中所言武胜军演变为定远县的过程中，母章德山的定远城应亦参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许鸿磐《方舆考证》中的观点，其载：

武胜山，元史作武群山，在定远县东。《元史》世祖纪，至元四年，总帅汪良臣请立寨于母章德山，控扼江南以当钓鱼城之冲，从之。五年，改母章德山为定远城，武群山为武胜军。《通志》：‘武胜山在定远县东一里，旧名飞龙峰，元宪宗攻合州屯兵于此，更今名。’按元武胜军后改为定远州，又降为县。据《元史》，定远、武胜系二处殆并而一之舆。

许鸿磐认为，元代定远县并非如《元史》定远条所言，简单由武胜军改定远州，后降为定远县。而是此过程中，还存在一个母章德山的定远城与武群山的武胜军合并的过程。就现有文献而言，母章德山定远城的位置难寻，且无其他文献可佐证许鸿磐的说法，由而许鸿磐之说仅为一家之言。但据上述所引，至少说明不能简单将元武胜军所在等同于定远县治的位置，即《元史》定远条所言有待进一步商榷。因第三种说法的史料依据便是《元史》定远条，由而相较之下，第一种说法更为可信。由此，笔者认为“武胜城”当在今旧县乡黄桷村侧黄桷坪一带。

二、马鬃山与虎顶山

“马鬃山”、“虎顶山”最早见于《宋史》，为宋蒙相争的战略要地，与武胜城、钓鱼城密切相关。前引《宋史》卷451载，咸淳九年(1273年)，元将刘整献计“欲自青居进筑马鬃、虎顶山，扼三江口以图合”，此后元将匣刺“率诸翼兵”筑城马鬃、虎顶山。在此情况下，宋军欲“出兵与之争”，钓鱼城守将张珏认为“芜箐平、母德彰城，汪帅劲兵之所聚也，吾出其不意而攻之，马鬃必顾其后，不暇城矣”，于是“张疑兵嘉渠口，潜师渡平阳滩，攻二城”，以致“马鬃城卒不就”。咸淳十年(1274年)，囿于马鬃、虎顶山的战略地位，张珏“表请城马鬃、虎头两山，或先筑其一，以据险要”。此次战事，后世史书皆因袭《宋史》之说。按《宋史》中言“芜箐平、母德彰城，汪帅劲兵之所聚也，吾出其不意而攻之，马鬃必顾其后”的说法，当知“马鬃山”、“虎顶山”当在“武胜城”南、钓鱼城北。此外，“虎顶山”、“虎头山”当同指一山，“顶”“头”同意而写法不同。

关于“马鬃山”的具体位置，明人与清人说法两异。《元史》载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合喇“请于渠江之北云门山及嘉陵西岸虎头山立两戍，以其图来上”。按万历《合州志》言：“马鬃山，在州治北，与云门山相连，张珏尝以重兵守之。”又“云门山，在州治北二十里，嘉陵、宕渠二江分流左右”。云门山今名犹存，其位置与万历《合州志》所载一致。则按明人说，“马鬃山”当在渠江之北云门山一带，即今重庆市合川区云门镇云门山一带。相较明人说，清人说法又有不同。《通鉴辑览》谈及“马鬃山”在“合州东北”，但不具里数。《读史方舆纪要》则言：“马鬃山，州东北百五十里。”此后史书如光绪《合州志》《读史兵略续编》等皆因袭其说。按清人说，“马鬃山”已然在“武胜城”北，与《宋史》说中“马鬃山”在“武胜城”南、钓鱼城北不符。此外，《宋史》言筑“马鬃”、“虎顶”二山是为“扼三江口以图合”。而“三江口”的位置，前引诸书如《通鉴辑览》《读史兵略续编》等皆言在嘉陵江与涪江汇合之处。按清人说，则“马鬃山”距“三江口”过远，难以起到扼制的作用。由而，“马鬃山”的位置当如明人说。

“虎顶山”的具体位置史载不详。上引《元史》中载其在“嘉陵西岸”，清人著述如《通鉴辑览》《方舆考证》皆只言其在“合州东北”，《读史兵略续编》则“疑其在其南嘉渠口，渠江入嘉陵江之口”，不详具体方位。按《元史》中载“于渠江之北云门山及嘉陵西岸虎头山立两戍”，而“云门山”的实际位置亦在嘉陵西岸，则“虎顶山”当在渠江之南、嘉陵西岸。若“虎顶山”在渠江之北，则按文献写法，《元史》中当为“于渠江之北、嘉陵西岸云门山、虎头山立两戍”，不用刻意区分。在渠江之南，今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思居村东南有虎头寨，光绪《合州志》载：“虎头寨，州北十五里，与云门山对峙，周围悬崖峭壁，上有良田数百亩。嘉庆年问教匪及咸丰年间李逆入境，邑民避难于此，安堵无惊。”按《宋史》所言元人筑“马鬃”、“虎顶”扼“三江口”及张珏欲城二山“以据险要”的说法，“马鬃”、“虎顶”二山当地势险要，且相互呼应。据实地考察，思居村东南之虎头寨高约330米，为渠江之南地势险要处，据嘉陵江与渠江交汇之地，与钓鱼城遗址隔嘉陵江相望，与云门山隔渠江相望。由此，“虎顶山”的位置疑在今思居村虎头寨。

三、紫云城

犍为“紫云城”最早见于《元史》，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汪良臣率军“进攻嘉定，昝万寿坚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杀之，进垒薄城。万寿悉军出战，大破之，伏尸蔽江。万寿乞降，良臣奏免其死，居民按堵。良臣统兵顺流而下，紫玉、泸、叙相继款附”。明人曹学俭言：“子云城，在县南三十里，昔扬子云避乱于此，后人增筑为城，今水月寺是其故址，俗讹为紫云城。”清人顾祖禹的记载更为详细，“紫云城，在县东南十五里，亦日子云城，相传扬子云曾居此。宋宝佑中，兵乱，筑城置戍于此。德佑初，昝万寿以紫云城降元，是也。今其地为水月市”。各版本的一统志、通志、府志、县志所载亦如上述，唯有距城里数稍有差异，有县“东南十五里”、“南二十五里”、“南二十里”、“南三十里”四种说法。按犍为县治自明洪武四年(1371年)徙至今玉津镇后，清代未有移动，则上述史载中距城里数的差异当非治所移动造成，而可能是囿于测量方式或测量定点的不同。

“紫云城”遗址尚存，在今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孝姑镇紫云村五组，该地距今犍为县城约10公里，与上述诸书所言里数相近。子云山上水月寺仍存，该寺始建于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1978年修建孝姑公社时曾一度被拆除，后得以重修。《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宋“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利州东路、利州西路”图中将“紫云城”标注在犍为县城东北、岷江东岸，未见文献依据，当为误标。据上述，“紫云城”当标注在今犍为县城南、岷江西岸的紫云村五组。

四、虎头山

南宋末，为抵抗蒙古军队在蜀中劫掠，宋廷“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积粮为必守计”。在这样的背景下，咸淳元年(1265年)，富顺监“徙治虎头山”。关于富顺监“虎头山”的具体方位，史载说法有二：

1． 在富顺县治西南六十里。此说源于《明一统志》载：“虎头山，在富顺县西南六十里，高六十余丈，形如虎踞，故名。宋咸淳初，尝徙县治此山。”后世诸如正德《四川志》《渎史方舆纪要》皆因袭其说，《明史》《清史稿》则与其大同小异，未言“虎头山”的具体里数，只言在“西南”。

2． 在富顺县治东南六十里。清至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书中，关于“虎头山”位置的记载与前述《明一统志》等书中又有不同，雍正《四川通志》载：“虎头山，在县东南六十里。”乾隆《富顺县志》亦言：“虎头山，在县东南六十里，山石崛垒，蹲踞江边，下有洞口吞吐云气如虎形，山顶有泉，四时不涸。”民国《富顺县志》因袭前说，除里数为“县东南八十五里”外，其余字句尽皆相同。按此说，“虎头山”当在富顺县治东南。

按明清时富顺县治皆在今富顺县城关镇，则上述两种说法并非是治所移动造成。那么，两种说法哪个是正确的呢?结合田野考察可知，明清两代地理总志、正史中关于富顺监虎头山的记载确为讹误。今富顺县大城乡东南400米有虎头山，上有虎头城。虎头城位于沱江东岸之江滨，距富顺县城约45公里，为富顺县文物保护单位。经国家文物局勘察，该城平面呈多边形，长约150米，宽约80米，现存寨墙、寨门、虎头石等遗迹，确为南宋末曾为富顺监治所的虎头山城。第二种说法言“虎头山”在富顺县治东南六十里，与今虎头山城遗址位置大致相符，当为正确。《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宋“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利州东路、利州西路”图中依据明清两代地理总志、正史中的说法将“虎头山”标注在“富顺县治西南六十里”之处，为误。据上述，“虎头山”当标注于富顺县东南、沱江东岸的大城乡。

五、得汉城

通江“得汉城”最早见于《元史》：

(至元元年，1264年)冬十月，大渊谍知宋总统祈昌由间道运粮入得汉城，并欲迁其郡守向良及官吏、亲属于内地，乃自率军掩袭。遇之于椒坪，连战三日，擒祈昌、向良等，俘获辎重以数千计。明日，宋都统张思广引兵来援，复大破之，擒其将盛总管，及祈昌之弟。二年，大渊遣文安以向良等家人往招得汉城，未下。

关于“得汉城”的具体方位，史载较为含混，说法有三：

1． 在通江县东一百二十里。此说源于《明一统志》中载“得汉山，在通江县东一百二十里”。《读史方舆纪要》、雍正《四川通志》与胡林翼《读史兵略续编》皆因袭其说，亦言其在“县东百二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许鸿磐《方舆考证》则与其大同小异，仅言“得汉山”或“得汉城”在通江县东，未提及具体里数。

2． 在通江县东北百里。此说源于曹学俭《蜀中名胜记》，其载：

得汉城，《县志》云：“东北百里，万山中崛起堑崖，四面峭绝，独西南二径，凌险转折而上，诚一夫当关之势，断崖多前代遗踪可识。《旧志》载：汉高帝据此以通饷道。”石壁刻云：“宋淳佑己酉季冬，大使余学士亲临得汉城山，视其形势，而授都统制张实，躬率将士，因险形垒储粮建邑，为恢复旧疆之规。”

按《蜀中名胜记》中的记载依据两本志书(当为明或明以前方志)和石刻资料，则其可信度很高。此说，在清人编撰的《明史》中亦载，称通江县“东有得汉山”。

3． 在通江县东南。此说仅见于《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其载：“得汉城，在县东南汉山上。”《方舆考证》言“得汉山”又名“汉山”。

按南宋至清期间，通江县治所除明初曾一度移治赵口坪外，皆治今通江县诺江镇，则“得汉城”距城方位当不会因治所移动而发生变化。上述三种说法中，第一种说法只言“得汉城”在通江县东，未明确指出正东、东北或东南。第二种说法因《蜀中名胜记》所依据的文献、石刻资料以及曹学俭蜀中为官的经历，可信度很高。第三种说法除《乾隆府厅州县图志》有载外，并无其他文献支撑。今“得汉城”遗址尚存，位于通江县东北永安镇得汉城村西北，距城约46公里，城四周为绝壁，长约2500米，宽约2000米，城墙用条石砌成，现存东、南、北三个城门。遗址情况亦与明清文献相符，在通江县“东北百里”，城“四面峭绝”，有“三门”。按此，则第二种说法更为明确和可信，第三种说法为误。《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宋“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利州东路、利州西路”图中据《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将“得汉城”标注于通江县东南，为误。据上述，“得汉城”当标注于通江县东北永安镇得汉城村西北。

六、南坪(平)关

《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四JIl”图中在南川县西南标注有“南坪关”，清代“四川”图中在相同位置亦标注有“南平关”。此处“坪”与“平”同意而写法不同，后文皆称“南平关”。

关于“南平关”位置的记载，最早见于雍正《四川通志》，载：“南平关，在巴县南一百五十里，明万历中奢崇明陷重庆，进攻合州。石柱宣抚女官秦良玉讨之，营于南平关，扼贼归路，即此。”此后，嘉庆时期的《四川I通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皆因袭其说。《图集》将“南平关”标注于南川县西南，当是依据此说。值得注意的是，前述三书中“南平关”皆在重庆府“巴县”条下，“南川县”条下并无“南平关”。各版本的《重庆府志》和《南川县志》中，亦未载南川县有“南平关”。且《明史》中载巴县“西有佛图关，又西南有二郎关，东有铜锣关，亦日铜锣峡，南有南坪关，又西有扶桑坝”。许鸿磐《方舆考证》亦载“南坪关，在巴县南”。按此，则“南平关”当为巴县境内关隘，不在南川县。

此外，“南平关”亦不在“巴县南一百五十里”。乾隆《巴县志》载：“南平关，古关，县南渡江十里，孝里一甲，石壁峭削，磴路攀云，明天启年奢酋叛重庆，石柱女土司秦良玉领兵扼南平关，绝其路，即此。《通志》：‘在县南一百五十里，误。”后世道光《重庆府志》、同治《巴县志》皆持此说。《读史方舆纪要》中亦指出：“(重庆府)城南隔江有南坪关。”按方志中虽时有错讹，但“南平关”距城不远，且曾发生秦良玉据此扼敌的重要战事，地方修志人事当不至于全部弄错。20世纪80年代以前，“南平关”仍有遗址可寻，《四川省重庆市南岸区地名录》载：“南城坪，在南岸区南坪公社九龙大队古楼垮一带······原巴县古城设置在此······县衙与州府联系不便，故此迁往北岸下半城。解放后，仅残留着古县城墙遗迹，鼓楼今已荡然无存。”按巴县治所未曾设在南岸区，这个城墙遗址实际上便是“南平关”城址，其位置在今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转盘，即南坪西路与江南大道交汇处。

七、望江关

《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四川”图中在涪州城西北、长江南岸标注有“望江关”。

涪州“望江关”之名仅见于清人徐的《小腆纪传》《小腆纪年附考》，载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张献忠兵陷涪州，守将曾英“败退至五里望江关”。而清人其他著述，如《蜀碧》《南疆逸史》《绥寇纪略》等则皆言曾英“败退至五里望州关”。查阅各版本《四川通志》《重庆府志》《涪州志》，亦未发现“望江关”之名，唯有“望州关”为拱卫涪州城之重要关隘。按此，疑“望江关”为“望州关”之误。

关于“望州关”的具体位置，《明一统志》载：“望州山，在涪州西南五里。”此说与曾英“败退至五里望州关”相符。然雍正《四川通志》与嘉庆《四川通志》俱言：“望州关，在州南七十里。”两种说法中里数、方位皆有差异，但“望州关”不在涪州城西北方位是明确的。值得注意的是道光《重庆府志》与同治《涪州志》中的说法，道光《重庆府志》中言：“望州关，州南十里，明曾英曾御献贼于此。”同治《涪州志》中系统梳理了涪州城周边的关隘，亦载“望州关”在城南十里：

后山······左支······由马武垭靖远关(城南三十里)脱卸起伏至望州关，高耸入云，关锁其颠，俯瞰州城，路通南綦，明末张献忠由此路绕出綦江，破重庆。关定峰擘为三支，右支直插涪陵江，扼险为黔江关(城东南十里)······左支趣江凹处为鹅颈关(城西五里)。稍后一山抱鹅颈而前，界大江，屹然止，聚云寺冠其上。临江凿石壁为龟龙关(城西十五里)······由望州关迤逦而下十里，注两江交汇处为州城。夫州城为腹心，望州关为咽喉，黔江龟龙为左右臂，前襟两江，后控靖远，连四边要塞，慎固封守，固东川一大关键也，独涪陵保障乎哉!

按同治《涪州志》记载详尽且系统，当较前两种说法更为可信。此外，“望州关”取“高耸入云，关锁其颠，俯瞰州城”之意，前述所言疑“望江关”为“望州关”亦可确定。“望州关”的遗址至今尚存，《四川省涪陵市地名录》载：“望州关，原设有关卡，地形较高，在关上可望涪州古城。”又据新修《涪陵市志》载，“望州关”在涪陵城南望州山上，现仍存有主寨门和小寨门。“望州关”遗址在今重庆市涪陵区太极森林公园内，距涪州老城约5公里，与前述“城南十里”亦相符。按此，“望州关”当在涪州城南约5公里望州山上。

结语

诚如前引谭其骧先生所言，《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绝大多数城邑因缺乏实际的“调查考察”，只得依据文献中“在某州县某方向若干里”进行定位，由而错讹“肯定不在少数”。但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特殊时代，此类情形似可理解。在参与编绘《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在对图中的点线进行定位的同时，我们亦在思考田野考察的“文献”功用。近三十余年来，田野考察作为一种方法或一种视野，在中国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史等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与应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田野考察作为辅证的功能虽然得到承认，但在学理层面上的内涵仍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

“文献”一词在我国古代，大致包含两方面内容：“文”指文章典籍，即书本记载；“献”指贤人及“评论”、“燕谈”等。但贤人、诸儒、名流的“评论”、“燕谈”一旦为人采录而见诸文字，所谓的“献”亦成为了“文”。由是，在我国古代“文字运用和书写、印刷都已发达起来的情况下”，“文献”中“献”的部分是很少的。这就造成对“文献”的认识，往往只限于文章典籍。在初步构建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时，白寿彝先生就曾认为“历史文献指的是有重要意义的书面材料”，“文献总是用文字写出来的”。但伴随着情报科学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文献”的概念较之以往更为广泛，定义为“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依据现代广义的“文献”概念，“文献”不只为“文字资料”，还包括影像资料、塑像、口述资料、历史遗址等“非文字资料”。而田野考察作为一种获取“书斋外”资料的方式，不仅有助于发现藏于民间的碑刻、日记、契约、谱书等“文字资料”，亦有助于结合“物质实体”的历史遗址、摩崖石刻、庙宇祠堂等“非文字资料”推进史学研究。由此，在现代广义的“文献”概念下，田野考察亦应包含在“文献”之内。正如张侃所言，“历史学之所以提倡田野工作，不仅在于它能推动社会史、区域史的研究，而且还在于它拥有历史文献学的意义”。

正是因田野考察拥有“历史文献学的意义”，由而在文献校勘、辨伪方面自能与文字资料相互佐证。一般而言，全国性史料的编纂者由于条件所限，根本无法对其记述一一踏察，由而错讹在所难免，故连顾祖禹亦以“未尝诉江河，登恒岱，南穷岭海，北上燕然”而认为其书不可尽信。而地方史书如方志一类，往往抄录前人资料而不加甄别，更有甚者则附会与杜撰，错讹亦是难免。此外，“文字资料”在流传过程中往往演变为孤证或多种说法间相互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田野考察的工作便在一定程度上可与“文字资料”相互补证。前述“紫云城”、“虎头山”、“得汉城”等史载说法各异，难以通过史载定位，最终皆赖于田野辅证的方式确定其位置。以“紫云城”为例，史载“紫云城”说法有四，为犍为县“东南十五里”、“南二十五里”、“南二十里”、“南三十里”，不知何种说法可信。《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标注于犍为县东北、岷江东岸，与史载不符，且标注所在位置地势平坦，并不适宜于此筑“紫云城”。而犍为县孝姑镇紫云村的“紫云城”遗址，距犍为县城约10公里，与史载相近，且子云寺尚存，由此“紫云城”位置可定。

从学理层面而言，田野考察理应包含在“文献”之内，但在实际运用中亦需要慎重。抛开“文字资料”只谈“田野考察”，“田野考察”亦会成为孤证。田野考察中获取的资料亦可能为误，需要结合相关史料进行判断。以前述“武胜城”为例，《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据清人说法将“武胜城”寨址定于今武胜县旧县乡马军寨。然结合史料分析发现，清嘉庆以前的文献中，未曾有“武胜城”在马军寨的说法，且文献本身便有抵牾之处。此种说法，极有可能为嘉庆白莲教战乱时期修筑“马军寨”时附会而成。由此可知，若不加辨别地使用田野考察中获取的历史信息，亦会造成错讹。此外，如同“文字资料”的甄别、勘误需要训练和技巧一样，田野考察的工作亦需要技术的支撑。离开技术的支撑，田野考察中获取的资料的准确性难以得到保证。如蓝勇在研究明清时期皇木采办的过程中，为了确认在田野考察中获取的“园木和树根样本”确为“皇木”，于是将鉴定材料转送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进行鉴定，以此保证样本的准确性。

文章作者：张亮 罗权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1期

选稿：何铂羽

编辑：罗舒平

校对：周辰

审定：郝志坚

责任编辑：洪珊

（注释内容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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