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写过很多关于清代官员抄家的文章，整体阅读量也不错，这表明读者朋友对清代官员收入很感兴趣。御史借题发挥，再来说一下清代一个知府一年的收支情况。
谈到清代知府收入这个话题，最形象的说法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给人的印象应该是一个清廉的知府，一任三年下来就有十万两白银的进账。如果是这样，那么知府岁入就有33300两有余，刨去零头不计，至少也得有三万两进账了，而且还是纯收入。
那么事实情况是否如此呢？这里就以乾隆时期的淮安府知府陶易为例，来算一算明细账。为何要选陶易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个清官，在淮安知府任上给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好事，符合“清知府”这个基本条件。
陶易是举人出身，是从知县一步一个脚印爬上来的，最终官至布政使。乾隆三十八年，陶易从直隶平定州知州升任淮安知府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
按照官场惯例，新官上任（知县、知州、知府一类的地方正印官）先要到督抚衙门报到拿到上任证明，然后还要到布政使、按察使衙门拜见上司。这个过程虽然都是形式，但中间却少不了孝敬。
淮安府这个地方比较特殊，顶头上司除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外，还有常驻淮安的漕运总督，尽管漕运总督是专职总督不涉及地方行政，但毕竟官品高，少不了也要孝敬。
陶易还没有拿到淮安知府的官印，就要先孝敬两件总督800两，江苏巡抚、漕运总督各600两，布政使400两，按察使300两，这还不包括各种门包以及请客吃饭的开销，光是这笔开支就有2700两。
陶易到任后，照例也要接受下属的孝敬。清代淮安府下属山阳、清河、盐城、阜宁、安东、桃园六县，六个知县各300两孝敬，共1800两，一来一去陶易还要自掏腰包900两。这个数字不算多，基本还在承受的范围之内。
有人或许会问，御史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这些具体的数字八成是编出来的吧。这真不是瞎编，清代官场上对各种“孝敬”都是有具体数字作为参考的，富裕的省份孝敬得多，穷的省份孝敬得少。
换言之，一个知府给总督、巡抚送多少见面礼，这是大家约定俗成的，只能多不能少，否则就会被视为破坏游戏规则，是要穿小鞋的。这里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官场现形记》中说，一个叫瞿耐庵的候补官员千方百计谋得了湖北兴国州知州的实缺，走马上任，但他上任交接时因为得罪了前任的账房师爷，师爷为了报复他假造了一本秘密账本，他按照这个假账本上的数字给上司送礼，结果不到一年就被参劾革职了。
按照官场旧例，陶易上任时，前任知府会将一本“暗账”交接给他，上面详细记载着知府送给上司以及下属孝敬的具体数字。
那么作为淮安知府，陶易正常情况下，每年要拜会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一次，这种拜会属于正常公务汇报。但也要送礼，具体是：两江总督总督1000两，漕运总督900两，巡抚800两，布政使700两，按察使600两，合计4000两。
此外清代官场上又有“三节两寿”的规定，即端午、中秋、年节以及上司和夫人生日。这些礼金也有具体数字：两位总督各600两，巡抚500两，布政使400两，按察使300两，三节两寿加起来则共计12000两。
当然淮安是个富裕的府，支出相对要多些，如果是一些偏远的府，那么这个数字至少也在8000两左右。
这样算下来，陶易在淮安知府任上每年的各种孝敬就有16000两，外加第一次拜会上司则为17800两。然而这肯定不是所有的支出项目，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上司检查工作，京城官员回乡探亲等等。大致估算，一年下来没有20000两肯定是不够的。
上面都是送礼的支出，用于公务的开支同样也不少。清代各衙门的正印官都要聘请师爷，根据政务的繁简程度师爷的人数不定。但钱粮、刑名、书启、账房这四个师爷是必不可少的。
其中钱粮、刑名师爷薪水最高，每年300至500两不等，书启、账房略低，300至200两不等。淮安府属于“冲、繁、疲、难”四字俱全的最要缺，所以师爷的工资肯定不低，四个加起来没有1500两是交代不了的。
同样知府也有陋规，下属的六个知县每年要孝敬，三节两寿的固定标准是200两，计6000两，外加见面礼1800两，合计7800两。陶易的支出是21500两，而收入只有7800两，赤字为13700两。这么大的窟窿怎么补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多收赋税，从百姓身上榨取。
淮安府共有成熟土地17035余顷，在正税之外每亩土地则要额外多收一分至三分银子，陶易是个口碑很好的清官，且以多收一分计，那么就能多收大概17000两左右，这笔钱刚好补了窟窿，还能剩下三千多两，如果加上微薄的年俸105两，估计也只能够日常开销了。
所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过是个伪命题，只有少数善于理财的官员才能做到，这些地方官员拼命榨取的陋规，说到底最终还是流向了金字塔尖，全都汇集到了各省督抚和京城大员的口袋中。
注：本文的数据参考来自《道咸宦海见闻录》、《官场现形记》，以及各种野史笔记，未必确实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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