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编撰了《治理·规划II》一书，阐述了对治理、空间治理、规划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解，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怎么治理、怎么规划和怎么更好规划的学术思考。中国城市规划（微信号：planning_org）特推出“治理规划”专栏，节选书中精彩篇章与读者分享。

本文字数：9959字

阅读时间：30分钟

作者

张京祥，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

蒋阳，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01

引言

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文明中的城市》（City in Civilization）里试图阐明为何城市“始终是点燃人类智慧和想象力圣火的地方”。从雅典的民主政治到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从第一个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到信息工业化的典范旧金山硅谷，城市中总是发生着“文化智力”（Cultural-Intellectual）与“技术生产”（Technological-Productive）的创新。他由此展望，20 世纪所发生的“文化创作与技术革新的融合”将是一次“根本性的卓越革新”，所带来的大众文化产业“或许可以为经济复兴提供基础，创造出一幅新的城市图景”[1]。

告别要素驱动时代，文化创意经济的作用在我国被进一步强调，不仅仅作为城市更新的可行方案，更被寄予了参与全球产业竞合的厚望。这引发了城市中创意空间的流行，它一方面和“艺术家”“旧厂房”等意象联系在一起，并伴随着自发的城市更新叙事，如北京的 798 艺术区和上海的田子坊。另一方面又与政府主动的谋划不无关联，表现为各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和园区的建设热潮 [2]，但这也引起了对政府角色定位和对无序增长的反思 [3，4]。研究学者对这些空间的生成演化和发展进行了制度性、空间性和社会性的广泛探索 [5-8]，总体上强调多方协同治理和地方性创意氛围在空间建构中的重要性。而基于对园区、城市间关系的思考， 更多人意识到：创意活动并不是局限于园区，而是直接与整个城市空间有关。这引发了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9]、创意社区（Creative Community）[10] 和城市中各式各样创意活动（如创意市集）[11] 的研究。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些创意楼宇、创意园区，城市窗口街，以及数不清的文化和艺术场所都可以算作城市的创意空间，它们最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满足了人的创造力的发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创意城市被认为是“一种有助于创新者和其他创作者的工具”[12]。有形的物质空间和无形的社会网络都只是创意过程的催化剂 [13]，创意行为从根本上是协同效应（Synergy）和社交活动的产物，体现着创意个体的文化资本。

总体而言，从研究对象上，多数研究主要侧重创意空间生产的制度逻辑而非资本逻辑，而场域理论正注重于主体间的关系和资本交换过程 [14]。因此，本文从场域理论中涉及资本的相关部分出发，聚焦网络文学这一创意经济形态，以地处杭州滨江高新区白马湖畔的中国网络作家村作为实证对象。对其中主体间的资本交换关系与交换行为进行剖析，揭示其生成与运行的逻辑。从而检视场域理论在城市创新创意空间实践中的有效性，并为城市实现创新要素的空间锚定和发展创新型经济提供参考。

02

从社会实践到创新场域

2.1 场域：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成果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空间逐步进入社会学的论域，社会理论开始发生“空间转向”，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是其中的一个结果。布氏的理论以解释人类实践行为为出发点，横跨了多个议题，展现出恢弘的图画， 最终收敛于场域。可以说，场域（Field）是他毕生所致力的关系注意方法论的结果， 也是所用之工具 [15]。

场域被看作是社会个体进行社会实践的场所，但这一场所并非实体化的物理空间，而是基于个体间社会关系的“场所”概念。它首先是一个社会网络，可以认为其中的内容就是各类行动者之间客观存在着的相互关系。在这个网络中的行动者各自占有一个位置（Position），位置客观存在，并对应着相应的社会资源和权力资本。行动者拥有的资本决定了其所处的位置，而位置的变化又可以改变占有的资本，两者不断相互影响和变动。社会个体为占有资本而进行的无休止斗争推动了场域的发展。正是通过这一逻辑，布迪厄发展了以往的资本理论，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符号资本），指出场域就是各类资本相互竞争、比较和转换的场所。而布氏之所以致力于重新理解人类实践，是源于对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和社会现象学（Social Phenomenology）长期的对立局面的反思。他认为实践是模糊的，既不由先验的结构所支配，也不全是“局部的权宜性的努力”[16]，提出惯习（Habitus）来形容之，将其解释为行动者的“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类似而又区别于日常所说的“习惯”，它既包含了“习惯”中重复性、经验性的那一部分意思，又表达了行为习惯可被后天改变的属性，即行动者的惯习一直在变化中重塑。代表着客观性的场域与代表着主观性的惯习同时干预着个体的实践活动，又在变化中相互构建。总的来说，场域可以理解为不同行动者凭借各自的资本和惯习，依据一定的规则而进行一系列斗争的网络空间结构。

2.2 场域视角下的创新创意实践

2.2.1 创新的空间场域

“域”暗示出场域的空间性。它既包含了特定的物理空间，又包含了其中的价值观与运行逻辑。该视角下的空间研究大致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研究具体空间中的场域；二是研究特定类型的场域，即某类场域本身的内容与意义。场域理论重视主体间的关联关系，与创新活动所具有的网络特性不谋而合，这一视角下的创新活动研究也多有开展 [17]。其中以创意场域（Creative Field）为代表，这个概念着眼于公私部门和个人之间的网络关系，强调创新情景等制度氛围在创意活动中的重要性 [18]。我国学者则进一步将创新视作专门活动，提出创新场域（Innovation Field）概念，并解构了其中创新资本、创新规则和创新惯习的三种要素， 认为知识、信息和智力已成为当今最重要的创新资本 [19]。总之，创新创意活动有自身的行为逻辑，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新场域，其中知识、信息等创新资本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个场域与物质空间紧密相关，不仅投射为尺度上的创新和创意空间，更在各方面受到空间的相互作用。

2.2.2 场域视角下的创意空间分析框架

如果说创意空间是那些满足创造力发挥的地方，那么就不难理解知识、信息等象征着创造力的生产要素在其中将拥有支配性的地位，场域的结构动力就来自于对这一资本的转换过程。创意产业被定义为“源于个体创造力技能和才华的活动”，这说明其根本动力就是来自个人的创造力，“创造力”所反映的是创新人群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大多以身体化的形式存在着，根植于人的文化知识、技能和修养之中，难以用制度和商品的形式来衡量。如何取用这份创造力以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便是创意经济活动的关键命题，这意味着文化资本向其他形式资本的转化是创意空间场域的核心驱动力量。

实现这一转化的是围绕身体化文化资本所编织起来的关系网络。创意经济不仅是个体的灵感迸发，更是涉及产业发展形态和社会运作的整体创新，这意味着创意必须被纳入更大的生产网络才能发挥作用。不仅互补的专业性网络在文化经济领域不可或缺，从根本上来说，创意的萌发到创意产品的形成都是生产要素嵌入本地环境的结果 [20]。在嵌入关系中，创意人群作为文化资本的来源毫无疑问位于中心位置；制定政策的地方政府和执行具体经济运作的企业也是场域（特别是文化创意场域）中的关键的角色 [21，22]；尤其是政府的介入和引导，在兼具文化性和经济性的文创领域中被认为有关键作用。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在被纳入特定的创新关系网络之后，原有人群的行为也势必受到一定的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的惯习，空间形态和实践行动就这样在演进中互相塑造（图 1）。

图 1 场域视角下的创意空间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03

实证研究：中国网络作家村的生产历程与运行机制

3.1 源于治理意图的空间建构

网络作家村是中央与地方的治理诉求和创新机遇耦合的结果。十八大以来， 自上而下对文艺领域的关注不断增强，网络文学是重点领域之一。中国作家协会在 2015 年成立了网络文学委员会，同时敦促各地成立网络作家协会。杭州市本身是网络文学发展重镇，早在 2007 年就成立了“类型文学委员会”作为团结网络作家的官方组织，之后亦有积极发展。2017 年底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了“网络文学研究院”，在杭州市的争取和努力下，这个机构落户杭州。

滨江高新区在成立之初一直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发展重点，推出了一系列的补贴措施，希望打造杭州市的文化创意地标。在上述过程发生的同时，滨江区内已经自发地产生了网络作家孵化的企业。在多方努力下，滨江区的一家企业，成为目前的实际运营方，筹划办网络作家村的具体事宜。最终，中国网络作家村采取了由该企业、滨江区政府、杭州市文联、浙江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家协会联合运营， 由企业负责日常具体工作的联合模式。

3.2 各方的资本实践行动

3.2.1 经济资源投放与象征资本倾斜

对于杭州市和滨江区政府来说，办作家村的核心关切在于实现头部作家集聚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方面是体现地方对网络作家这一社会新阶层的有序治理，另一方面是实现作家作品本地生产和转化的财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在作家村的构建和运行中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滨江区向这里投入了相当的物质和经济资本。区里发布了《关于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对文创企业提供经济补贴和政策优惠。提出在滨江设立工作室的网络作家可以享受三年的住房补贴和版权授权补助；来滨江发展的网络文学平台也能获得三年的办公用房补贴。获奖的作家还可以获得 20 万到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而网络作家村作为重点打造的创新产业载体，政府不仅自建载体、租赁物业提供给运营公司使用，还在网络作家村附近的自然村孔家里改造出 5 幢农居 SOHO，将其免费提供给顶级作家办工作室（图 2）。

图 2 网络作家村的外景与室内

资料来源：中国网络作家村微信公众号

创意阶层的一大特点就在于更多关注身份认同与自我实现，网络作家也不例外。网络文学影响虽广，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得不到认可，这更加增加了网络作家对于身份认同的渴望。政府为作家村赋予的象征资本是经济资本之外更加重要的因素。象征资本表示了礼仪活动、声誉和威信的积累，它的分配与国家力量密切相关，通过象征资本谋求的符号形式往往使活动披上“正当性的外衣”[23]， 这在作家村有明显体现。浙江省和杭州市政府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网络文学，还为这里争取到了全国第一个国字号的网络文学创作基地的牌子，这本身就是一项关键的象征资本：在网络文学圈，“中国网络作家村”的成立被视为对网络作家的集体正名，不少作家表示来到这里就觉得自己有了“正当职业”。政府还亲自邀请顶级作家入驻网络作家村。顶级的网络作家几乎与富有社会声望的商人无异，其收入通常是以千万计，单靠企业是断然无法请来的。政府通过退税补贴、推荐社会职务等方式邀请一批著名作家进驻作家村，唐家三少（全国政协委员）成为作家村的一员。加入作家村对其他作者来说就标志着和国内顶尖的作家同处于一个团体，其意义不言而喻。政府还调用一系列主流媒体资源为作家村宣传，网络作家村的成立一时间成为网络文学圈的大事。通过长时间的媒体宣传，目前作家村已经塑造出了一个高端、活跃的网络文学基地的空间形象。网络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强化了网络作家的自我认同，吸引他们的集聚，目前已经有超过一百位作家在网络作家村开设了个人工作室（即个人公司），更有 32 位作家成为各自市县的网络作家协会的主席或者以作家身份进入了当地政协。

3.2.2 社会关系扩大与文化资本升值

作家村的运营企业需要回应政府的治理需求，表现为对作家的积极营销和活动组织上。与此同时，它又把自主经营的部分嫁接在面向政府的服务提供之上， 表现在对作家的孵化和生产业务对接，形成了两部分实践相互促进的布局。

对那些已经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作家来说，他们所需要的是扩大自己的社会资本，如认识更多的合作伙伴，以及对个人文化资本的行销等。社会资本是透过社会网络或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而获得的资本，取决于社会关系的规模和质量。企业积极引入作家工作室和中小型文创企业来滨江注册，策划“IP直通车”“IP 路演中心”等活动来促成本地企业与作家对接，扩大作家的朋友圈。同时利用微信、抖音等自媒体进行积极的宣传推广，如对成功的 IP 转化案例进行播报，制造出热闹纷呈的景观，以此来博取市场对入驻作家的注意力倾斜，也由此显示地方上欣欣向荣的文化产业。而为了显示对作家群体的有序治理，地方上的团委、统战等组织都有与作为“社会新阶层”的网络作家组织活动的需要，但网络作家却大多不善社交。运营企业在与作家的长期相处中获得了他们的信任， 成了调动作家的关键，也就成了组织活动的入口。目前，在作家村中已经成立了团委和妇联组织，杭州周边的地市政府更通过这里纷纷邀请作家前去采风创作。通过这样的活动，不少作家也找到了新的创作机遇。

单纯面向政府提供服务是难以盈利的，网艺公司本身关注网络文学内容孵化和培育，便把这一部分和作家村服务结合到一起。对于政府来说，不断涌现的新人能够进一步促进当地的文化产业，增益当地的文化资本；对于企业来说，政府邀约的顶级作家的集聚让这里源源不断地吸引着中层作者，不愁没有新人加入。对青年作家的孵化与众创空间、孵化器的机制相似，即在海量的新人作家中筛选有潜力者给予扶持。对这些尚未取得成就的作家来说，运营企业所掌握的社会资本就是他们成功的关键，运营公司长期深耕当地的文化领域，只要能够在这里获得一个类似于作品改编的机会便有获取更大利益的机会，这也是他们进行不断创作的激励所在。而企业的社会资本又正来自于作家集聚带来的优势。集聚起来的作家是强大的内容创作库，作家们所创作的作品内容可以广泛地运用于网络游戏剧情设定、有声阅读等多个方面。而即使存在着这样的市场，两方面的企业却由于处于不同的行业而难以对话，就算建立了联系也还面临需求的“转译”问题。企业此时就扮演了中介人和翻译官的角色，既促进了下游企业与作家的互选，又帮助了双方信息的有效传递。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利用社会资本开拓了作家文化资本转化的渠道，而合作的达成又将进一步扩大原有的社会网络。

3.2.3 对创新惯习的理解和顺应

创意空间把创新人群这一文化资本的所有者置于核心地位，加之近年来各地对创新人群的重视与追求，新的创意空间越来越强调对创新人群惯习的顺应，包括营造弹性包容的工作氛围，生活化的空间环境等；同时进入场域中的人群的惯习也将相应被改变，网络作家村中体现了这一点。

网络作家是一类个性独特的创新创意群体，他们类型众多，禀性各异，但总体来说都面临比较大的创作压力，每日数千字的更新是基本要求，连续数小时的写作便是生活常态。这使得他们变成了“网络生物”和“宅男宅女”，平时足不出户， 多依靠网络论坛、游戏来满足知识交流和社交的需求，单一重复的生活使他们灵感枯竭，微不足道的稿费有时也令他们难以坚持。创意的诞生往往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而拥有专门的创作空间对于绝大部分网络作家来说都是奢望， 兼业或者居家都只是压缩创作成本的无奈之举。即使是已摆脱生存问题的职业网络作家也有版权法务、财税等方面的需求，但不是每一位作家都善于生意，依靠个人解决这些事务的成本也将很高，因此绝大多数网络作家和普通的写作者一样， 都追求自由、纯粹、无忧的创作环境。

作家村提供了若干独立的创作空间，面积 15 平方米，租金仅为 5000 元 / 年， 这一专用空间不仅提供给作家写作，甚至允许起居，完全满足作家不规律的生活习惯。还保持公共空间 24 小时开放，促进作家间互通有无，也为与企业的对接洽谈提供了场所，以往网络中小范围、点对点的交流在这里可以扩大为面对面的沟通。作家村为有需要的作家提供法务、税收、落户和版权保护等事务的服务，使他们能够专注于创作。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有着空间与相关服务的供给，作家村也并未将作家固定在此处，他们关心的是作家能否通过这里进行创作和交易，而不是作家能不能在这里“上班”，扮演着驿站的角色。对作家“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锚定的是其创意的转化过程，而非作家本身，这种举措匹配了网络作家作为自由职业的创作习惯，反而吸引到了更多优秀的作家愿意将作品投入这里。建立合作关系的作家接受服务的同时也要定期接受培训，进行定向的内容创作，调适原有的创作习惯，双方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发展着作家村场域。

3.3 作家村的空间效应

文化经济领域的资本增值与再生产往往通过高度专业化和互补的网络实现， 网络中覆盖的资源决定了产品的质量 [24]。作家是网络中的核心智力资源，对于杭州市来说，网络作家村就相当于一根向外的资源“管道”，通过这里可以连接到全国范围内的网络作家。这一行动已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成立以来两年多的时间内， 作家村周边已经集聚起十余家影视文化、动漫动画公司，在这里形成了网络文学从写作到版权交易，再到创意开发与产品消费的完整产业链（图 3）。

图 3 作家村周边新集聚的文化创意企业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作为网络作家的俱乐部和孵化空间，入驻作家村对作者来说则既是一个身份象征也是一个机会平台。作家村不仅建构了村内作家们的社会形象，亦升级了其社会关系。生意网络上，作家村使他们的合作伙伴拓展至政府以及其他企业；日常生活中，通过组织线下见面、外出采风，促发了作家间的互动，为他们建立起了更丰富的社会网络。

04

创意空间场域的生产机制及规划创新

4.1 城市创意空间的生产机制

拥有创意资本的个体是创意经济的本质构成，创意空间场域的构建实质上就围绕其需求展开。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创意人群的空间选择有明显的生活指向性，地方政府通过经济资本注入打造的精致的城市空间，充满活力的城市场景（Scenes）某种程度上成为必需品。而对多元自由的新人群、新业态的认可同样关键，政府的象征资本分配在其中起到标志性作用。在调研中发现，从内陆省份走出的网络作家远远多于东部沿海，但是他们却很少留在自己的家乡。究其原因， 是在那里网络文学创作被视为“不务正业”，而在杭州却被当做一项正式事业，包容的城市氛围为各类创新活动预留了充足的空间。同时，创意实现是创新人群创造价值和自我实现的最重要途径，一处地方是否能有助于创意价值变现可能是比其他因素更现实的考量。创意空间的重要功能就在于要促进创意投入生产的过程， 掌握更多社会资本的主体就能更好地执行这个任务。事实上，通过作家村获取杭州本地的合作资源本身就是作家们青睐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

4.2 面向创意人群的规划治理创新

国内类似于作家村的机构并非仅此一家，而这里得以良性运行的关键就在于实际运作中的“双层结构”，这表现在地方政府意在将其打造成为优秀网络作家的俱乐部，塑造一个地方文化产业标杆，并将实现过程部分委托给了企业；而企业既要办好政府交代的任务指标，又要尽可能利用自身资源主动谋划，实现自身的经营目的。这样的运作模式实现了相互促进，政府既完成了对企业的授权和监管，又为企业保留了足够的自主空间，实现了对它的激励。在打造文化地标的层面上，有了政府的支持，企业可以更加便利地与作家谈合作，组织活动；在这其中， 政府单独评价每次的活动效果，视情况给予活动补助，从而实现过程监管，不至于使其完全被企业主导而背离初衷。在企业经营盈利的层面上，政府不仅许可其嫁接在作家村平台的经营行为，还亲自下场邀约知名作家入驻，使其获得了超越自身可能的象征资本，从而毫不费力地吸引作者加盟作家村；而源源不断的作家集聚又能够反过来服务于政府的目标（图 4）。可以看出，政府在场域中的位置改变以及与企业间的权责平衡十分微妙，理想的状态是既能够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又能保证其运作在合理的范围中进行，让“最好的私人部门为国家利益服务”[25]。

图 4 网络作家村运行中的双层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面临创新型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创新人才的重要，不惜开打“抢人大战”，用各种办法来招引人才在本地就业落户。这样的政策往往过分地强调人才的在地性，却忽略了其流动的固有属性。事实上，真正有价值的并非人才本身， 而是他们所携带的知识。正如作家村所展示的，这里只是作家创作的“驿站”，他们可以离开村子，但没有离开这一群体，其交易仍通过这里实现。人才的柔性占有需要打破原来“地区所有”“部门所有”“单位所有”的管理体制，建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开放态度。比如探索不要求引入档案、户口、人事关系的新机制，在制度上取消对人才合理流动的约束，推动人才的地区共享；改变人才统计和管理机制，降低对数量、学历、职称、国籍、在职在岗时间等内容考核的权重， 加强对贡献率和效能的考核；对人才采取目标导向、定制化的运用方式，同时提供更加可负担的创新环境（如住房）等。

不仅如此，城市创意空间是一处高品质的空间场所，更是一处创新知识生产与利用的经济集群，其内涵在于其中形成了与创新型经济相向而行的生产关系。面对高度流动的创新人才，良好的物质支撑加上其中的活动所构成的城市场景将成为一个个“锚点”。许多的城市长期习惯于增长联盟的模式，而这样的做法十有八九滑入了双城（Dual City）的“陷阱”，即一个国际化的精英阶层和一大群用来满足他们的服务阶层构成的极化城市空间。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片面地关注物质空间的营造，而忽视了外来的创新要素对本地环境的融入。城市不仅是生产的空间，更是社会纽带的空间，创新氛围既在于高楼大厦，而更在于平实的日常生活。因此，在创意空间的营建中要特别注意生产空间与优质居住空间的配套关系，以此促进城市空间的共建共享；同时要把握容易促发交往的空间，如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空间，具有艺术特性的文化空间等，以此激发外来人群与城市居民的共鸣，使文化真正成为引诱资本之物（Lures for Capital）。

05

结论与讨论

创意空间中充斥的是围绕创意人群身体化文化资本而进行的创造和交易活动， 文章引入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相关解释工具剖析了这个过程。认为地方政府对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进行分配而建立物质空间和认同氛围是场域构建的基底。在此基础上，营运企业联合地方政府利用社会资本为创意人群的文化资本赋能，并以此完成了两类资本的转化与再生产。对创新人群惯习的顺应是场域得以构建和运行的重要原因，这不仅在于回应创新人群生活指向性的物质空间选择偏好，更在于满足了他们经济生产的需求。创意空间场域中时刻进行着上述的资本投射与交换关系，成为创新要素争相流入的地方，原有的场域也将随之扩大。

文化创意经济在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性文化的联姻中融合，从生产领域逐步扩展到了社会生活，从精英阶层下沉到了大众阶层，使城市成为它真正的舞台 [9]。城市空间与文化创意活动休戚相关，文化创意领域中的竞争说到底就是城市本身的竞争。离开网络作家村本身，杭州所具有的人文气氛和城市精神本身就是吸引网络作家的重要因素。但也要意识到，若非得益于杭州的城市文化与宽松的治理氛围，网络作家村也断然无法成型，更无法良性运作，不难窥见城市气质和产业发展、人才集聚之间的微妙关系。

雅各布斯曾经直截了当地将城市定义为创造财富的场所，诚然，如果城市不能创造财富，那么也不可能成为吸引和留住人们的地方。而列斐伏尔相应认为， 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城市中制度性的、相对自治的社会系统的消失。背后的原因是劳动力的技术与社会分工，大空间尺度下经济与社会利益的多样化，以及制度体系的同质化，表现在城市的扩散正好与城市的生态和文化特殊性的失去相平衡 [26]。究其原因，就在于城市空间所表达的不仅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力量，更有社会生产所基于的社会关系，以及生产关系背后资源利用方面的文化模式，即他所说的“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可以说城市中的创意空间就是形成适应了创意过程的治理方式的空间。从作家村的案例所看到的就是对人才的柔性占有，以及对市场活力的合理引导。同时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市中文化性、创意性的生产比例将持续上升，不仅城市空间里的文化因素会显示出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成为城市永续魅力的关键所在 [27]；而且达成善治（Good Governance），寻找市场与政府间的平衡，为随机的创新的火花保留足够的燃烧氧气，也将成为规划和治理新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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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城市创新空间的生成机制与空间供给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No.52078245）资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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