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敦儒词赏鉴》

朱悦进 评注

作家出版社

世人都喜欢把宋词比作文学桂冠上的钻石，但就艺术生态和体量而言，它更像苍莽挺拔的高原。它的魅力不止于几颗巨星耀眼炫目，而在于以其浩瀚、绚烂、壮阔构筑起广袤的文学森林，成为文学史上彪炳千秋的艺术高地。也正因其浩如汪洋般的存在，常人望见的往往只是管窥之域，一片帆或几颗星，而真正的场景则是千帆竞发、万峰争雄、银汉璀璨。在那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高原森林背后，蕴含着丰厚的艺术富矿，许多宝藏还有待后世去发掘并再认识。

朱敦儒正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缩影。他是两宋之交罕见的文学巨擘，对宋词的词风转变贡献至伟。在词艺世界，他开疆拓土，创立了别具一格的“樵歌体”“希真体”，影响了身旁和后世的大批词作者。“他在苏轼和辛弃疾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被誉为“宋词三变”的主角之一。他以叙事纪实和自传性的词章，记录下两宋动荡离乱的社会变迁，堪称以词写史第一人。然而，时光流变，这位曾在两宋词坛显扬一时的词人，却渐渐隐身于历史的硝烟云雾中。时至今日，他的影响力远不及当年，不仅普通读者，即便是大学中文系的一些学子，也有相当多人对其感到生疏。但是，他在宋词发展历程中做出的独特贡献绝不容低估和忽视。

一

朱敦儒，字希真，号岩壑，人称岩壑老人、洛川先生、少室山人等。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朱敦儒出生于北宋西京洛阳的官宦世家，父亲朱勃为朝廷大臣（苏轼《东坡志林》等曾记述过他与朱勃的交往经历）。家境优渥的朱敦儒，早年在故乡时恰如其诗自述：“青罗包髻白行缠，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阳城里住，卧吹铜笛过伊川。”恣意山水、冶游逐猎，好似神仙般放逸潇洒，飘飘然“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临江仙》）。颇有点放浪形骸、纵情声色的况味。

但朱敦儒绝非绮襦纨绔、不学无术。其家学渊源深厚，少有奇才。幼时学诗赋古镜，便写下“试将天下照，万象总分明”之句，令其师陈东野称奇不已。他博物洽闻、诗词俱佳，加之交友甚广、豪放率性，名满京洛，被誉为西都洛阳之“词俊”。《宋史》称其“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他被召至京城，朝廷欲授学官，他却说自己“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固辞还山。其后，朝廷数度征召，朱敦儒均坚辞不受，实在是狷狂、高傲、洒脱至极！

朱敦儒确有狂傲自负的资本，他才华横溢，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他的书法曾获南宋硕儒朱熹的推崇，小楷被赞“精妙醇古，超然远览”。他的画作，亦博得美术史家的首肯。元代著名收藏家、美术史家汤垕将朱敦儒列为南渡士人画家的首位。连有“帝王书法家”之誉的宋高宗都喜欢朱敦儒的画，令他与米芾之子米元晖对御而作，即在君臣宴饮时当庭泼墨。但清高的朱敦儒却生怕被人误以为是“御前画家”，总对亲友说，自己并不擅画，画都出自夫人钱端回之手。

定武兰亭拓本后朱敦儒题跋( 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

靖康之变，北宋覆亡。战争烽火焚毁了朱敦儒的诗酒风流梦。起初，他“随驾南渡”，为天子随护陪驾南迁，但很快被卷入难民潮中，不断向南奔逃。从中原到江南，经淮阴奔金陵，渡长江越彭泽，过洪州逾五岭，“南走炎荒”，辗转至两广。万里飘零、沦落天涯。经年的逃难经历，开阔了朱敦儒的视野，也改变了其人生态度。避乱途中，他无时无刻不思念着故土，思念着“伊川雪夜”“洛浦花朝”。他几乎本能地成为一个虔诚的爱国者。

流徙两广数年后，又有多位大臣举荐朱敦儒，称其有经世之才，文武兼备，于是朝廷授其右迪功郎，并下诏肇庆府敦促他赴任。朱敦儒起初仍不肯应诏，在友人力劝下，方北上临安。抵达京城，“命对便殿，论议明畅。上悦，赐进士出身，为秘书省正字”（《宋史·朱敦儒传》）。显然，高宗对他的才识和文韬武略颇为赏识。其后，朱敦儒先后任兵部郎官、临安府通判、枢密行府咨议参军、两浙东路提点刑狱等。但仕宦生涯，对朱敦儒来说既不顺遂亦不开心。他心心念念着匡复故土，回归中原，并因此与主战派的赵鼎、李光等宰臣过从密切而引祸上身，因所谓“专立异论”而遭劾罢官。

致仕后，朱敦儒归隐嘉禾（浙江嘉兴），并终老于此。宦海归来，朱敦儒重又过起神仙般怡然自适的生活。据地方史志专家考证，现今的嘉兴南湖成为驰名遐迩的名胜，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朱敦儒。是他在词中最早述及鸳鸯湖，“放鹤洲”之名也为他所题。同时，通过他的词，当地的鲈鱼、莼菜也成为享誉四方的特色名吃。著名诗人陆游曾描述过拜访朱敦儒的经历。说他与朋友同去探望，听到悠扬的笛声从烟波中传来，旁人说这就是先生在吹笛。不一会儿，先生棹小舟而至，与众人同归。只见室中壁间尽悬琴、筑、阮咸等乐器，檐下则均是世所罕见的珍禽，真如山野仙人一般。朱敦儒流传于世的词集《樵歌》三卷，有相当多篇章作于嘉禾。《樵歌》之名，显然也蕴含着隐逸之乐。

二

两宋之交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外侮内患、烽火连天，家国沦丧、民族危亡。时局动荡，文学也相应发生着变化。在北宋时已相当繁盛的“诗余”“长短句”，走到了演变的十字路口。朝廷长达十六年“禁乐”，失去音乐依托的“曲子词”如何繁衍存续？北宋时备受朝野喜爱，无论宫阙官衙还是市井巷陌均广泛传唱的宋词何去何从？值此特殊时期，诞生了一个特殊的艺术群体——“南渡词人群体”，而朱敦儒便是其中的最杰出代表，也“应是个巨擘”（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

朱敦儒的词被时人称为“樵歌体”“希真体”。两宋词坛，群芳竞秀，但公认自成一宗、独自成体者寥若晨星。《全宋词》辑录词家1330 余人，但词风真正被公推为“体”者仅有10 位左右。

历经八百余载风雨激荡，今天的人们该如何认识、评估朱敦儒在宋词的地位和价值？或许，其同时代人的看法能为我们提供参考和佐证。南宋中期文坛盟主周必大称朱敦儒的诗词“独步一世”，对其赞许有加。宋末诗人汪莘则从宋词演化流变的角度肯定了朱敦儒的卓越贡献：“唐宋以来，词人多矣。其词主乎淫，谓不淫非词也。余谓词何必淫？顾所寓何如尔！余于词，所爱喜者三人焉。盖至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也。”（汪莘《方壶诗余自序》） 南宋著名词选家黄昇评论朱敦儒是“天资旷远，有神仙风致”，称其词“辞虽浅近，意甚深远，可以警世之役役于非望之福者，非止旷达而已”。凡此种种，无不彰显出朱敦儒词在当时词坛的影响力和重要地位。

夏圭《临流抚琴图》

如今，学界公认苏轼、辛弃疾为宋词豪放派之主帅，但人们常忽略了由苏轼的清逸旷达向辛弃疾的悲壮豪放转变过程中的朱敦儒。辛弃疾自己公开表示，其《念奴娇·赋雨岩》词乃“效朱希真体”。显然，由承平时期的苏氏之旷转为动荡乱世的辛氏之豪，绝非偶然，更非天生如此，而是经历了朱敦儒的承继、接力与过渡。朱敦儒在创作上借鉴了苏轼的旷放之风，但又多有开拓创新，他把词的触角伸向现实生活，打破“花间词”的娱宾遣兴、绮罗香泽之窠臼，着力发挥词体的抒情言志功能。其词章的清奇逸趣，以及无所禁忌、包罗万象的纪实叙事性表达，更为词体范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摹本。

事实上，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在北宋时并不具有统领地位，“以诗为词”的“东坡范式”也未如后世那么受欢迎。连有“苏门六子”之称的陈师道都称：“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 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也在《词论》中批评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这些都表明，在北宋文坛，苏词至少是颇受争议的。加之苏轼作品相当长时期被朝廷所禁（直至南宋高宗朝才解禁），除几位苏门弟子外，真正习摹苏词者并不多。

朱敦儒与苏轼性情相仿，都视陶渊明为“偶像”，《樵歌》中多次提到这位东晋名士，在其诗中，更直言“而今心服陶元亮，作得人间第一流”。而苏轼则抒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显然，陶渊明放达淡泊的胸怀、高标远韵的人格魅力和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情趣，构筑起苏、朱二人共同的精神追求。同时，苏轼和朱敦儒之父朱勃（字逊之） 曾同朝为官，亦是志趣相投的诗友，常有诗词唱和。显然，父辈间的交往也深刻感染和影响着朱敦儒。《樵歌》中的一些词，明显带有学习、效仿苏词的痕迹。尤其是朱词体现出的“清”“旷”色彩，如早年的“摇首出红尘”，晚年“放行总是烟霞”等，都是效法苏轼，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学者认为：“苏轼‘以诗为词’之词学观的第一个真正继承者即是朱敦儒。”（郁玉英《朱敦儒词的阐释与接受》） 正是朱敦儒对苏轼词的承继及其创作实践，推动了“豪放派”词风的发展和在词史上的流派地位的奠定。当然，这只是希真词对词史贡献的一个方面。

诚如当代知名词学家梁启勋所言：“两宋三百二十年间，能超脱时流，飘然独立者，得三人焉。”即苏轼、朱敦儒、辛弃疾。他称赞朱敦儒的词作“多自然意趣，不假修饰而丰韵天成”（梁启勋《词学·下编·概论》）。

在南渡词人群体中，朱敦儒是与李清照齐名的巨匠。其词内涵丰富，绚烂多姿。流溢着“歌的词、诗的词、词的词”的姿彩与芳韵。特别是其晚年词章，简洁凝练、清疏晓畅，“用轻描淡写之笔，而能使风景、人物、情致、神韵，一齐活跃于纸上……”（梁启勋语），遣词造句看似随意却与节奏格律浑然一体，别具情味。

总之，朱敦儒大大拓展了词风、词路，口语式的议论、散文化的表述、天上人间的浪漫玄想转换，以及珠玉般跃动闪耀的佛机禅理等等，都令词的创作空间更为广阔，呈现方式更为立体多元。诚如胡适所论：“到了朱希真与辛稼轩，词的应用范围，越推越广大；词人的个性的风格，越发表现出来。无论什么题目，无论何种内容，都可以入词。悲壮，苍凉，哀

艳，闲逸，放浪，颓废，讥弹，忠爱，游戏，诙谐……这种种风格都呈现在各人的词里。”（胡适《〈词选〉自序》） 显然，诸多词家和学界大师将朱敦儒与苏轼、辛弃疾相提并论，视作宋词史上领袖式的人物，既因三人词风有一脉相承的基因，更在于朱敦儒对词体变革带来的巨大推力。他不仅冲破了以往词的题材、风格之束缚，提升了词的品格、品位，而且以丰富的创作实践，为词艺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引入更具生命力的新范式、新境界。

朱敦儒词章展现出的深厚内涵和风格的丰富多元在词史上确实少见。千百年来，人们惯于用豪放与婉约来为词家归宗并类，但若以这种简单化的标尺衡量希真词，就会徒劳无功甚而摸不着头脑。他有李白般“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狂放，也有晓风残月、闺情绮怨的柔美委婉，更有极具个性的“山林气”和“疏旷风”，而其豪放与婉约也明显异于他人。他那奇思妙想的游仙词，以及充满渔樵之乐和山家风味、不带半点烟火气的隐逸词，更令其词章呈现出独一无二的风采。而这，正是“希真体”“樵歌体”屹立词坛的魅力所在，是任何词家都无法取代的独特标签和贡献。

朱敦儒又精通音律，他不仅自创一些词牌，还创制了最早的词韵《应制词韵十六条》，对词韵学研究起到奠基作用。除词外，朱敦儒的诗文在宋时即获很高评价，他曾著有《岩壑老人诗文》《猎较集》等，遗憾的是，这些诗文和著述大多已亡佚。

夏圭《雪溪放牧图》

三

朱敦儒完整传世的词章仅见《樵歌》三卷，凡245 首。近代又有数首被词家发掘辑录，总计约250 余首，是南渡词家中传世作品最多的词人。综观《樵歌》，朱敦儒词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即在故乡洛阳至南渡前，存世作品不多，主要反映风流才子的游冶宴饮，以及闺怨怀人等内容，有的词仍留有艳词的遗痕。但这一时期抒写文人雅士狂放不羁与狷傲精神的篇章也颇受称誉，如脍炙人口的《鹧鸪天》（我是清都山水郎） 即为代表作之一，流布甚广。“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知名词学家薛砺若评论说：“这种狂逸的心怀与风调，不独在词中为绝无仅有，即在中国全部诗歌中，只有太白能有此种境界。”（薛砺若《宋词通论》）

中期即南渡至入仕为官期间。此为朱敦儒创作的鼎盛期，也是他的家国情怀最充分展现的阶段。这些词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万里逃亡中的离乡去国之悲歌。回望故园，生灵涂炭，国恨家仇，尽入词章。“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相见欢》） 一首小令迸发出如此慷慨激昂、博大雄奇之情怀，在当时词坛极其罕见。用短小令词抒写恢宏壮阔的历史画面，朱敦儒无疑起了开创性作用。

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中的朱敦儒常把自己比作孤雁、飘萍、扁舟，孤苦伶仃，伤时忧国。望故园不见的悲愤郁积于胸，泪水浸着笔墨而赋词。

“画舫东时洛水清，别离心绪若为情。西风挹泪分携后，十夜长亭九梦君。”（《鹧鸪天》）“有泪看芳草，无路认西州。”（《水调歌头》） 故土沦陷、长歌当哭。追怀故国的欢乐并反衬异乡的悲惨凄苦是他多见的主题。“故国当年得意，射麋上苑，走马长楸。对葱葱佳气，赤县神州，好景何曾虚过，胜友是处相留。”（《雨中花》） 而今却是“曲终人醉，多似浔阳江上泪。万里东风，国破山河落照红”（《减字木兰花》）。怀乡之情与国家兴亡融于一体，为其词章增添了雄浑悲壮的时代色彩，不仅彰显了厚重的社会价值，也愈发真挚感人。

二是入仕后对南宋朝廷苟安一隅，耽溺于享乐而不思匡复故土的不满，但又不便直抒胸臆，只能以隐喻、比兴等手法委婉表达。这些词略显晦暗而阴郁。有时还不得不借游仙词曲意吐露心声。“算蜗战、多少功名，问蚁聚、几回今古。”（《聒龙谣》） 这些词章，常流露出报国无门的苦闷。真是“有奇才，无用处。壮节飘零，受尽人间苦”（《苏幕遮》）。

晚期则是朱敦儒致仕后隐居嘉禾时的作品。这个时期，虽也不乏忧国愤时之作，但总体呈现着世外隐士之风，蓑笠竹杖、垂丝闲钓，荷锄耕园、随缘自适。“一个小园儿，两三亩地，花竹随宜旋装缀。槿篱茅舍，便有山家风味。”（《感皇恩》） 他把词集命名为《樵歌》，显然也是以山野樵夫自许。

回归山林，抛却尘世束缚，他的文学天才得以充分释放，此时的词章不仅颇多江湖山野仙气，也更富诗情画意。这时期的田园词中，常夹杂着佛语禅趣和人生哲理，既清新隽永，又耐人咀嚼寻味。“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西江月》） 这是饱历七十余载世事沧桑的长者感悟。“浮世事，能有几多长。白日明朝依旧在，黄花非晚是重阳。不用苦思量。”（《望江南》） 可谓作者人生经历的淬炼与智慧结晶，幽默、睿智、豁达，实可作警世语。他的赏月咏梅之词，更是语意奇绝，“似不食烟火人语”（南宋张端义《贵耳集》）。“横枝纤瘦有如无，但空里、疏花数点。”（《鹊桥仙》） 笔触之巧、意境之美，真是如诗如画，令人称奇叫绝。

夏圭《捕鱼图》

他不仅是位词人，亦是时代的记录者、吟咏者。风云际会，他见证了两宋王朝的更替。他勤于赋词笔耕，词作几乎完整记录了毕生的迁徙奔波。他的笔下，既有洛阳的金谷铜驼、吴地的篷帆软语，亦有南宋都城临安的采荷少女，还有两广异域的“蛮溪鬼峒”、荔青桄榔。从中原到岭南再北归临安，万里风尘云烟，一路世俗民情，都在词中呈现。民间的“烧灯”“踏青”“斗草”风俗，他一一录下，士人的雅集盛会乃至宫中的“御雪宴”，也不曾遗漏。阅读朱敦儒词章，好似读两宋社会史。在宋代词坛，能以词章全面呈现个人毕生行藏，并折射出时代风云变迁者，也只有辛弃疾可与朱敦儒比肩。

四

朱敦儒词在其生前即备受称誉。北宋时，他是西都洛阳的“词俊”。洛阳乃历史文化古都，“图书之渊”，文人荟萃。北宋政治中心在汴京，但文化中心则在西都洛阳。因此，“洛中词俊”并非地方文化名人之称谓，而具华夏之誉。南渡后，他与向子、徐俯、陈与义、苏庠等结为木樨词社，同题唱和，轰动词坛。

两宋词坛，名家迭出，朱敦儒词始终以其鲜明个性独树一帜。其词集《樵歌》《太平樵唱》在宋代即有不同刊本，不少代表作还入选各类选本。“希真体”“樵歌体”成为诸多词家竞相习韵效仿的摹本范式，其中既有当朝重臣，亦有文坛领袖，更不乏名传千古之士，如朱熹、辛弃疾、刘克庄、李曾伯等。至于后人在词作中化用朱敦儒词句者更不计其数。陆游的词被评价“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他的不少作品都流露出希真词的遗韵。陆游少时曾受教于朱敦儒，对他的为人与词章均仰慕之至，他在《题吴参议达观堂，堂榜盖朱希真所作也》中写到“仆少亦辱知于朱公”，因此，见其题榜，睹物思人，感慨不已。他还在诗中称赞道：“看君践履四十年，始知此公不轻许。公今度世为飞仙，开卷使我神凛然。”连有“一代文宗”之称的金朝第一词人元好问也有词题为“效朱希真体”。

夏圭《山腰楼观图》

这些词坛宗师效法习咏“希真体”“樵歌体”，反映出朱敦儒词在当时社会的风行程度，也表明词界对其词品的高度肯定。在宋金朝，朱敦儒的词声名隆显，影响深远，直至明清，都能感受到这种余波远韵。他有二十多首词（不计重复） 被辑入明清两朝的权威词谱，就是很好的例证。作为供后世词作者习摹的范本，朱敦儒词作入选如此多的词谱，充分显示出其词的独特词学价值。

自宋以降，朱敦儒词集《樵歌》大多以抄本形式流传。至清末，见载于艺文志的手抄本达几十种之多。一部两百多首词的个人词集，能主要以手工誊抄的形式，经历迭朝换代的腥风血雨，世代相传近千年，这不仅体现出读者对希真词的喜爱，也验证了希真词的艺术生命力和文学价值所在。

五

到了近代，朱敦儒词的影响远不及当时，原因诸多，学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因《宋史》中那句语焉不详的谈者“判词”，认为他与“桧党”有染。这可能确是原因之一。在历史叙述中，作家和艺术容易变得“脸谱化”，一旦打上原罪印记，便人人忌惮，不敢为其张目，这也影响到作品的传播。但这桩历史悬案本身，却值得重新审视和辨析。据《宋史·朱敦儒传》记载：“时秦桧当国，喜奖用骚人墨客，以文太平。桧子熺亦好诗，于是先用敦儒子为删定官，复除敦儒鸿胪少卿。桧死，敦儒亦废。谈者谓敦儒老怀舐犊之爱，而畏避窜逐，故其节不终云。”

宋史透露的信息很明确，一是秦桧为粉饰太平，耍手腕硬拉致仕多年的朱敦儒重新出山，二是给朱敦儒所授鸿胪少卿是废置多年的闲职，并无实权。秦桧要用的是朱敦儒之名，而非真正将其当作亲信。从现有艺文史志看，除被授鸿胪少卿一事，无论正史野史，均无朱敦儒与“桧党”有任何实质性交往的记载，更无朱敦儒主动攀附秦桧之说。何况，任鸿胪少卿不足二十天，朱敦儒即再度被罢官，其罪名便是“赵鼎之心腹”，而赵鼎恰是秦桧的死对头。仅此一点，便足证朱敦儒之清白。但是，近代相当长的时期，学界有人仅凭《宋史》那几句含糊“判词”，即轻率认定朱敦儒“依附”或“攀附”秦桧，并由此贬低朱敦儒词的价值，不仅草率，也有失公允。

读过《樵歌》就知道，朱敦儒从不曾谄事权贵，其词章显示着士人的狷介傲骨，去国离乡之恨与家国情怀更是占据主要篇幅。即使在南渡爱国词人群体中，他的作品抒发出的爱国情怀也更为强烈和深厚。朱敦儒晚年虽常以“隐逸词”示人，然而骨子里他仍是一位清高疏狂的爱国词人。而恰恰对于这一点，明清两代的诸种选本却大为削弱，这既妨碍了后人对作

者个性和词风的全面了解，也限制了其词的社会传播和影响。宋金时期，尽管词坛也激赏朱敦儒词的清旷风致，但入选当时各种选本、占据主流地位的还是他伤时忧乱、悯怀故土，充溢家国情怀的词章，这些作品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认可。而到了明清两朝，朱敦儒的这类词则较少入选，相反，表现相思离愁、闲情逸致和世外清风之作却大量入选，这类词作体现的情感和审美趣味既小众化，也与时代潮流不谐拍。因此，依笔者之见，朱敦儒词在近当代影响力的式微，很大程度是因明清时期词选家带偏了道。这是因为，普通读者对词作者的认知与喜好，主要是通过各类词作选本，而别集则因当时出版发行的客观现实条件所囿，传播、影响面都有限。

朱敦儒词的词史价值近年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别具一格的审美和诗化风格，以及创新的词体词式，不但丰富和拓展了词艺创作，也引起学界对他词学地位的再审视。而朱敦儒在浊世中表现出的自尊、自信与自傲精神，他的个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也受到学界的关注。诚如知名学者王兆鹏教授所言：“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是我们现代人常有的心理感受，而朱敦儒早在八百年前对此就有颇为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不能不说个性的觉醒和对人生的反思在朱敦儒时代已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因为绝望、忧郁、苦闷和寂寞等等心理状态的发现是个性和反思发展的重要标志。这在中国思想史、心灵史上也应是值得书写的一笔。”（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 近年来，研究、阐释朱敦儒词的学者愈来愈多，论文和专著也不断涌现，但总体而言主要集中于学界，社会大众对朱敦儒词的认知仍显欠缺。在重视历史文化传承的今天，随着研究的深入及《樵歌》的广泛传播，朱敦儒词的艺术魅力定会重新被世人认识。

——本文选自朱悦进《朱敦儒词赏鉴》作家出版社

朱敦儒是两宋之交的文学巨擘，对宋词的词风转变贡献至伟。他开疆拓土，创立了别具一格的“樵歌体”“希真体”，影响了身旁和后世的大批词作者，可谓是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的一代词宗，被誉为“宋词三变”的主角之一，有“洛中词俊”之称。他以叙事纪实和自传性的词章，记录下两宋动荡离乱的社会变迁，堪称以词写史第一人。

这本《朱敦儒词赏鉴》由朱敦儒后裔朱悦进先生评注。除辑录朱敦儒集《樵歌》二百四十五首词外，还附录了近年新发现的朱敦儒词数首、诗十二首。对每首词均作了比较详尽的注释，且在字词解释方面相对其他版本的朱敦儒词集做了补充和修订。书中每首词，评注者都从便于普通读者阅读的角度出发，写了通篇的解读和赏析。此外本书介绍了义乌《泮塘朱氏宗谱》的情况，为研究朱敦儒的生卒年、家族史等补充了资料。

朱悦进，祖籍浙江义乌，朱敦儒后裔。羊城晚报首席评论员。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曾任《粤港信息日报》副总编辑。从事新闻工作近四十年，笔耕不辍，发表众多新闻、时评、散文等作品，曾获广东省新闻奖、全国晚报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等奖项。近年致力于朱敦儒词章的研究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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