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令全世界都震惊了,无数的人涌入北京,想要送毛主席最后一程。当治丧委员会将守灵亲属的名单交到李敏手中时,李敏皱了皱眉头,说:
“名单里少了我哥哥贺麓成,应该把他也列进来。”
分别14年的母亲意外离世
“麓成!麓成!”看着眼前这个喊着自己名字的中年妇女,贺麓成却感到很是陌生,自己在花汀村生活了14年,几乎没怎么见过生人,这个打扮时髦的女人,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呢?
不一会儿,爷爷贺调元闻讯赶来,一见到中年妇女,赶忙对贺麓成说:“麓成,她就是你日思夜想的亲生母亲啊!”
贺麓成顿时愣住了,从小到大,他都没见过母亲长什么样,如今母亲真的出现在了面前,贺麓成哭喊着扑到了母亲怀里,十四年的思念,随着母子二人欢喜的眼泪倾泻而出。
1935年4月,贺麓成刚刚出生两个多月,父亲毛泽覃就在瑞金突围时不幸牺牲,母亲贺怡得知这个噩耗后,悲痛万分。当时贺怡的处境也并不安全,为了保全自己的儿子,贺怡不得不将贺麓成送到亲友家寄养。
几经辗转,贺麓成被送到了花汀村贺调元的家中,花汀村地处偏僻,贺调元家中条件还算宽裕,因此贺麓成的童年生活还算安定。
但对于自己的身世,贺麓成一无所知,但他从家人们往日的只言片语中,知道自己的母亲经常写信问候自己的情况。
自从安顿好贺麓成后,贺怡就开始辗转各地做地下工作,由于对儿子极度思念,贺怡不但通过地下党打听儿子的情况,还经常写信给贺调元,询问儿子的近况。
毛主席在毛泽覃牺牲后,也时刻关心着自己的弟媳和侄子,他曾经写信给贺怡,嘱咐她抚养好孩子,随信还送了一只鹿茸。后来贺怡秘密托人将鹿茸送到了贺调元家中。
1940年6月,贺怡不幸被捕,为了不落入敌人的魔掌,她吞下了一枚金戒指,结果不但没有死成,反而还遭到了严刑拷打,胃部严重下垂。
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出面和顾祝同谈判,将贺怡营救出来。到达延安之后,医生诊断必须将金戒指取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手术前,按照规定,必须有家属签字。当时丈夫毛泽覃已经牺牲,姐姐贺子珍远在苏联,离她最近的只有毛主席。毛主席听说这件事后,毫不犹豫地在手术单上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
1949年8月,贺怡被分配到江西工作,担任吉安地委组织部长,这才得以让母子分离14年后再度团聚。
贺麓成随着母亲离开了花汀村,来到吉安。母亲重逢的喜悦,让贺怡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苦命的姐姐贺子珍,她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找到当年姐姐在江西失散的儿子,让姐姐像自己一样,享受母子团圆的幸福。
11月初,贺怡带着贺麓成到赣南寻找线索。当车行至吉安与泰和交界的一座木桥时,不幸发生了车祸,母子二人当时被压在了车下,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贺麓成发现母亲躺在身边,任他怎样哭喊,都喊不醒母亲。
仅仅团聚了三个月,贺麓成再次失去了母亲,而他的命运,也自此发生了重大转变。
“我们家终于出了一个状元!”
自从贺怡发生意外后,贺子珍就决心将贺麓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培养成人。当时她在上海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完全可以负担起贺麓成的生活。
1950年初,爷爷、奶奶陪着贺麓成到达了上海,贺子珍早早就等候在火车站,寒风中,脸被冻得通红的贺子珍,看到贺麓成,远远地就朝他招手。
当时距离车祸已经过去挺长时间,贺麓成腿疼到几乎无法走路。贺子珍得知后,立即带他去医院看病,结果令所有人大吃一惊:贺麓成的左腿在车祸中断成了三截,此时已经长歪畸形。
由于表面看不出,贺麓成在车祸之后,以为没有大碍,就一直忍着,结果需要通过手术,将骨头重新矫正。
手术过后,贺麓成从腿部到腰部都打上了石膏,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贺子珍每天在医院照料他,亲自护理了一个多月。
出院后,贺麓成仍住在姨妈家,贺子珍待他也如同亲生孩子一般。
虽然腿伤痊愈了,但有一段时间,他还必须拄着双拐走路。经过顽强锻炼,他终于能够扔掉双拐,恢复得像正常人一样。
在和姨妈生活的日子里,贺子珍经常告诫贺麓成:“第一,不要背父辈的牌子,要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在别人面前,不要讲自己是什么人的孩子。第二,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人。”
姨妈的两条教导,成为贺麓成终生遵循的原则。
贺麓成完全恢复健康后,贺子珍将他送进了上海西南郊的上海中学。当时老师问他上几年级,他果断地回答说:“上高二。”
当时贺麓成不了解的是,上海中学是当时上海第一流的中学,他以为能像在永新上学时,连连跳级。在这里,他上高一能够跟得上,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开学之后,贺麓成就见识到了上海中学的“厉害”,这里不但教学水平高,而且制度非常严格,很多干部子弟和烈士子弟来到这里,根本跟不上教学进度,最后只好离开了这里,有的去参军,有的去当了干部。
舅舅贺敏学知道这些情况后,嘱咐贺麓成还是好好学习,不要去“参军”“参干”,贺家都是革命军人、干部,缺的是教授,现在国家也需要知识分子去建设,就应该专心学习。
舅舅的一席话,对贺麓成之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贺麓成说一口江西“土话”,学习上也有些吃力,在老师和同学们眼中,贺麓成非常得“土”。但贺麓成丝毫不气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的数学成绩达到了满分,其他科目的成绩也不错,很快进入了班级前三名。
老师和同学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贺子珍也非常高兴,请贺麓成当自己的老师,教她一些代数、几何等课程,方便自己的工作。
1952年,贺麓成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中学毕业,贺子珍问他,是考大学还是去工作?贺麓成心里早有打算,回答说:“学技术,为祖国将来的电气化服务!”
这一年,贺麓成顺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化专业。
进入大学之后,贺麓成学习更加刻苦,吃住在学校,在物质条件上从不讲究,也不向亲人伸手要钱,只靠着国家每个月发的22元助学金维持生活,其中每个月还省出5元来,寄给老家抚养过他的亲戚。
贺麓成没有什么嗜好,一心扑在学习上。晚上熄灯之后,同学们都睡了,贺麓成又悄悄走出宿舍,蹲在路灯下继续读书。他的功课学得很扎实,1956年大学毕业后,他又考取了当时最难考的留苏研究生。
贺敏学听到这一喜讯后,高兴地说:“我们家终于出了一个状元!”带着舅舅和姨妈的叮嘱,贺麓成从上海来到北京,开始为留学苏联做一系列的准备。
一年之后,由于中苏关系变化,贺麓成没有如愿前往苏联,后来被组织上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地对地导弹”。当时该院刚刚成立,急需一批政治上可靠,业务能力拔尖的人才。
贺麓成是最佳人选之一,自此,贺麓成成为了一名军人。
隐姓埋名30年成为导弹专家
1958年,一身戎装的贺麓成来到钱学森麾下,投身到我国航空航天技术的研究中。为了尽快设计出我国第一颗导弹,贺麓成夜以继日地操劳着,拟制的图纸资料达数十本,翻译了近百万字的资料。
经过几年的努力,他成为单位里的技术骨干,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航天工程师之一。
当时我们国家对导弹设计没有经验,技术、工艺也跟不上,光是导弹的控制方案,就让参加研制的专家们费尽了脑筋。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微型计算机,也无法加工出复杂精密的器件。
专家们为此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方案,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年轻的贺麓成和另一名工程师王太楚,经过反复研究论证,终于提出了自创的控制方案。基于当时我国的条件,对控制系统的线路进行了巧妙的设计,找到了既便宜又简便的方案。
专家们对这个方案进行认真讨论,决定采用这一方案。
为了让我国第一颗导弹顺利上天,贺麓成不顾西北戈壁滩的恶劣天气,经常奔波在发射基地中。初秋,我国第一颗导弹上架,待令发射,在场所有人都异常激动,贺麓成反而平静地坐在指挥室,等待发射结果。
预定的时间已到,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导弹腾空而起,多个测量数据不断传回指挥室,宣告发射成功。指挥室中顿时欢声一片,贺麓成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这一成功,确立了贺麓成在导弹研制工作中的权威地位,成为新中国培养的最优秀的导弹专家之一。
远在北京的毛主席为第一颗导弹顺利上天而欣喜,而他并不知道,他的亲侄子贺麓成是这一成功背后的大功臣。
自从上学以来,贺麓成在填表时,在父母一栏只写“亡故”,连父母的名字都不写,尽量不让人知道他的身世。到了北京之后,他从来没有提出去见伯父毛主席,也从未给伯父毛主席写过一封信。
正是这个原因,在建国之后,他没有将自己的名字改回“毛岸成”,就是不想让人知道他和毛主席的关系。
1959年8月李敏结婚,毛主席在拟定宴请名单时,提醒李敏说,她有个哥哥在北京,应该邀请他来参加婚礼。这个“哥哥”,就是贺麓成。然而当时贺麓成单位的电话很难打,李敏打了几次也没有找到他。
因此贺麓成没有出现在李敏婚礼现场,也失去了和伯父毛主席见面的机会。
这也正是毛主席逝世后,守灵的亲属名单中没有贺麓成名字的原因。当时治丧委员会都以为他在当年那场车祸中丧生,直到李敏提醒,大家才知道贺麓成还活着。
这是贺麓成第一次见到大伯父毛主席,但此时毛主席已经双目紧闭,永远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这么优秀的侄子。
1981年,国防部五院开始评定高级职称,由于贺麓成的杰出贡献,他成为解放军总参系统第一个评上高级职称的人,职称证书编号“001号”。
直到1983年,民政部门给毛泽覃颁发烈士证书,中央组织部通过贺麓成的单位通知他领取,他的真实身份才被单位同事所知。
很长时间,贺麓成就像其他的科技工作者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在一间20平米的小屋中,一住就住了20年,甚至很长时间,家里连煤气都没有。
一些朋友得知他的身世后,常常跟他开玩笑说:“贺麓成真窝囊,你有这么大一块招牌,怎么也不去沾点光,把自己弄成和我们老百姓一个样。”对于这些玩笑话,贺麓成总是一笑了之,对朋友们说:
“这不是窝囊,是我的理想。父辈是父辈,我是我,我不应该去沾这个光。”
贺麓成从来都以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而引以为豪,他最喜欢的一段话,是毛岸英写给表舅信中的一段话:“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原因外,正在于此,皇亲国戚张师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20世纪90年代,由于身体原因,贺麓成从科研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的爱国之心仍驱使他继续忙碌。他三次去江西、井冈山考察,为永新中学设立奖学金,用自己的积蓄帮助永新的农民引进黑梨,帮他们脱贫致富。
他曾经为一家工厂引入外资,得到了一笔奖金,他将这笔钱捐献给永新一所无操场、无宿舍、无厕所的“三无”中学。
后来贺麓成出任中国绿色经济联盟工程顾问,从“导弹专家”摇身一变,成了“绿色经济专家”。
2003年,贺麓成积极引进优良树种,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盐碱地改良。
他不但身体力行,同时还将绿色经济的概念和意义经常挂在嘴边,随时为绿色经济做宣传,他断言:
“人类历经了上万年的农业文明,又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工业文明后,终于步入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标志的绿色文明时代,绿色文明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种高级表现形态,而支撑绿色文明时代的基石将是绿色经济!”
曾经贺麓成受到家乡邀请,回湖南韶山探望乡亲们。当韶山的领导同志要他题词时,他写下了“父母忠贞留胜迹,儿为四化奔旭日。”他也一直践行着这几个字,用自己的行动为祖国发展甘当“孺子牛”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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