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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遥远的荒古到西汉时代,有记载的隐士是不多的。西汉末年,王莽篡位,这引起了许多官僚与士人的不满,不少人纷纷离开官场去当隐士了,这在当时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所以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很自然地就做起了“举逸民”的工作(隐士也叫逸民)。集前一个王朝的反对派来为自己服务,这大概是封建王朝真正从国家的政策制度上做出的优礼隐士的开端。

但东汉王朝的这种做法并没有维持多久,从东汉后期开始,脱离官场,与现实政治对立的隐士又多起来了。东汉后期,前后两次党锢之祸使许多文人士大夫遭到杀戮、禁锢,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同时,道家思想、佛教思想大肆泛滥起来。接着又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中国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在以上几种因素的影响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倾向:一是颓废没落,沉湎于酒色荒淫;二是服食炼丹,幻想着飞举成仙;三是脱离人世,钻入深山野洞去当隐士。只要读一读汉末的乐府与文人五言诗,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几种倾向。

从这时开始,中国隐士的历史逐渐进入了黄金时代。不仅在野的文人士大夫们喜欢当隐士,而且即使是现任的政府官僚们也总爱以“隐士”相标榜。他们在其位,不谋其政,对国家的大事不表态,不关心。

这种行为如果在先秦、在汉代,会被人骂为“尸位素餐”;但是在魏晋或魏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却会被人认为是一种“清高”,而那些操劳国家大事的人反而被认为是“庸俗”。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汉魏之交、魏晋之交的政治迫害分不开的,当时许多有名的文人如孔融、杨修、祢衡等,都是死在了政治斗争旋涡中。为了躲避这种迫害,有些人躲进深山去当隐士,如孙登、董京等;但也有许多人离不开官场,于是便整天喝酒、吃药、谈玄,反正不谈论国事,这种人的代表就是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他们说“隐于山林”的是“小隐”,而能够“隐于朝堂之上”的才能算是“大隐”。

随着隐士队伍的急剧增加和隐士标准的大幅度降低,滥竿充数的假隐士也日益多了起来。例如东晋膘骑大将军何充的弟弟何准,生于大官宦之家,却一心要当隐士。有人劝他出去做官,他说:“我现在没有出去做官,我的名望就比我做官的哥哥差了吗?”

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对待隐士的政策也有了新的特点,这就是不分真假,不分在野或在朝的隐士,一律给以褒奖,给以优待。晋朝如此,再往后的刘宋、南齐以及梁、陈莫不如此。统治者们对隐士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开明”?其一是他们看到了这时的“隐士”与朝廷对抗的已经越来越少,这些人对朝廷根本不可能构成任何危害。其二,这些人标榜不想做官,不争名夺利,统治者表彰这种人,这对于朝廷里那些贪婪的野心家不也是一种讽刺?其三,这些人不仅不再与朝廷对立,反而为朝廷歌功颂德,他们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起着一种非统治者的统治作用。

中国隐士最受宠、最春风得意的时期是在唐代和宋代。孙思邈先后受过唐太宗、唐高宗的召见、馈赠;田游岩曾接待过唐高宗的亲自登门拜访。宋代的隐士陈抟,人们明明知道他“无他术”,但宋太宗仍“待之甚厚”,赏赐有加。

也正因为唐、宋时代的皇帝们特别尊礼隐士,所以在唐代也就特别兴起了一股走“终南捷径”的风气。终南山历来是个隐士、“神仙”出没的地方,一些人本来是一脑门子想要挤入官场的,但由于通过考科举的道路太艰难,而且也太缓慢;而如果当隐士出了名,直接受到皇帝的召见,那不就快得多、省事得多了么?这种人在唐朝曾风盛一时。

到了元、明、清时代,隐士就再没有唐、宋的隐士那么幸运了。明朝统治者在中国古代大概是最不讲尊崇隐士的,明朝初年曾颁布过惩治士人不为朝廷服务的法令。“寰中士大夫,凡不为君用者,其罪皆至抄扎。”这在中国的古代史上实在是耸人听闻的。

◎本文摘自《中国古代的隐士》(作者韩兆琦),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