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祁文斌

韩愈，“一代文宗”，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自唐宋以来，儒林中人无不对其赞赏有加。白居易说他：“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班固)、马(司马迁)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苏轼则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赵顼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伯”属爵号；“从祀孔庙”，即其牌位、遗像可供奉于孔庙，随孔子一同接受世人的拜祭。

关于韩愈其人，史书上说他“发言直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由于这些特性，韩愈“累被摈黜”，数次因言获罪。但除了这些广为人知的东西以外，韩愈还有一个藏而不露的闪光点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注目和褒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是韩愈在其《马说》中的感慨，或许正是因为认识到了“伯乐”的可贵，“三岁而孤”的韩愈在自己并不通达的仕宦生涯中，身体力行，也在做一名力所能及的伯乐。

被韩愈发现的名闻遐迩的“千里马”首先要算贾岛。贾岛骑着驴子去城郊拜访朋友李凝未遇后，写了一首《题李凝幽居》。有趣的是，这个嗜诗成癖的年轻僧人在翌日回家的途中，又琢磨起了这首新作。热闹的长安街头人喧马嘶，摩肩接踵。全神贯注的贾岛正为那句“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中的“推”字，到底是该用“推”还是用“敲”妥当，冥思苦想、反复斟酌之际，不知不觉间，人和驴子已撞入了一位朝廷官员的仪仗。这位官员正是时任吏部侍郎的韩愈。被抓至轿前的贾岛慌忙解释“撞车”的缘由。如若换作他人，在法度礼仪的威严之下，一顿皂役的呵斥和板子肯定少不了，可端坐轿内的韩愈问清原委后，对莽撞的贾岛非但没有任何责罚，反倒与这个骑驴不看路的诗痴和尚探讨起诗艺来，说自己觉得还是用“敲”字好。贾岛受益匪浅，欣然接受。从此，方外之人贾岛认识了位高名重的韩愈，并与其成为知心朋友。元和六年(811年)春，贾岛还特地从长安前往洛阳，专程拜谒了时任河南令的韩愈。

正是由于韩愈等人的赏识、推介和教导，少小即已出家的贾岛还俗应举，投身科场，并于长庆二年(822年)进士及第。韩愈对贾岛的爱惜与器重，从《赠贾岛》一诗中也可见一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道绝，再生贾岛在人间。”

“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被后世誉为“诗鬼”的落魄诗人李贺，虽才思聪颖，少年成名，且名满京洛，但终生困窘苦寒，境况凄惨。个中缘由之一是，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许多人认为“晋”与“进”同音，犯了“嫌名”的忌讳，不能考进士，且鼓励李贺去考的人也不对。本来早在贞元十二年(796年)，韩愈便通过《高轩过》一诗，见到过时年7岁的“神童”李贺，对他非常赏识。元和五年(810年)，韩愈在与李贺的书信往来中就鼓动其考进士。对于因“嫌名”不能考试的世俗之见，韩愈自然是颇为不满，于是，“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仗义执言地写了一篇议论文《讳辨》，为李贺可以考进士旁征博引，力排众议。尽管韩愈此文没能实现使李贺应会试的目的，但无疑算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他赏识的才子冲锋陷阵了。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励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饮不给，怡然不介意。”年长韩愈17岁的孟郊“才高气清，行古道”，“用心勤，处身劳且苦”(《与孟东野书》)，韩愈与其早年相识，友情甚笃，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而有关张籍的情况则是：贞元十四年(798年)，经孟郊介绍，和州人张籍在汴州结识了韩愈。当时的韩愈任汴州的进士考官，因为喜爱张籍“朴质好学”，便竭力推荐了他。贞元十五年(799年)，张籍在长安进士及第。长庆元年(821年)，韩愈举荐张籍为国子博士。后来，张籍又调任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在韩愈与张籍相处的二十余年里，这年龄相仿的二人“一会如平生欢，才名相许，论心结契”(《唐才子传·张籍》)。当然，交往多了也难免产生磕碰，每当那个时候，韩愈便展现了自己宽广的胸怀。张籍“性狷直，多所责讽于愈，愈亦不忌之”(《唐才子传·张籍》)。也因此，张籍被称为“韩门弟子”。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韩愈待人接物毫不趋炎附势，对有识之士亲和平易，对有权有势的豪门贵胄却瞪着眼睛、不屑一顾。年轻人去韩愈的馆驿读书学习，虽然馆里不能提供早饭，但大家仍然很开心，一点儿也不在意。

“颇能诱励后进”。韩愈扶掖后学，不遗余力，甘为人做嫁衣，许多人得益于其提携，日后都有所成就。所以，《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列传第一百一》中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

凡此种种，可见韩愈一生的确“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是个甘为人梯、助人达己的当之无愧的唐代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