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谓考试历史最悠久、制度最繁密的国度。百余年前的清朝，读书人要获得正途出身从而进入仕途，大体上要陆续经历县府考试、省学政主持的院试、朝廷钦派正副考官的各省乡试、礼部主持的会试、名义上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后还有供翰林院选才的朝考。考试形式有四书文、五经文、诗、赋、策问各式不同的文体。每次考试，短则全日，长则九天。

经历这一番厮杀，士子们获得进士出身，最优异者可进入翰林院，成绩稍好的，则成为六部司官、内阁中书，然而考试却并未因此终结。翰林院到期有散馆考试，留下的人则须不定期地接受“翰詹大考”，根据成绩等第进行升黜；翰林和六部司官如要入台谏，成为言官，须考御史；如要主持乡试，须考“试差”；六部司官、内阁中书如要入军机，须考军机章京；如要进总理衙门，同样要考总理衙门章京。后两种考试，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总理衙门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成立的外事机构，以应付《天津条约》后公使驻京的新局面。这一机构由恭亲王奕訢管理，在四十年内，所辖事务逐渐扩及教务教案、海防购械、公使出洋、海关关税、新式教育、中枢的电报收发及铁路、矿务、外债等其他一切涉洋事务。与军机处一样，总理衙门官员分王大臣、章京两级，皆属差使。其中，章京从内阁中书、六部司官中考选，负责奏摺、信函、照会等署内一切文书的草拟及电报翻译，分英、俄、美、法、海防各股办事，额定员数四十八人，另有四位“总办章京”，主持署中日常事务。（可参看《“枢译勇怯无常，国事可知矣”——晚清的军机处与总理衙门》）

要当总理衙门章京，照例须通过考试。总理衙门的体制仿自军机处，章京考试也与军机处一样，不但内容、程序和要求相同，甚至连报名考试的都是同一批人。曾担任过驻德国公使、外务部尚书、红十字会长的吕海寰，在他还是一介司官时，就先后参加过这两个考试。

总理衙门章京考试（军机章京同），如果报考者为汉籍，则必须具备进士、举人或拔贡出身，即所谓的科举正途。报考者在考试之后，据成绩排定等次，集体引见，交皇帝圈定，录取记名，待署中章京出缺时，依次充补。

1896年11月7日总理衙门章京的《排单》

在考试之后，优胜者由总理衙门大臣带领集体引见，皇帝圈出记名，《排单》即为见皇帝时的次序单。张元济、唐文治、汪大燮都是1896年考取记名的总理衙门章京，他们被安排在第七排（前六排为满章京），都被皇帝圈出记名（有55位汉缺官员通过了考试，皇帝圈出了45人）。这次考试深刻地影响着他们日后的生涯。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1898年，光绪帝下诏求贤，频繁召见各地荐举的人才，将其中一些人直接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头一个就是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这位南海圣人希望皇帝能将他置诸左右，以备顾问。而章京连上奏权都没有，与他的期望值相去甚远。失望之余，他居然违旨而不曾到任。

康有为毕竟是此间的异数，绝大多数章京仍是通过考试进入总署，踏实办稿，履行职责。其中，不乏清流和饱学之士。

1898年钦定康有为任总理衙门章京的交片上谕

不经考试而直接任军机/总理衙门章京的情况十分罕见，几乎都发生在1898年。这一年，皇帝直接任命了刘光第、杨锐、林旭、谭嗣同四位军机章京，康有为、江标、刘庆汾、郑孝胥、杨枢五位总理衙门章京。

总理衙门考试一般出论题一道，内容取自传统的经史典籍。限时完成（通常是一小时），字数在二三百字间。下文所引两次考试的考卷，来自《章京文存》。这部《章京文存》，是民国年间安徽歙县人吴保琳抄录的总理衙门考卷，包含有1883年、1890年两次考试的考卷共十三份。吴保琳的父亲吴荫培，1890年以内阁中书的身份考取章京，后来在总理衙门和外务部任职。军机章京的考卷今天已很难获得，我们却可以通过总理衙门的考卷来看一看两个机构是如何选人的。

1883年4月，总理衙门考试章京，恭亲王奕訢拟题为“惟断乃成论”。典出韩愈《平淮西碑》一文：“始议伐蔡，卿士莫随，既伐四年，小大并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意在颂扬唐宪宗果断任用裴度，终平定淮蔡之乱。工部候补主事吕海寰名列第一，他的考卷全文为：

惟断乃成论

从来抱天下之大才者，尤贵具天下之大识；肩天下之大任者，乃能立天下之大功。伊古以来，非无英明磊落、愤然而志在有为[者]，乃不失之于因循，即失之于姑息，往往功隳于一旦，绩废于垂成。流连史简，未尝不为三叹也。此唐韩愈欲美蔡州之平，而以“惟断乃成”归功于宪宗也。当吴元济之鸱张也，唐之社稷危如累卵，难以武亢衡，裴度之重臣，犹敢肆其奸计，伤之而不恤。向非宪宗赫然震怒，一以军事委之，度安能成功如是之速且奇乎？其力果、其心精，其审势也、其相时也详且明，而其用人行政，又能以古帝王为法。此谋之断，所以见功之成也。若不能任人，而惟夸独断以为己能，则苻坚之于晋，又何以偾乃事哉？然则有宪宗之明，乃能宪宗之断，可以知所法矣。

日后以总理衙门大臣身殉庚子国难的袁昶，当时还是户部候补主事，为了让自己的仕途顺利，早些补上实缺，他也参加了这次考试，获得第三名的成绩。他的考卷全文是：

惟断乃成论

成天下之务者，存乎识；断天下之疑者，存乎几。必穷理而后练识精，必审时而后研几熟。《逸周书》曰：“疑败谋。”自古庙算之胜，未有不决几于群疑众难之会，而能目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者也。观于唐元和之际，时事亟矣。淮西遗孽，凭阻作昏，羊狠狼贪，横溃四出。淄青、魏博，同恶交煽。当是时，孱军懦帅，观望于四郊，帷幄坐论之士，安于养痈，怯于究武。藉非宪宗赫然震怒，延问方略，惟一二臣同，旄钺专征，荡削巨丑，得舆疾之韩宏，既无以一事权，密谋之裴度，复无以效指嗾，诸得解体，两京阽危，则唐之为唐，未可知也。然则功成治定之后，韩愈氏追述中兴之本末，而大书其事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洵千古定疑成务之龟鉴也。推若晋武平吴，决策于张华，宋真宗澶渊之役，独任寇准，以致奠两河于九鼎之安，孰非排蜩螗之中论，洞利败于当几，而克收系于苞桑之效也哉？

吕海寰（1842—1927），字镜宇，山东掖县人，以举人捐纳兵部候补主事，1883年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后历任江苏常镇通海道、中国驻德国公使、外务部尚书、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袁昶（1846—1900），字爽秋，浙江桐庐人，1876年中进士。1883年以户部候补主事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后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道、总理衙门大臣。可以说，二人事业的起点，就是上述几百字的考卷。

吕海寰自叙年谱中提及总理衙门考试

吕海寰说，全场只有袁昶和他两人知道这次考题——“惟断乃成”的出处。

从考卷内容来看，两篇文字仍不脱八股文的对仗节奏，读来朗朗上口，共同之处是点名了考题的出处，就唐宪宗与裴度故事立论。吕文更能在赞颂决断的同时，又提醒提防武断，所以名次更靠前一些。据吕海寰说，“通场均不知出处，唯余与爽秋（袁昶字）同年知之，故获首列”，这未免有点夸张，因为名列第二的考卷也提到了这一典故。不过通场情况不佳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李慈铭感慨：“总理衙门试者五十余人，取廿八人，爽秋第三，其余殊非佳士，惜哉！”

1890年12月，总理衙门再次举行考试选取章京，这次考题是“楙迁有无万国作论”，语出《汉书·食货志》，而原始出处则来自《尚书》：“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颜师古注《汉书》该句：“言劝勉天下，迁易有无，使之交足，则万国皆治。”总理衙门以此命题，意在利用古意，测试考试者对中外商贸的理解，这也正是总理衙门的职能范围。名列第一者为刘奉璋，其全卷为：

楙迁有无万国作论

《书·益稷谟》：“楙迁有无化居”。《蔡传》“楙”训为勉，谓“楙迁其民，徙有于无，交易变化其所居积之货也”。《周礼》合方氏注：“茂迁其有无”。《正义》以为，即《尚书》“楙迁”。《文选·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善注引《书》作“贸”，或云伏生《大传》作“贸”，此经训也。《书》又云，“万邦作”，郑康成注：“，冶也，亦养也”。《史记·夏本纪》引作“万国为治”，此经史之异也。今案《汉书·食货志》云：“楙迁有无，万国作”，试申论之。

昔《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者，嘉谷可食之物；货者，布帛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是也。汉时有重农贵粟之诏，又兴盐铁之利，行古之道，以蕲食足货通。故其时，国用饶给，而西域诸国，亦莫不慕义贡献。凡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龙文、鱼目充于黄门，文甲、明珠来于沙漠。猗欤休哉，固已孕虞毓夏矣，然而楙迁者，犹未广作者，犹未远也。历观史册所载互市马市诸政，论者恒非之，不知通商之意，古在西北而今在东南，古人以中国无用之物，易外洋有用之物，近日愈推愈广，都会所交，舟车辐辏，海外诸邦，其资于中夏者，丝茶二种，尤为繁多，而各国所产之物，橐载而来。互相贸易者，玩好珍奇，灿列于市者，指不胜指。其运货有轮船、铁路之可通，其造物有机器之迅捷，其生财有开矿之法，其稽价有电线之速，其囤积有各埠，其税务则有关，不诚盛世之宏观哉？彼《汉》之《食货》未可专美矣。

刘奉璋，字峨山，江苏宝应人，1889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任户部候补主事，此后任总理衙门章京、外务部员外郎等职。刘的论述分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为题解，将“楙迁有无万国作”八个字的直接出处、原始出处以及在经文、注文、史书中的演进及异同，一一说明；第二部分则以中外交往、互通贸易的诸多例证，从秦汉一直说到晚清，论述、充实“楙迁有无万国作”的内涵，并指明古今通商贸易在路线、内容上的区别，临了还加上一笔，称颂当时“盛世之宏观”，不逊于《汉书》故事。可以说，这篇文论在当时考试的诸多限制之下，各方面臻乎完美。

时任刑部候补主事的沈曾植也参加了这次考试，不过，他仅列第六。沈的考卷全文如下：

楙迁有无万国作论

惟古夏后天锡《洪范》：一食、二货，八政用开。其在《周官》，农事属司徒，泉府属冢宰。通九州（岛）之利，以济兆民之用，盈缩有宜，开塞殊术，食货之源，所有道也。“楙迁”之义，始见《夏书》。其时水土初平，任土作贡，万邦咸会，化居致远，刀布铭之。兖（豫）青豫徐河济之间，蔚为都会。盖舜逐时于陶，而汴泗通流荥阳，引河以利转运，其事不概见，而遗迹可稽。周之季世，诸侯强大，辟地逾远，则商贾之途，推暨弥广。时则周人最善贾，而齐之女工衣履天下。巴蜀之材，秦用富强计，然范蠡白圭之流，显名当时。迄其秦一海内，由夫有无相通，风俗相化，天道默运，非人力也。汉承周秦之遗，重本抑末，而习俗所趋，积势难返，素封拟于至侯，削脯备乎鼎食。武帝作币品，桑孔算盐铁，不能安静，滋益扰扰。夫利者，天道之自然；财者，人生之大命，自唐虞之世已然。班固引《尚书》“万国作”，以赞食货，其托意深远已。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浙江嘉兴人，1880年进士。他在1890年以任刑部候补主事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后任刑部郎中、外务部员外郎、南昌知府、安徽提学使等职。沈为浙东大儒，但这篇文章，却并无太多亮点。文章开头点明了论题的出处，并讲出自己的理解，即“楙迁”内容为食货，他对“楙迁有无万国作”的解释，时段止于两汉，空间限于九州，赞扬周秦及汉初各地各施所长、互济有无的故事，认为秦一统海内，得益于这些“风俗相化，天道默运”，借此贬抑汉武帝之后与民争利的国策，认为有悖“万国作”的深意。字里行间，不失清流本色。

从上述两次排名靠前的考卷来看，总理衙门考试意在选取淹通经史、思路流畅、文笔明快的办事人员。当时同类性质的考试是这样的：翰林院散馆考题为诗、赋各一，翰詹大考多为诗、赋各一外加论题一道，考“试差”为经义两道加诗一首，考御史为论、策各一，军机章京则单考论题一道，与总理衙门考试完全一样（1896年之后，总理衙门考题的风格开始变化）。

总理衙门章京的考题源自儒家经典，其取材注重办事明通、条例清晰、楷法工整等素质。经过总理衙门考试及其后的历练，一批活跃于清末民初政治、外交、实业界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我们熟知的沈曾植、唐文治、张元济等大学者都是从这一考试中脱颖而出，或以此为事业的起点。

相比较而言，军机章京考试虽然在内容、考试对象、录取程序上与总理衙门完全一样，培养的却多是下笔快速、办事明练、思路清晰的秘书。在晚清政坛上，军机章京的表现反不如他们总理衙门的同僚那样耀眼，这就要归因于考取之后职场生涯的不同历练了。

上文摘自《日暮乾清门: 近代的世运与人物》（李文杰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原标题为：成为“王佐”——总理衙门的考卷，转自“四马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