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孟子舍生取义的殉道观

（一）殉道是最高的价值

孟子的思想和苏格拉底一样，都是将生命的价值建立在真理高于一切的标准之上。儒家思想强调道尊于势，对生命和尊严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道德和理性的追求。不只是孟子，全世界的哲学家都会认同，除了殉道没有什么是值得死的，因此古人才会发出“生死虽殊道义存，人身生死犹昼夜”的呐喊。荀子之所以说大哉，死乎（荀子·大略），就是因为殉道之意义重大。小人一生钻营，至死方休，君子专注修养，一生不懈。生死的价值在于不是苟且偷生，为道而死是虽死犹生。这样才能实现终始俱善，人道毕矣。孟子的生命观贯彻了儒家精神始终，如果用金钱可以收买，用权势可以恐吓，那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们。而孟子将殉道视为最高理想，因为他就身处天下无道、刀革兵祸和民不聊生的时代。只要坚持以身殉道的最高理想，金钱就是身外之物，刀兵也不能恐吓，美色更不能利诱，因为内心会有一个永恒的坚持。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孟子没有等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到来，但是哲学上的公理只有当我们感同身受时才会真正理解，要想深刻感受以身殉道者的高贵，就要深入到孟子之后2000多年的时代。

所谓道尊于势还是势压于道，根本就是在评论和看待一个问题是站在权力和君主利益的角度和还是站在道德与正义的角度，是人性战胜权势还是君主集团战胜正义。道尊于势在今天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仍然是一种难以实现的高贵品格。士为知己者死，孟子信奉的原则是君以国士待我，我必国士报之。孟子从不强调愚忠愚孝，也不是站在君主等统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他的一生都在为天下苍生奔走呼号。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孟子敢于发出这样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面对道尊于势的态度。孟子眼中的大丈夫和孟尝君的三千食客不同，并非“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效忠关系，而是只服从于真理和道理的一种生命态度。所以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时代，只有孟子敢于大声喊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敢于在天下事上发出理性的声音，而不为权力给自己带来的生命威胁而恐惧。这类似康德在启蒙精神中所说的道德勇气，都来自外在超越的动力。这既有宗教的救世情怀，又有知识分子的道德承担。所以孟子才能够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德责任，时刻准备殉道这一天的到来。

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之所以要殉道并不是为了死而死，而是要凸显守死善道的超越性。孟子明白士人无兵无权，要想明道救世，只能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以超越宗教的殉道情操实现死亡的超越。这种精神让他建立了舍生取义的崇高殉道价值，在道义和生命之间，他义无反顾选择前者。越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孟子的生命观就越显示出其意义，不只是中国历史上，在日本、朝鲜、越南概莫能外，道义是仁人志士唯一的凭借。

（二）舍生取义殉道观对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影响

在日本武士道中，视死如归的精神就来自孟子义利选择，即使是死，也要优雅。明治维新中，舍生取义的精神表现得最为明显，坂本龙马将孟子的“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作为座右铭，最终舍生取义换来大政奉还。孟子的生命观对日本的影响主要有两大学派，山鹿素行的士道派和山本常朝的叶隐派。在日本，无论是士道论还是叶隐，其高雅文化多出自于孟子，区别是叶隐的死狂是无条件的忠于领主，而士道论是忠于最高的道。即孟子所说的纣王无道，武王即可伐之。本质上来说，信奉叶隐的武士道精神源自“侍”，即领主的家臣，而信奉士道论的武士代表则是明治时期以天下为己任的维新志士。

对士道论的影响方面：山鹿素行的士道论继承了孟子的尊重生命的思想，反对犬死，将为道牺牲看作最高价值。明治维新的志士多半是继承了山鹿素行的思想，坂本龙马等脱藩就是打破了过去藩主至上的观念。此外，荻生徂徕的先王之道对孟子的思想也继承颇多，在融合朱子学的基础上，对孟子的生命观进一步进行了发展。

对叶隐的影响方面：《叶隐闻书》强调向死而生，纵观《叶隐闻书》全书，在理论上从没有超越孟子的思想，但是融合了日本藩镇割据和幕府时代忠于领主的文化。全书一句话总结了山本常朝给武士制定的准则，那就是看透生死。但是山本常朝并没有看透生死，在“头颅被砍下也要从容做完一件事”[3]（p8-10）的表达上，其实还要归结于礼文化。“如为死狂，则事无不成”，这显然是孔子狂者进取和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结合。叶隐强调心中不畏死，一心奉公，但是山本常朝的奉公是侍奉主公，而不是孟子所说的天下人。因此，山本常朝的武士道精神更多来自先秦武士文化的影响，在生死抉择时强调宗族荣誉而忘生死，因此自杀的传统实际上源于我国先秦，而非日本。这源自于我国“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礼记·曲礼）”的传统。在先秦时期，武士殉主是被高度赞扬的，因此叶隐并没有突破食君禄报君恩的范畴，而在山鹿素行士道派的眼中，唯有殉道才是值得赞扬的，而不是“食人之食死其事。”

从朝鲜半岛早期到李氏朝鲜时代，孟子生命观塑造了朝鲜半岛的儒家品格。四端七情之争本质上是对孔孟思想的路线之争，和我国儒家相比，朝鲜儒学重理、重情、重实，[4]（p26-29）这和孟子的生命观有着很大的关系。殉道的义理精神，同样构成了朝鲜半岛文化的基础，为了实现忠君爱国，安国保民，他们都有超越生死的勇气。比如忠孝信义和视死如归的花郎道，具有东道西器思想的开化派，两班的忠义节烈等。还比如郑梦周忠于社稷重于生命；吉在忠臣不事二君，守节义投身山林；生六臣死六臣祸及家族而不顾，只为墩尚名节；朝鲜四大士祸不惧生死，践行了儒家臣死谏的文化。

在越南，孔子的影响力要远大于孟子，儒家思想体现出了一定的本土化特征，比如在《明道》十四篇中孔孟思想都被本土化。但是孟子的天命观和忠孝节义等观念被历代统治者所接受，也产生了朱文安、阮秉谦和黎贵惇这样的大儒。如阮秉谦多次提到天命，做出了“无缘富贵皆天命，何必强求苦自身”的诗句。舍生取义的思想在越南被广泛认同，每当国家遭遇入侵，推崇以身殉国的忠义之士，崇尚不畏强暴、刚正不阿的精神。孟子从道不从君的取舍观念在越南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如阮廌在救国事业上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自尊，而非愚忠愚孝。

四、孟子生命观的现实困境

荀子说，义为天下最贵，属实如此。富贵多士，贫贱寡友，自古以来是焉，舍贵为贱、舍富为贫，即使可以做到文章不废，但也难做正身之士。因为不仰禄就无以为生，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并耕而食的生存压力可想而知，而无暇顾道。很多游士贫不足以自存，温饱尚且不能维持，让他们站在道德的高度不食嗟来之食，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李斯对此概括为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高尚之士往往自尊心强烈，让他们长期食不果腹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中国的“道”和西方的教权不同，没有教会制度支撑其尊严，始终悬浮于半空，靠知识分子的自身尊严不足以抗衡权势阶层。因此像张仪以妾妇之道入仕，李斯枉道而从势甚至后世诸多士人媚世攀权就成为为了生存而必需的选择。而修身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困境，修身作为内化手段，其成效很难为人所知。因此在士文化逐渐沦亡的过程中，修身变成了取誉的手段，以修身为取誉，以取誉为上达的途径。尽管在天下无道之时，总会有一些知识分子以身殉道，甚至前仆后继，但是只是延续了知识分子舍生取义的传统，却没有实现道的扭转。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古代士人存在性格缺陷，正如梁启超所说，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实际上这是在指责古代文人丧失了道德良知和独立尊严，甚至在治学和为人上都屈从权势，对真理的献身精神尤为不足。尤其是在科举制度产生之后，读书人一生都奉献给朝廷，或苦读半生，或钻营官场，未形成以真理为大的独立精神。在权势面前，道义很难掌握话语权，所以才会出现洪武帝删节《孟子》中民贵、民权、民愤、民抗，君暴、君贪、君轻、君奢的逆天之行。中国的哲学家早就意识到，如果没有知识的支持，一味强调道德，道德就会沦为封建权势的统治工具，因为追求知识本身的求真态度才是最高的道德，即孟子所追求的终极大道。但是可悲的是孟子以生命捍卫道义，舍生取义的哲学思想还是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利用，甚至发展出一套纲常名教，独立自尊的士人变成了敢当犬马的士大夫，而对道德生命的内在追求反而发展成了具有外在束缚和强烈谴责性的“吃人的礼教”。这并非孟子的理论出了问题，也并非舍生取义之生命观被证伪，而是因为其道德理想要求过高。

生者必有死，中国人的生命观是天人合一观念的延伸，孟子为生命价值建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既没有让真理匍匐于上帝的启示之下，也没有让道义屈服于权势的恐吓。我国哲学的修养源自道德，而非宗教，源于价值内化，而非外在超越。要想填补哲学的空白，就要负起责任，不以西方流行的新奇之论和新词来随意博眼球，而是要回到哲学的突破维度上，重建孟子的生命观哲学。因此研究者要在孟子的生命观中，追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动力，发掘东方哲学的理性之光，以文化自觉的传统克服浅薄的功利意识和对西方哲学的盲目崇拜。

参考文献：

[1][德]云格尔.死论[M].林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日]山本常朝.叶隐闻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李甦平.韩国儒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原载：《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作者简介： 慕娇娇（1988—），女，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助教；常开霞（1978—），女，中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