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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行政化倾向严重

从1999年高考扩招改革，当年招生总数达153万人，比上一年增加45万人，增幅为41.7%，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迈入“大众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一座座新校舍、一栋栋教学楼拔地而起，中国大学的“硬实力”迅速提升。同时在治理结构方面，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落实和加强党委、校长职权，各职能部门强化行政管理方式，行政化倾向日趋明显。

行政化的表现之一就是目前高校的行政管理者不但拥有行政资源，也日益拥有了学术资源，“双肩挑”者成为大学中最有实力的职业群体。2010年，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其年工资收入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高18%；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高25%，此外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副教授拥有更丰厚的课题经费，担任行政职务甚至成为获得教授职称的重要捷径之一。与这种变化相对应的是在许多高校出现了教授、副教授争相竞聘处长、副处长，甚至科长的奇怪现象，以变相任命制为主导的人事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着高校“唯上”“唯官”的氛围，污染着大学的“本源”。

高校行政化的表现之二是行政指令配置资源。能否得到科研机会和资源，很多时候不是根据科研人员的能力、项目本身的学术价值和科学研究的可持续性及规律，而是依据一些行政指令和规定，“一刀切”地设置种种门槛，资源和机会的配置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一段时期要培养某种“拔尖人才”了，各有关部门都按照同一标准向这类人群集中配置资源和机会，使其应接不暇，并导致重复性研究、一份研究报告“通吃”若干部门。行政力量对科研资源和机会的配置常常违背了科研自身发展规律，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和高校教师发展机会的严重失衡。

行政化的表现之三是学校的行政部门日趋庞大、臃肿，一些大学的行政后勤人员远超过一线从事教学科研的教师。多家行政部门掌控不同的权力和资源，且各自为政，下达各种项目和任务，要求填写或撰写各种表格和总结，综合管理一线教师。可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一线教师疲于应付完成各个部门的任务和考核指标，成了标准化生产线上的计件工作者。

高校“市场化”与收入差距

扩大学校的自主用人权，实行聘用制、灵活用工、人事代理，采取岗位管理、岗位工资，推行绩效考核、绩效工资，建立课题申请和主持人项目组制，搞活内部收入分配和津贴、奖励，允许和鼓励教师的校外兼职（自办公司），推行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推行住房的市场化等，被统称为大学的“市场化”或“企业化”。这一改革增强了高校自身的“造血功能”，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了教师的收入。但突出的问题是教师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

调查显示，大学教授中收入最高的10%与收入最低的10%，收入差距达到5.9倍，副教授中这一差距为4.5倍。若不做分组，同一职称内部的个人收入差距更大，教授中最高收入者是最低收入者的15倍，副教授之间是23倍，讲师是25倍。部属院校和市属院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明显，年收入在10万～20万元的高收入层，部属高校高出市属高校近10个百分点。对日本国立大学的调研显示，教授最高级俸与最低级俸的收入仅相差1.4倍，副教授相差1.5倍。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影响了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市场化”竞争导致的教师收入的两极分化正在成为导致高校教师积极性和创造力下滑的重要因素。

高校的“行政化”与“市场化”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调研中有教师形象地描述为“三奔一荒”，即奔钱、奔官、奔项目，荒学术。

中国高校教师的薪酬地位偏低

与其他行业的薪酬相比，中国大学教师的收入水平偏低。调查发现，2010年北京市属高校教师的平均工资卡内收入低于2009年北京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而日本高校教授的年收入仅低于飞行员，居各行业第二位，副教授居第四位，讲师居第八位。在香港，高校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在全社会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公务员工资水平相同，同时拥有比较丰厚的住房津贴或校内宿舍等。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但市场经济下的薪酬体系不是无序体系，一般来说，对市场反应最敏感的是企业，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常被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定位为社会薪酬的“中轴线”，并以此来规范其他行业的收入水平。大学教师因工作性质、复杂程度、人力资本前期投入巨大，一般处于社会薪酬“中轴线”以上，这是一种相对合理公平的薪酬制度安排。

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垄断性，与真实的市场景气指数存在差距，而民营企业更贴近真实的市场，可考虑以民营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为中轴线，使官员、国有企业管理者和职工、大学行政领导和教师的收入分配的数量与实体经济有机链接，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国民收入增减相挂钩，避免脱离经济发展、“单位本位主义”的滥发工资且导致通货膨胀，以及无依据地拉大收入差距导致社会的不公感。同时，“中轴线”随经济景气和不景气上下浮动，又成为政府、国有企业、大学等部门涨薪和降薪的主要依据，避免行政指令导致收入分配脱离市场、工资只能涨不能降的制度性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