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空中有天鹅飞过，体现并不存在的真理；

远方的海岸线打扮，并不美丽的北方女神……

很久前我写过这样一句诗，逢上张浅潜，她像那个并不美丽的北方女神一样坐在我面前。我在“张浅潜的阳台”附近一家肯德基坐着听她的音乐，窗外阴冷的天幕慢慢向西偏转，人们来来往往，他们不知道那座显然是建于上个世纪的老旧小区中还住着一位艺术家，而她则时常会夜里出现在那些残破小屋的烧烤摊上。

风很大，下公交车时，我差点打听一个梳着长辫子的陌生男人，问他是否要去参加一场地下演出。这当然是时代的错觉，我们周围呈现的那种外在形象的自然并非一种深刻的东西，他们或者是数字中的精英，或者是卑贱的劳动者。

刚来京城，几个曾经同在摇滚杂志落草的朋友便邀我去那个据说即将关闭的“MAO”，那夜是一场重型音乐演出，到达时场地里已经聚集了大概二三百人，在一片弥漫着消极气氛的烟雾中晃动着身躯，我喜欢这种场景，但那不是我们的时代，那是一种放错了位置的衰败感，人们把它称为乌托邦，但那只是些感伤的来源。和我熟悉的音乐大厅一样，这里昏暗，幽闭，与行动无关，我完全不能理解那些青年人的思想。

几天后，我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三位年轻的“北漂”诗人在宋庄举办读诗会的信息，张浅潜作为嘉宾出席，还有一位并不很熟的朋友从大理而来。那天我离开京都，去北方一座乡村调查农民状况，那是我们的世界，某种与艺术毫不相干的生活，那是它的真实与常态，人们只被放置在虚假的木偶剧中哭泣或傻笑。

生活能够被戏剧改变吗？正如她说她喜欢人们去舞台看她，而不是在生活中。她是一个艺术的原教旨主义者，对传媒有一种保守的疏离感，她不是杜尚，不是机智的事件制造者，而是一个精雕细琢的人，她像弗里达·卡罗，散落在她作品中的是灵感，更是生之磨砺。

我坐了许久，接到她发来的微信，她说“我在你旁边”。我几乎踟蹰了一下是否应该转过头去。逢上张浅潜时，她躲在羽绒服的大帽子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打招呼，直到她朝我转过脸，于是我想起了那个写下《断肠集》的南宋女诗人朱淑贞，或初读《情人》时脑海浮现的同样弥漫着的爱情悲剧意味的杜拉斯的形象。

这冬日黄昏之美仿佛是在衬托世间的残缺，但在她那洗尽铅华的脸孔上，却依然彰显着无尽的华美和艳丽，那脸孔带着一种桀骜不驯的自由气质，对于一个或者早已没有再将俗世放置在思想中的艺术家尤是如此，就像离开地下丝绒乐队后的妮可。

她说她差点就打算不再见我了，她在旁边看了我一会，幸亏我不像个记者。她厌恶很多东西，比如采访。我承认，在她面前我不是一个好的记者，在肯德基这样的地方，我们大多时间在沉默，喝着咖啡，她问我一杯咖啡要多少钱，我说十几块。怎么会这么贵？她说。

逢上张浅潜之前，我曾发给她一篇自己的文字，那写的是一个中国老知识分子一生的故事，她说她还没有读，那大约应该是一种对悲剧的记载。我说是的，她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些，我说大概因为这还能让我们保持某种正常吧。

那是一个“失败者”的故事，我们的每个年代在造就不同的失败。我不会像娱乐新闻一样去展现某种个人的生活方式，流行文化与艺术之间永远存在着一道鸿沟，就像人们会把一些中国电影或相声曲艺捧得很高，但说到底那终归是一种大众娱乐，它们并不接触更深刻的生命本质，也不为人的存在提供更多的思想方法。

而多年前，我在那座北方的城市的秋天里，独自一人在图书馆角落中翻看一本伊沙编辑的先锋诗集，第一次读到张浅潜的诗歌时，那些文字便呈现出了某种不同的力量，有着翟永明一般的女性启示，海子一样的牺牲精神以及西尔维娅·普拉斯的深刻体验。后来我才知道伊沙也写过《灵魂出窍》，他们的某种反叛与愤怒是有着偶合的。

那时张浅潜已经不再专注于做一个模特儿，而是在建造一座以自身为根基的艺术雕像，然而某种对话形式本身的巨大缺陷在我们和时代之间竖起了永远无法建成的巴别塔。

记得一次演出中，她手抱吉他，轻声弹唱着那如泣如诉的《另一种情感》，她把一句歌词改成“沉默的日子我醒来已等了十年”，时间便如同“伤害着上帝”的执着匠人，而那巨像“再也无法拼凑完整了……”

张浅潜2021年在合肥演出

这注定让真实与自我不能与之合拍的时节，逢上张浅潜是一种幸运。

之前的一天，我跟《在路上》曾经的创始人之一WD君一起回顾1994年的魔岩三杰，我们又说到张浅潜，那是她出版第一张音乐合辑的前两年，那时她和他们的音乐都还带着一些嬉皮士风格的解构主义色彩，没有历史背景让魔岩三杰这种另类的先锋音乐过于悲伤，他们不像崔健自始至终便站在一个社会审判者的立场上，那时候她在唱着“我面临的慌张，是挥霍了太多的春光”。WD君突然说，似乎是某种命定的过程，它们突然地如天才般出现，接着便是迅速地消失匿迹。

他说似乎每个中国的创作者都会如此，他回忆《在路上》停刊时的场景，几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在一座北方省城的远郊，他们之中有人暗恋着，爱情却始终是一种惆怅萦绕，那也是一个黄昏，他说每次他回忆那个城市，都会想到那天看到的一座桥，现在他似乎都难以确定，那真是的一座桥，还仅仅是一幅海市蜃楼。

在路上从第五期的辉煌之后便急转直下，仿佛所有的人都不再拥有操控它的天赋，他们也是，张浅潜、张楚、窦唯，经历了九零年代初理想主义的辉煌，便被时代另一种大潮迅速吞没。

于是，他们再次散落在每一个平凡的人群中，偶尔还会有新闻，但多是默默无闻的生存。前不久，张浅潜跟沙子乐队的刘冬虹有一场小型演出，沙子的风格被称为冷摇滚，冷这个形容是对地下音乐的真实写照，我也曾迷恋过沙子的风格，怒骂变作嬉笑，针对变成嘲讽，严肃变成荒诞。

而这何尝又仅仅是音乐，我们的文化走向一种妥协，而思想却向着相反的激进的方向前进，这似乎是一种扭曲，我们总以为艺术的创作会稍微自由一些，但考虑到他们从未有过学院派的生存环境，同时又要面对商业化的巨大冲击，于是真正的文化创作似乎比知识分子还要孤独和艰难。何勇的激情变为颓废，张楚的孤独变为冷漠，窦唯的开悟变为遁世，而就像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被称为活着的不朽者一样，张浅潜在非常年轻的时代便写过《不朽》这样的先锋音乐，那时她还写着《倒淌河》，“时光欲回却张不开它的腿”，那抓不住时间的河流，将所有的故事都带入到一片平淡的堤岸。

张浅潜不断谈到这些人，她对过去有一种怅惘，但那却又是某种精神寄托，从黑铁时代回到黄金时代。寻找张浅潜的头一天，WD跟我说他的一个朋友曾帮她联系过演出，那个朋友说她状态很不好，就像在“神志不清的时候”剧烈地渴望“有人来点化”的求生者。

而第二天我就来到张浅潜的阳台，那里一半是画廊，一半是练音房，那里很昏暗，周围强烈的色彩饱和度使之成为一种难以区分是因过于真实还是失真而造成的“迷幻梦境”。过道处放着小提琴，一只琴弓落在地上，地上偶尔也会有星星点点的油彩。

我被进门处墙上的一幅画吸引着，画面是一个童年般天真的女子，半张脸孔藏在一只白色百合花后，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人，也许是她自己，那朵百合花的原型就放在她杂乱的画架旁。图画不大，她跟我说不久前有一个记者来拍摄过，她对拍摄设备的要求很高，问我有没有带照相机，我告诉她自己没有准备拍照，我突然想到自己竟很少与那些我所崇敬的人们合影，是我并未准备好加入那些在时代中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抵抗的队列吗？

于是，她并没有让我拍摄那幅画，临走时也没有，我只能拍摄了门外一张被丢弃的山水画留作纪念，那不是她的画，那是一幅中国画，她不喜欢，也许起初喜欢，可她终于没有在那大片的留白中得到参悟与逍遥。我问她，有没有想过去别的城市，去南方，或者回到青海，她看了我一眼，有些嗔怒地问，去那里做什么？接着她便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她的音乐和处境，那是一种必然的相关，那在于她对于艺术真实性的理解和向往。

她在这个小屋已经居住了一年，租金不便宜，而她在这座城市已经十几年。高更的伟大作品都是执着于塔希提岛的，那里有一种原始的气息，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那种气息了，但要洞察人性在艺术中呈现出的本质，就应该在这样的一座城市：它似乎并不在意人们的存在，甚至蔑视着本能的关怀，它所激发的是一种原始的欲望，却用现代化的形式加以修饰和伪装，于是便为人间呈现出更多不同的声音和色彩，虽然有时候那是嘈杂的。

张浅潜《双琴》

这就是北京艺术家的生活，我曾经看过一篇吴虹飞的访谈，那时候她每月只有二百元的生活费用，租住在一个狭小的房子里。年前我见过一次吴虹飞，但没有交流什么，她来石门的地下丝绒大厅演出，但只去了几十人，演出结束后，她在门口为她的新书和唱片签售，脸孔带着一种坦然的冷静，似乎并不关心会有多少人买她的作品。

成为文化现象要远比成为娱乐新闻更为艰难，几天前，京都一位画家朋友给我发来一些作品，那些绘画中有许多非常动人，那流动的色彩就像一种迷离的欲念，无法用语言表达，无法传递和诉说，正是如此，那便更是难以让人理解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是孤独的，这才是他们饥饿的根本。

我问张浅潜画了多久了，她说自己都忘记了，她没有画一些大型作品的野心，绘画于她更像是另一种抒发，所以她可以随心所欲，就像做模特时她完全自我的演绎，她是一个精致的抒情者。之后倒像是她在采访我，她突然对我记录的那些底层故事很感兴趣，她说一定会找时间读一读，她说自己一直想做一些那样的音乐，接近泥土的，Bob·Dylan式的，民间的，带有一些倾向和诉求的。我说身边很多朋友喜欢她的音乐，她说那没有作用。她突然问我多大了，我告诉她，她说竟然那么年轻。可我总觉得自己经历了许多末世的场景。

宋庄是个不错的地方，她说，她想换一个房子，那里朋友也多，但她又被一种距离感魅惑着，她不想让人们过多了解自己。她每天被一些生活和艺术的琐碎缠绕着，时而要去联系画展，时而要去一座远方的城市录制唱片，时而又想去一所音乐或美术的学校，她飘忽不定，就像是她自己总是跳跃式的表达，但终究是为了艺术，音乐是她最核心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音乐，她把钢琴放在小屋里，那同时又是排练的场所，但那不好，她说，艺术和生活应该是彼此独立的。

这个小区还好，周围很广阔的空间里都没有人认识她，她像很多艺术家一样昼伏夜出，像佩索阿，卡夫卡或晚年的昆德拉一样，人们把他们当做平凡生活中的一员，她到楼下买烟买水饺吃麻辣烫，这是她的生活，而艺术则是半睡半醒般的夜晚，她画画、做音乐直到凌晨一两点，那时宇宙的静默就会与她直接相关，她从中读到生命。

有时她会写作，记录她的生活，直至黑夜开始让人恐惧。我跟她说吴虹飞的那本新书《颠倒众生的糊涂》，她说她觉得必须写，就像以前她用影像记录一样，很多生活必须被记录。

从微信上，我读到她很久前的一篇随笔：“我一向很喜欢那有荒凉风格的自然地貌，比如沙漠的寂寥，戈壁的荒芜，高原的广大，山原的纵情……在别致的风情与自然里，人会对生活有新的认识，而西部的荒凉正带给人心灵的沉静，和认识到自然的伟大，连最幽默的大师卓别林也说：荒凉有一种特别的美。……如果我是真正的诗人，我将用我痴狂的情节用自己的生活感召那些走在路上，并渴望到美丽西部去的人。”那像极了高更与梵高的自然崇拜，更如尼采天启般的昭示，“在沉浮的世间，凡是能驻足于风景和不能忘却自然之美的人，一定是在灵魂的感动上寻求最纯粹的表达，而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也是常常要回归故里的人，因为我愿意领受这繁盛生命中的赐予，这大自然的福祉……”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出书，又会有多少人能够读懂她的文字，她的灵魂被囚禁在北方这座昏暗的城市之中，像是在丛林艰难寻找秘密之路的旅者。她没有固定的乐队，更没有经纪人，她自己联系演出，虽然早想放弃小酒吧的演出，专心做音乐，但那似乎又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到石门的地下丝绒，她曾在那里歌唱过，逢上她应该是那个春天，但或许我们注定要在一年的末尾相遇。她说到她曾经的音乐，颇有一些自满，她很喜欢自己写的词，那是一种能让他人明白的真实的诗歌，而不是许多诗人蹩脚的故弄玄虚，只是她的音乐太超前了。

这似乎是我们世界中的本末倒置，音乐的敏感对于我们的时代已不再是一种天赋，反而需要不断的训练和培养，她的曲风很像她的偶像B·Jork，玩世不恭，胆大妄为，那不容易被接受。

她说她写了一些新歌，她想让我听她自己录制的那些新歌，于是让我帮她找唱片。那是几只杂乱的整理箱，里面堆放着大卫·鲍伊、地下丝绒、帕蒂·史密斯，那些六十年代的前卫艺术家们，当然还有很多书籍，诗歌，小说，艺术评论，其中便有好几种梵高的传记，几张散乱的字条上写着她的歌词，她的一些诗，还有一张草草地写着：“悲伤的歌不能听，快乐的歌不能听，真实的歌不能听，悠远的歌不能听……”

大卫·鲍伊们让人们更加及时地理解了天才的含义，那是年轻的艺术，年轻的艺术逢上了一个年轻的时代。但梵高呢？在一个变革的时代，艺术多会是一种悲剧，熊培云说，在欧洲再也见不到梵高《吃土豆的人》中那幽暗的场景了。但艺术家依旧，她精雕细琢自己画作的时候，那种神情也同样带着似是癫狂的追求，有时候她画上几笔后就会叹气说，那一笔是错的。但那时她也会表现得很快乐，就像是要故意给我一种她并不在意那些画作的错觉。

可她当然在意，她说想举办一个画展，即便不能挣到钱也好，不久前，她为自己的作品搞了一个众筹，可却不知道那是如何运作的，众筹的资金该如何使用，会不会有利息，她只是一个歌者，一个诗人。我能感觉到她执拗、任性和渴望，就像一些天真的诗歌。我最终还是没能找到她的新歌，她说总会找到的，接着便往那台老式的CD唱片机里塞进一张曾经的灵魂出窍，那时音乐响起，仿佛穿越时光。

准备离开的时候，我说有一个朋友在一家唱片公司，我会帮她问一下情况，她一下子变得非常开心，她问我如果那家唱片公司愿意签约，是不是应该买一些礼物送给那个朋友，她就像一个毫不懂得世界的孩子。

她又说到汪峰，从鲍家街乐队的单飞到现在的摇滚偶像，他是成功的地下突围者。虽然我并不认同那些成功，不妥协是成功作品的重要元素，但成功的作品和成功的价格之间有很多路要去走，对于整个亚文化体系，我们并不具备那种土壤，即便古典音乐也是如此，我的一位朋友曾说到他去意大利的故事，在一个狭小街道的角落里，他听到几个小孩子在练习美声唱法，比国内许多专业的歌唱家都好，那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

商业是立足于市场的，亚文化的突围不是像痛仰那种幼稚的傲慢能够完成的。当然对于痛仰，那或许是另一层面的问题，简单的抗争态度并非代表着不妥协，他们太过急切，把文化的复杂性过于简单化了，甚至连同商业推动力一起毁灭掉了。地下文化的突围需要很多深刻的变革，主流媒体开始报道大型音乐节也只有十来年的历史，商业缺乏自由，从而大部分青年便也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力，这便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而张浅潜却又一直在做着“自己的主人”，我们没再谈论生活，也没有谈论艺术，她静静地画画，不断修改已经成型的作品，然后用锡料把一片片的油彩覆盖掉。她听着自己的音乐，偶尔点燃一颗烟，渐渐地“沉浸在这奇异风景里，发现人生就是一段悲欢戏剧”。

她画了很久，我则帮她整理了一些照片和视频，她说很久没有整理了，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拿给那些展商，艺术早已没有了米开朗基罗时代的神圣，它们变得如此琐碎。

第二天，她在“毛酒吧”有一场演出，晚上她要去排练，问我能不能去，她又重复说其实在现场会比在工作室聊得更自然。我说要去北方的一个小村庄继续调查。

第二天，飘来很大的雪，据说是二十年来北方最大的雪。在路上听着张浅潜的音乐，她的那首最美好的《另一种情感》中唱到：“我最怕身体的生死病痛，也最渴望她的欢乐气氛……”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听这首歌十几遍，接着便感到一种莫名的悠远。

我想起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苦路十四站》，故事讲述我们时代的一位德国女圣徒，她只生活了二十几岁，平凡而光辉，电影用耶稣受难的篇章她一生的虔诚的信仰，她“最恐惧就是某一天不能以全身心的纯洁站在基督面前”，她放弃了俗世生活的所有快乐，直至死亡，她的家人相信她的奇迹见证，但她却没有获得一个圣徒之名。

她说很久前，她曾看过一部法国电影《米娜的故事》，米娜是一个艺术的圣徒，追逐纯粹，经历苦难，四处碰壁又放弃太多，而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着那些平凡的、幸福的、健康的人们，但很多时候那种简单的存在更让人不解，人生的意义终究为何？

看完那部电影，她哭了很久很久，那就像是她自己的启示录：“在那些热血拼搏的奋斗中，个人所感受到的是一个个体的经验，历史所创造出来的智慧和天才，是一幕幕爱与欲望所激发出的力量，也是令生命得到尊重的原因。”

这是不久前她写下的一段话，几天后，在一个宋庄画家组建的微信群里又一次逢上张浅潜，她说“孤独是我们的常态”。我突然想到一句诗，“北风不看人情面，控勒梅花不放枝。”那位南宋女诗人把生命的四季都用这样的诗歌写尽了，我们都走在这条现实梦境的路上，整个北方，飞雪连天，却没有一枝梅花。

——2015年冬，选自作者非虚构作品集《何日是归期》

这篇文字写于多年前，彼时笔者还在北漂，就职于一家传统纸媒。与张浅潜的许多次相逢像一种可贵的互助，之后在我的城市组织过几场她的演出，可想而知，人们对于这样一个歌者的漠视似乎是必然的，她太独特太不商业了，那些歌声也只能萌发于这种孤独的土壤中。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乘公车去见一位作家，她紧张地问我，他会喜欢我吗？我告诉她，你可是张浅潜。那时甚至有点心疼她的天真,但我知道许多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朋友都喜欢她，也许正是这种东西向我们证实着那种“饥饿艺术家”的精神在今天仍未泯灭吧，人的美好就是在此刻尤为彰显。

那时我应该已经读过这本新作《星空与随想》中的许多段落，出版的计划大概也已成型，只是没想到要经过这么多年的漫长酝酿，直至其中许多故事已然如同隔世：那时能够容纳人们偶尔相遇的空间，大概因为病毒管控都成为时代的断壁残垣了吧，而许多变迁和悲剧，也让抒情变得遥不可及。

欣喜的是歌声依旧在记忆和其它地方时时浮现，这本中国独立音乐的个人笔记最终也在许多努力下得以出版，即便在那些暗淡黑夜依旧有自由的灵魂在歌唱，为歌而生，因为每个时代，歌声都美丽而沉重。

正如杜伊诺哀歌开篇的质问：“倘若我呼唤，谁将在天使的序列中聆听？”

那歌声也成为了我们质问时代的谜题，谁还会关注那些如此珍贵的语言，谁还会珍视我们越发稀薄的爱憎，谁又在这巨大的荒诞和孤独中，守护着真实和关怀、星空和浪漫，那些人最初不变的部分？我们不知道，也没有确定的希望，但或许可以这样回答，如果此刻我们都在呼唤，那善良天使的序列便终会降临于即便最为无望的黑暗。

【相关图书】

《星空与随想》

张浅潜 著

本书是中国摇滚女声张浅潜的一本随笔集，她从自身经历出发，记叙了自己对音乐、对生命的感悟。这些年来，张浅潜以文字、图画，以及和她有关的摄影作品记录着自己的生活，她触觉丰富地感知着周遭的一切。

透过张浅潜的文字，我们能看到一个思想歌者的成长之路，也能看到她所经历的中国摇滚乐和独立音乐的发生与发展；透过她的图画，我们能感受到一个女性对内外世界的描绘，绮丽而多彩，饱满又敏锐。这十多年的游吟与记录，是张浅潜独一无二的精神世界的展现，跟随她的笔调，我们将看到她那执着的人文思索和艺术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