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道平次子、夏明之父夏宏伦

编者荐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滴水可以反射太阳，一部家史记录一个时代。在此，感谢夏明老师分享他的祖父、著名翻译家和奥派经济学家夏道平三代人的家史，平实的叙述中自有真实和真情，弥足珍贵，可堪传承。

作者 夏明

自风灵公众号连载刊出《夏道平家史》后，受到了许多网友的好评，也引起了“家谱研究”专业者如我的好朋友夏明智的关注和持续追踪。而我在“17届主线经济学年会”上的发言——历史是“无形”的故事，有关我自己60年来的一个简单小结，也算是自夏道平后的第三代人的一个当代追忆。但仔细想来，有关夏道平的子女即第二代人的生活历程及所反映出来的时代印痕，着实反映得太少。如果以1949年为分界线，他们这一代人的有效生命期是与共和国一同度过的，若再以2019年为一时点，主要是前30年，后20年。历史如同“翻烧饼”，“烧饼”的每一面都有味道。时代的画卷是由大人物书写的，但一朵朵花草却由无数个家庭、无数个活生生的人来描绘。2022年清明节，新冠病毒还在肆虐，俄乌之战硝烟未散，我们追思逝世的亲人，思考生与死的话题。

凝视《夏道平家史》（3）中，夏道平四位子女的合照，除了夏晦鸣（女儿）还健在，三位儿子（夏宏琛、夏宏伦、夏宏光）均已作古。伯父夏宏琛去年刚走，叔父次之，最先走的是我的父亲夏宏伦，三位作古之年均85岁有余，也算高寿了。这里，我着重追思一下我的父亲夏宏伦。

夏道平子女

我的面前摆着一份父亲退休后写的几页人生小结。记得是父母在我家居住的那段时光，有一次我正在电脑前写东西，父亲轻轻的坐在我后面，等我回过神来，才嗫嗫的说：“我写了一点东西，你有空看一下。”我扭过头，看了一眼，“嗯”了一声，就又转向电脑，父亲什么时候离开，也没在意。当我准备写这篇文章时，找不到原稿了，幸亏妹妹夏群燕还留有底稿，打印了出来。这么多年来，我的心思意念一直专注在我的祖父夏道平身上，而对我的生父夏宏伦却留意太少。今天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父亲那份年老后的小心怯懦，父亲那种想同子女交流但又怕影响子女的矛盾心态，现在的我才慢慢体会到。回想起父亲的一生和对子女的爱，回想起在我人生几个关键时刻父亲对我的搀扶，已过60岁的我禁不住伏案啜泣、泪流不已。

父亲生于1929年5月，据父亲说：他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大家族中，小时候由于“过继”到四爹夏露琴家做孙子（见《夏道平家史》（3）），所以幼年是在无忧无虑且较受宠的环境中长大。印象深刻的有几件事：一是全家人在武汉大学度过的美好时光，生父夏道平当时虽是助教，且能负担起祖孙三代一家7口人的衣食住行，他和哥哥夏宏琛每天上小学，还有保姆、校车接送，每天晚餐后，还可以吃一个大苹果。二是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爆发。战争对一个民族、国家、家庭乃至个人的伤害都是无法估量的。起先是逃难，背井离乡；战事稍平和，回到家乡，家产被偷被抢已过大半；接下来生活贫困拮据，只能靠典当一些细软首饰勉强度日。好不容易抗战胜利，本想喘息数日，不料国共再战，狼烟四起。家父夏道平本想接全家人去南京，但因时局动荡不安，一家老小，拖家带口，极不方便，故除了父亲和伯父叔父到武汉上中学以外，家人都留在了大冶保安镇。

三兄弟在武汉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均由夏道平供给，每次来信除了寄钱和询问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其他均无交流。当时的年青人普遍喜爱左倾作家的作品，对现实不满，对所谓“革命”生活充满向往。父亲在读高中期间，就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而且同当时的地下党有联系，曾计划奔赴解放区。后因武汉快要解放，党组织决定年青人一方面留下来迎接解放军，一方面鼓励大家备考革命大学，为建设新中国储备人才。父亲和叔伯父三兄弟均在建国前考取了中原革命大学。父亲先在政治学院，因对“政治”不太喜爱，后又转入文艺学院学习。

满怀激情的跨入新中国，父亲憧憬着未来。先后在省文联文工团、省文化局、湖北文艺编辑部、桥编辑部、文化报、布谷鸟编辑部、湖北省戏曲研究所从事创作和编辑工作。一方面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一方面用手中的笔讴歌新社会的新人新事。尤其是1956年，父亲从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进修回来后，更是干劲十足，曾主动向组织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料，党组织明确告诉父亲：有“海外”关系的同志，暂不考虑入党的问题，也不考虑升职的问题，好好工作，接受组织的考验。犹如一盆冷水浇下，父亲打了个寒颤，似乎清醒了一点。后由于各种原因，终究逃不脱时代的厄运，先是内定为“右派”，后又在各种运动中遭致排挤和打压，最后被遣送到沙洋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夏宏伦与妻子王成久结婚照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父亲的问题得到解决。党组织找他谈话，希望他重新写一份申请。父亲对共产党仍抱有感激，抱有希望，也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1980年代期间，父亲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担任《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组组长，和省戏研所的同志一起，用三年多的时间收集传统剧目近一百个，编印《丛刊》41集，刊出剧本约400个，每集平均以25万字计，41集约一千多万字；二是担任《中国戏曲志：湖北卷》的副主编，分管“剧目篇”的编撰工作，并协助主编审定了“机构篇”的一部分稿件和全卷的审稿工作。《中国戏曲志》由商务出版社出版，也算是父亲对中国戏曲事业的发展做出的一点贡献。

1990年，父亲退休了。在我面前这份“人生小结”的末了，父亲写到：“我这一生，心有余悸的艰难的跟着党走，度过了人生岁月的黄金时代（20余岁至40余岁）。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才丢掉包袱，解放思想，心情舒畅，干了这十多年的工作。现在退休了，我将珍惜时光，在有生之年准备写一两本有关戏曲文学方面的专著，以期对这荒废的一生有一个交代。”

夏明一家（父亲夏宏伦，母亲王成久，夏明，妹妹夏群燕）

设想都很好。随着孙辈的出生，父亲的退休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平静。特别是1996年春，父亲因咳嗽拍片被医院视为“肺癌”，后又经过几家医院的复诊，一致确定为“癌症”；有一个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更是信誓旦旦的说：已经是中晚期了，赶紧住院！父亲没有惊慌，表示若治疗，他仅接受中西医疗法，拒绝开刀、拒绝化疗和放疗。父亲住进了省肿瘤医院中医科，同病房四个人，住院期间，死了三个，其中一个是40岁左右的省体院的教师。一次主治医生查房，闲聊中问父亲：“老先生，您这病房里死了三个了，您怕死吗？”父亲回答：“怕，但不想死得太难看！”医生说：“那您还是出院吧。我给您开点药，回去以后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就行了。”父亲说：“谢谢大夫，我也这样想。”父亲出院住进了姑姑夏晦鸣家，在姑姑姑父悉心照料下，一方面吃药打针做气功锻炼身体；另一方面谈论家事国事天下事，坚决不谈病情。当北京的四姨来武汉时，父亲主动去看望她，一见面父亲就说：“不要把我当病人哟！”父亲的洒脱，让大家都没有了负担，相谈甚欢。经过一两年的治疗与调整，当父亲再去医院检查时，所有的“肺部阴影”都没有了。十几年后，父亲将他当时所有的影像资料和医治结论交给我省著名呼吸科专家赵建平教授。赵教授将此作为案例，经过认真研判后，认为：患者早期有过肺部病史，所谓“阴影”部分为陈旧的“钙化点”。患者体质较弱，抵抗力差，因咳嗽引起“肺炎”各种症状。虽经疗愈，但患者始终要注意“心肺”功能的保养。赵教授真是“神医”！不仅父亲完全同意赵教授的诊断，而且后来父亲的病故也确与“心肺”功能相关。这仅是一个特例。事后，我问过父亲：您当时的真实想法？父亲说：谁不怕死？如果开刀、化疗、放疗，一个可能死得更快，一个还要拖累家人；当时我已是快70岁的人了，想着一辈子，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吃点中药熬几年，能度过“古来稀”，就知足了。父亲是知足的。2014年5月17日，父亲安详的离开了人间，享年85岁。

父亲的一生，虽与时代共患难，也遭遇过一些沟沟坎坎，但总的来说还算平顺。这一方面得益于先祖们的开明，让祖父夏道平走出大冶保安镇来到武昌，先读“国学馆”，再考上私立“共进中学”，最后毕业于“武汉大学”。夏道平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儿女们的基本命运；另一方面，还是由于夏道平，使得父亲过早的背上了“父亲在‘台湾’”的包袱。入党提干升职虽无望，但好处是父亲懂得了低调收敛谨慎，譬如，当乡下的亲戚过年送来几块腊肉时，父亲从不敢白天拿出去晒干，常常在晚上挂在外边凉一凉。另外，父亲群众关系比较好，没有得罪什么人。一辈子不想麻烦别人，总记得人家的好。打倒“四人帮”不久，一位英山县的朋友来到我家，父亲记起他“土改”时曾在英山县文化馆当过馆长，这位朋友是当时唯一的馆员，近30年再相逢，父亲异常高兴，做了一桌子菜，盛情款待。当听说这位朋友第一次吃“皮蛋拌豆腐”这道菜，临别时，父亲硬是将家里仅剩下的5个皮蛋送给了他。父亲经常对我说：帮助过你的人，要懂得感恩；欺负你的人，不要怕，打不赢也要咬一口。后一句话，透露出父亲心中的血性，他的一生没有做到，但他希望他的儿子不要活得太窝囊。

夏明与父母

6月19日“父亲节”，看到太多的人写“父爱如山”，赞美之余难免矫情。坦率的说，对我而言，“父爱”是个迟到的名词，“如山”则是个堆积的概念。在那个年代，父母他们太忙，忙于革命、忙于工作、忙于生计，对子女们“有一口饭吃”就算不错了，至于学习、思想、娱乐都是顾不过来的，也很少过问，除了打架斗殴或住院生病，需要父母出面时才会看到他们。儿时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父亲到恩施出差，在当地买了一个柚子，爬山越岭经过千辛万苦带了回来，当看到我们吃得甜滋滋时，父亲露出了满足的微笑；还有一次，当我从幼儿园出逃，害得全家人倾巢而动四处寻找，我回家后，看到父亲那又惊又怕又喜，有恼有气有爱的眼光。当时并无多少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父爱。爱是需要被感知的。在素常的生活中，父亲的爱是隐藏的、默会的。随着时间的累积，当我们慢慢体会到父爱时，父亲已经衰老了。在父亲最后的时光，每次去疗养院看望他，临走时，父亲都坚持在母亲的搀扶下，送我到电梯门口，然后再折回房间，在凉台上与我挥手告别。直到今天，我还活着健在的母亲仍固守着这一传统。每当我挥手转身的那一瞬间，总是泪流满面。

今天，60岁的我追忆85岁逝去的父亲，一个即将老去或随时可能死去的老年人缅怀一个已经死去的老年人，不需要粉饰。父亲是平凡的。退休了，还是有一种失落感，总还想做一点什么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后来随着疾病和杂事的缠绕，这种热情慢慢熄灭了。接下来的生活处于一种“无欲无求，衰老等死”的状态。想吃一点有“口味”的东西，真正吃到口又无味了；“看书看皮，看报看题，看个新闻‘涎水’滴（瞌睡）”，基本上也不动脑筋了。早晨起床，溜达溜达，想做做家务事，又经常出错；最兴奋的是听到电话声，老同学，老同事，接到电话的第一句永远是：你还好吗？后来，电话声越来越少，该说的似乎都说了；再后来，父亲害怕听电话声，一个一个的朋友都走了；再再后来，父亲同他的大嫂肖青云打电话，经常讨论死的问题，而结论是：死也不容易。

“活着不易死也难”，这是衰老的父亲常常唠叨的一句话。我跟他聊起了他的父亲夏道平。记得那年，台北将夏道平去世及追思活动的照片寄来的时候，父亲一人躲进房间呆了许久。我问起他当时的感想。父亲缓缓的说：“你爷爷那代人，也许是时代原因，家庭观念都比较淡漠。台海相隔近40年，虽然杳无音讯，但彼此内心还是时时牵挂的。记得在香港喝早茶，你爷爷知道我有心脏病，把他煎鸡蛋中的蛋黄去掉，把蛋白送给我吃，我当时就有一种暖暖的感觉。知道他死了，内心像‘锥’一样的刺痛。”“他死前皈依了基督”我说。“是啊”父亲接着说：“你爷爷临死前，不断的追问：这世界上为什么有好人和坏人？而他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不容易。”“你信‘基督’吗？”他怔怔的看着我，没有言语。又过了一段时间，当我再次问他这个问题时，他点头应许，于是我为他做了决志祷告，接受了点水礼。

自此以后，父亲老年痴呆症越来越严重，再也没有那种父子间亲昵、平和交流甚至争吵的状况了。父亲每天唯一的爱好，是用手在衣服口袋里搓揉几张餐巾纸，揉碎后再拿出来，循环往复。看到这种情形，刹那间，我有一种角色互换的感觉，父亲俨然成为我们臂弯中需要抱负的婴孩！

父亲养育我们大半生，而我们反哺孝顺的时光少之又少。父亲从住院到去世有一个星期，最后的日子，父亲时而糊涂、时而清醒。清醒时，我问他，危机时需不需要进重症室采取非常措施，父亲明确回答：不需要。临终前，我一直在父亲的床头播放圣曲，在“如鹰展翅上腾”的歌声中，父亲重重的叹了一口气，安详的闭上了眼睛。第三天火化，站在火化炉前，我亲眼看见火化工将父亲推向了火化炉，借着炉前一小块蓝色玻璃罩，我看到了火光中的父亲逐渐淹没。大约一刻钟左右，炉门打开，已化为灰烬的父亲缓缓滑出，虽已成灰烬，但形体还在。也许为了证明是本人，火化工要求我和他一起，用小铁锤将那些还没有烧融的膝盖骨敲碎，再拣选几小块骨头放进骨灰盒。父亲，我见证了你从肉体到灰烬的全过程，也见证了你从真实到虚无的一生。

父亲住院的病房是7号，病床是27号，去世是5月17日，墓地位于9排7座。墓地背山面湖，湖的对面埋葬着父亲的兄嫂：夏宏琛、肖青云；弟弟：夏宏光。墓地的左边栽着一颗松树，越长越高。墓碑的正上方刻上了“十”字，下方刻着直系亲属的姓名；而在覆盖骨灰的石板上刻着“到天堂相会——哈利路亚”。就在父亲墓地的右边也是一块刻着“十”字的墓碑，躺着一位信“主”的朋友。每次扫墓，都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7”在希伯来语境中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也许人最美好的归宿就是墓地，最惬意的栖息处就是骨灰盒。

父亲的昨天就是我的今天和明天。“死”是一个我们通常避讳甚至假装不存在的话题，虽然我们都明白“死”的不可避免。不知何故，年逾60岁的我，父亲的形象，祖父的形象，还有许多已逝去亲人的形象，常常出现。追忆他们，在经度的概念上，探寻“真理”的同时认识“自我”；在纬度的范畴中，思考“死”的终结，明白“活”的意义。

夏宏伦，我的父亲，安息吧！

夏道平（1907年－1995年12月23日），男，湖北 ​ 省大冶 ​ 县人，台湾著名经济学家 ​ 、政论家，曾任《自由中国 ​ 》月刊主笔，一生以倡导自由​民主和经济自由理念为职志，是台湾自由主义 ​ 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夏明，男，夏道平之孙 ，湖北经济学院会计学院教授。在《会计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经济前瞻》等境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共计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主持并完成省部级及教育厅课题共计7项，多次获得省部级及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学术会议并发表学术论文，多次作为特邀嘉宾参访香港台湾著名学术机构，与有关港台学者就学术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