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36年，小日本在抚顺市高尔山脚下，修建了一所监狱，名为“抚顺监狱”。

1945年8月15号，老蒋的军队将其改名为“辽宁第四监狱”；抚顺解放后，于1948年8月15日再次更名为“辽东省第三监狱”。

1950年6月，位于抚顺的这第三监狱，其功能和作用也发生了改变，最终确定将这里作为专门关押，和改造国内外战犯的场所，并改名为“抚顺战犯管理所”。

本文，我就聊聊，战犯们在这管理所里面的待遇。

伙食待遇

对于这些战犯们，我们所遵循的原则就是人道主义，总的原则上是这么一句话：要做到一个不跑，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

细品最后这句“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这就很好理解了，我们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倘若仍旧冥顽不灵，死不悔改，那就只能不好意思了。

在确定要接收战犯这个决定后，首先就对管理所进行了修缮和扩建，在当时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拿出来了366万的专项资金，新建了俱乐部、体育场、图书馆以及露天舞台等设施。

之所以要新建这些设施，其目的就是要让人犯在一个良好的环境当中，安心学习，反省自我，彻底认罪。

当时，管理所有一个六字诀：改造人、造化人；并提出了大方向上的三个保障：

1、保障人格不受辱，不随意打骂人犯。

2、保障生活条件，不得随意克扣伙食。

3、保障身体健康，防病治病。

其中，这第二条也有一个大概的标准，就是管理所里面所提供的物资保障，要和当时中等市民的生活水平相当。

我先来说说里面的伙食待遇，当时我国是百废俱兴，刚从战火的废墟折腾当中挺过来，正是万物复苏、艰苦奋斗的时期。

管理所里面的工作人员和家属，执行的是社会粮食供给标准，每天的主食就是高粱饭，或者苞米面大饼、窝窝头，再搭配一碟咸菜，和一碗白菜汤，那汤里就飘着一些零星的油花。

也就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改善一下伙食，打下牙祭，吃上一顿饺子或者细粮。

而战犯们的伙食就完全不一样了，一日三餐，伙食标准分为三类：将官、校官(佐)、尉官以下。

三种级别分别对应小、中、大三个灶别，不管什么级别，每顿都是细粮。除此之外，也考虑到他们的民族习俗，每天的餐食都不重样，有烤面包、馒头、花卷、豆沙包、肉包子、糖酥饼等等。

给战犯们提供这么高标准的伙食待遇，自然会引起一些工作人员的不满和抵触情绪。

毕竟，这些小日本们，哪个手上不是沾满了同胞的鲜血。

组织上也是知晓管理人员的这些情绪，也随时在做思想工作，简单地说来，就是杀了他们容易，但要让他们认识错误，反省自身，从心里伏法，却很难，但这个工作却又很有意义。

宫岐弘大尉，是原关东军第39师团232联队一大队，机关枪中队的队长，刚进来的时候也是个顽固份子，动不动就谩骂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还不能回嘴，让不少管理人员觉得十分的憋屈，恨不得直接让他投胎算了。

但是，经过学习改造后，宫岐弘这个顽固份子的心态，开始慢慢有了变化，在一次认罪大会上，他一口气讲了四个多小时。

他们把我驱赶到侵略中国的战场 , 我却认为这是优等民族的正义之举 , 甚至把杀人放火也当作 “忠君爱国”’的 “英雄行为”......现在回想起来 , 简直就像一场噩梦般令我全身惊悸 、 战栗! 我还算是一个人吗? 我已经失去了人性 , 而成为一头杀人不眨眼的野兽! 我那靠卖鱼为生的父亲 , 在纺织厂做工的母亲 , 他们如果知道这一切 , 还会认我这个儿子吗 !

当管理人员看到像宫岐弘这些顽固分子，一点一点地开始有了改变之后，之前的那些不理解，甚至于愤恨，都转变成了一种莫名的成就感。

杀一个人，很容易，而让一个人从心里伏法认罪，很难，却真的很有意义。

医疗保障

战犯们在管理所里，说得比较多的一句话是：

"当我们受到疾病与死亡威胁时，管教们待之如亲人"

管理所里面的医务室，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医务室，但不管是医疗器械、医生队伍、还是药品等等，其规模和水平，相当于是当时的一个中等级医院。

1950年的5月和6月，这期间，先后从东北各医院学校抽调了26个医务水平很高的医务人员，这26个抽调过来的医务人员，随便一个拎出来拿去别的医院，都是能独当一面的人物，这一批抽调过来，业务水平高超的人，占医务室总工作人员的五分之一。

可见，组织上对管理所里面医疗保障的重视。

除此之外，每年的春季和秋季，还会定期给战犯们进行体检。

担任主检的医生，也是特意从各大医院临时抽调过来的医生，大多是名声在外的医生。

根据管理所公布的数据，在刚接收的时候，日本战犯里面，患有肺结核的总计123名，到1953年的时候，这些人的肺结核都治愈了。

除了安排体检，管理所还给战犯们建立了两个登记卡，即：“门诊病例登记卡”、“身体健康程度登记卡”

组织参观

为了让这些沾满鲜血，犯下不少罪恶的日本战犯们，能真正从心里认罪伏法，除了在伙食和医疗上保障之外。管理所还会组织他们外出，去看看曾经被他们揉虐过的古老中国，经过阵痛之后，正焕发新生机的面貌。

1956年2月6日到26日，这20天的时间，管理所分三批，总计组织了894名日本战犯走出管理所，去到沈阳市、抚顺市走走、转转。他们先后去过市区、工厂、养老院、幼儿园、学校、农村等地。

这次活动，收到了比预期还好的效果，不少日本战犯们看到这一幅幅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回想当初自己的行为，心里的罪恶感和愧疚感油然而生。

因为这次活动的效果不错，于是，管理所决定，让他们再次走出去看看，这次要去到更远的地方。

同年的4月13日到5月11日，总计约有305名战犯，乘坐专列，先是北上，去到哈尔滨、长春等地。随后南下，去到天津、北京、南京、上海、武汉等地。

在哈尔滨的东北抗日烈士纪念馆，不少日本战犯们下跪谢罪，要求判处自己死刑。

松梦吉，是原延吉警察厅警务科的科长，面对赵一曼烈士的遗像，他愧疚难当，跪倒在地，一再要求血债血偿。

后记

1964年3月，在管理所的日本战犯被特赫，至此，针对这批战犯的改造工作全部完成，他们也被分批次遣返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