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父母从西安调滕县工作，后来我便从老家扬州转学到滕县一中就读。当时是1958年的下学期，我读初三，被安排到初三二班。班主任是李培业老师，江苏沛县人，代我的代数课。语文老师周世銊是从南京调来的，老家在济宁。

因为五八年搞“大跃进”，大炼钢铁，我们除了学习就是劳动，搞勤工俭学。当时一中有自己的砖瓦厂、农场、炼焦厂，还有什么厂我记不起来了。有一天下了晚自习，大约9点钟，全班集合，说是支援大炼钢铁，到校砖瓦厂背砖，往王开炼铁的小高炉送砖。个子大的同学背十几块，我年龄小，个子又矮，背了十块，前后各五块，中间用绳子连接。当时的校砖瓦厂建在现在的五里屯东边，离王开足足有十三里路。一路上走走歇歇，又渴又饿，又累又困，回校时大约是夜里一点多钟，但是没有任何人叫苦。

1959年暑假我考上了高中，被分配到高一六班，全班45个人，5个女生，40个男生。班主任老师陆明德，是上海人，原来是钢铁工人，后来考上大学，在山东师范学院化学系毕业，共产党员，兼任我们的化学老师。

我在一中读书的四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既遭天灾，又有人祸，又加上与苏联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还逼迫中国还债。国内连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再加上五八年“大跃进”时吃大锅饭，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等浮夸风影响，全国人民处在饥饿之中，据说毛泽东主席每星期只能吃一顿红烧肉，周总理则要求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还苏联的外债。当时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是在扬州吃大米长大的，到了滕县一中上学，四年没见过一粒大米，吃的全部是粗粮，连面粉都很少见。开始还能吃上高粱窝窝头，玉米面窝窝头，后来连高粱窝窝头都吃不上了，吃从东北运来的咸芋头干。中午、晚上开饭时，由工人给每个班送两桶开水，架一笼屉蒸的咸芋头干，同学们用自制的小木秤，由生活委员分着吃。就这样每天吃咸芋头干，喝白开水，时间长了没有一个不得水肿病的，每个人的腿上一按一个坑。再后来东北的咸芋头干调不来了，学校发动各个班到野外拾烂白菜帮，到处揪麻籽叶，到十里岗河里捞苲草回来晒干，压成面，和在高粱面里蒸窝窝头。农村的同学每星期回家一次，带来炒胡盐（用少许的豆油炒盐粒子）冲开水喝，水里有点油花，有点咸味比喝开水强点，用来撑肚子。我当时饿的不行，趁星期六与家住大坞大市庄村的徐广玺同学一块回家，在他庄上买了十斤胡萝卜背回学校吃，来回五十里路，后来还为此事在团支部会上做了检查。

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不减，没有听说因困难而辍学的，两节课的晚自习照上，下晚自习后，仍有不少同学在校园路灯下看书。我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每周体育课只上一节，只做些轻微的锻炼，再后来全校早操停止了，让同学们多睡一会，不让起床，但是饥肠辘辘，哪能睡得着。有的在床上背俄语单词，有的拉呱，有的便大声咋呼：“来一碗红烧肉，来一碗杂烩汤，来一摞大烧饼......”这些事各班都有，后来传到校长室，冯昌河校长有一天早晨集合全校师生训话，批评说：“因为生活困难，同学们体力不行，学校研究停上早操，目的让同学们多睡一会。有不少寝室的同学，早上不是睡觉，在那里开起了‘精神饭店’，大咋呼，小叫唤，什么来一碗红烧肉，来一碗杂烩汤，来一摞大烧饼，你咋呼有什么用......”

三年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都是在一中的度过的。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上小学我的同龄人个子都不比我高，几十年再相见，我比他们矮了一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告别了贫穷落后，奔上了小康，温饱问题已解决，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能忘记，这就是历史，忘记就意味着背叛。每次当年高中同班同学聚会，我们都在回味从前，并感慨万千。我也经常用此事来教育后代和下属，但收效甚微，有时还遭嗤之以鼻。直到现在，再好的地瓜我不吃，很少喝稀饭，都是以前用稀饭撑肚子吃够了，吃厌了。每当我参加各种宴会，只要是自己不小心掉到桌上的菜，哪怕是一粒大米我都捡起来放进嘴里，家里做菜做饭我都坚持定量，不剩余，多少吃干净，剩下的也舍不得倒掉，从不浪费。有人说我欠文明，有人说我太会过，我都一笑了之。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何错之有，即便将来富有了也不能浪费，我们应该铭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言。

（凯扬，枣庄市政协原副主席、民建枣庄市委原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