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成为风云人物，并不是偶然的事情。

1950年，还只有31岁的关锋，在山东宣传部担任理论处处长的时候，在哲学界，特别是中国哲学史这领域，他就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人物了。

“关锋”是他的笔名，他的本名叫作“周玉峰”，是山东庆云人。

用我们如今的目光来看的话，关锋的学历不高，是初级师范学历。

他早年间上过几年的私塾，1933年秋，刚满14岁不久，他进入山东庆云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就一直在山东工作。

1952年的时候，他的级别是行政十级，到了1956年，37岁的关锋迎来了仕途上的一次腾飞。

他的才能被胡绳看中，胡绳当时在研究室担任副主任，胡绳把关锋从地方上调进了京城，在研究室担任思想动态组的组长，随后不久又给他成立了一个哲学组，让他担任组长。

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在陈伯达的要求下，关锋调任到《红旗》杂志社，担任编委。

不过，在杂志社内，关锋只参与编委会议，给《红旗》写文章，但并不参与到杂志的具体编撰工作。

他在杂志社里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学术研究，主攻方向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关锋写文章的精力很是有干劲，从五十年代开始，他的著作就很多，譬如1961年出版的，30万字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1962年出版的，20多万字的《求学集》。

除了自己撰写著作之外，关锋也和别人合写著作，譬如1963年和林聿时合著的《春秋哲学论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个文人之间共用一个笔名写文章，是常有的事。

关锋也曾和别人合用过一个笔名，这个笔名还挺有意思，叫“撒仁兴”，也就是“三人行”的谐音。

“撒仁兴”是关锋、林聿时 、吴传启三人合用的笔名，从1950年的年底开始合用，三人用这个笔名写了不少文章，也是名噪一时。

不过，关锋的人生能腾飞，还是得益于195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

他的这篇文章主要有两个主题：

1、批判了冯友兰的 “抽象继承法 ”；

2、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必须要学习和结合伟人的思想。

关锋写这篇文章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界围绕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展开了讨论，这讨论也充满了各种争议。

这最主要的争议就是，如何全面了解和继承中国古代哲学遗产。

冯友兰很明显的感觉到，在当时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否定得太多。

特别是一些学者和教师，把中国古代哲学里面的唯心主义，看成是没有意义的存在，将之全盘否定，这样一来，就把原本内容丰富的哲学史，变得形式化和呆板、僵化的东西。

于是，在1957年的1月8号，冯友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提出全面了解和继承中国哲学遗产的方法，也就是“抽象继承法 ”。

他提出的“抽象继承法 ”，一两句也解释不清，总的说来，有其先进性，也存在局限性。

关锋是混哲学圈子的，自然也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因此也写了一篇文章来表达。

正是他这篇文章里面的观点，得到了伟人的赏识和赞许，由此，关锋也逐渐迎来了自己仕途的高光时刻。

关锋的文章是1958年发表的，从这年的年底开始，伟人就多次召见过关锋，虽然不是单独召见，是和别人一起被伟人召见，这也是一份难得的殊荣和重视。

特别是1965年的1月21号，伟人在杭州了召见了五个笔杆子，即：陈伯达、田家英、艾思奇、胡绳和关锋。

由这名单可以看出，此时的关锋已经位列秀才班子里，第一批次的位置了。

这次召见，主要是要求这几个笔杆子给马列著作写序言和注释，因为伟人觉得，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那么马列的那些著作，每本书都要有中国人写的序和注释。

关锋所领到的任务，就是给《哲学笔记》写序言和注释。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关锋，已经得到了赏识和重视。

提到关锋，不得不提与之齐名的王力和戚本禹，三人被统称为“王关戚”。

不过，在这“三人行”里面，关锋和王力的合作要更为紧密一些，两人执笔合写的文章很多。

这两个亲自握笔的秀才，在六十年代掌握着舆论的话语权，一篇社论就能决定风向。

作为陈伯达他们圈子里的笔杆子和急先锋，关锋跑得太快，一时没有刹住车，栽了个大跟头。

1970年12月，伟人在同斯诺的谈话当中，提到过，在1967年的7月和8月，是天下大乱，这“天下大乱”指的是有部分人要搞乱军队。

军队，是国之重器，最后的长城，自然是不能突破的最后一道防线。

可惜，“江、陈”他们不了解这个，仍旧想染指军队。

1967年，当由关锋执笔的社论，发表在《红旗》杂志第12期的时候，也宣布了关锋仕途的落幕。

1967年8月26号，晚上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关锋和王力一起，被要求“请假检讨”，由戚本禹亲自送去钓鱼台的2号楼，两人的舞台大幕，也就正式拉了下来。

这正是，成于文章，也败于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