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82期

时间：2022年6月23日（晚）

中国改革：抓住真问题，攻坚克难迈向高质量发展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来到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中国改革：抓住真问题，攻坚克难迈向高质量发展”云上讲座现场。本次讲座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管理学院、中信出版集团、经济导刊、中信双创共同主办。

中信基金会于2014年成立，是中信集团主管的非公募基金会，其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积极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

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是面向社会的公益性讲座，旨在探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传播践行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本期讲座在中信双创直播间、中信读书会、中信书店视频号、财直播、观察者网，百度APP等平台上同步直播。在此，我们诚挚感谢各家媒体的支持，欢迎大家通过各直播平台的聊天室进行互动、提问。

本期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教授主讲，题目是中国改革：抓住真问题，攻坚克难迈向高质量发展，下面让我们邀请贾康教授做讲座。

贾康：大家好！我是贾康，很荣幸今天来到中信大讲堂跟各位做个交流。在交流之前我要说一下，在前面一段时间，中信出版集团经过周密的准备和一系列相关的工作，推出了我作为作者的一本书，这个书名叫《中国改革真命题：迈向高质量发展》。中信出版集团的领导和同志们，希望我今天也结合着这本书里的一些关于改革的基本认识，谈一下怎么样抓住真问题，攻坚克难迈向高质量发展。基于研究者的认识，我准备了一个PPT，作为一个发言的大纲来和各位做交流。

下面我可能要用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把自己的基本认识汇报出来，要分几个层次来说。

汇报自己的认识，我首先要强调一下，我非常认同中信出版集团在出版物里给出的一个表述，就是“中国学派集成”。我这个新书，是这样一个系列出版物中的一种。所谓“中国学派”，我理解就是在中国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间，既要在对人类文明所有发展的积极成果充分吸收这样的前提之下放眼世界，又要立足我们中国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紧扣我们当下面临的推进现代化的任务，迎接挑战而在思维方面要融汇古今服务实际生活。作为研究者，特别要做出有深度、有广度、也有高度的研究思考，这样才能够不负我们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方面应该形成的中国学派这样研究努力所承担的时代使命。这种研究，一定是要以创新和求实的结合，能够回应中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间挑战性的问题，结合着重大的现实问题，要体现研究成果的建设性。我也正是以这样的理解，来向各位做今天自己认识的汇报。

第一个层次，我谈一下怎样认识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赶超战略。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之下，我们研究它相关的战略问题，作为研究者，我特别推崇的是要有一种以改革解放生产力过程中的“守正出奇”——后面我们会专门讨论这个守正出奇，是既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又要有中国特色之下我们迎接挑战特定的设计而寻求出奇制胜。相关内容我首先把它勾画一下：比如在整个资源配置优化这方面——这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命题，我们要在整体的资源配置中充分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的一个非常精辟的表述，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性作用，要守这个“市场决定论”之正，这是反映着共同的规律的。同时又不能简单地满足于已经有市场经济发展经验的比较发达经济体形成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一般论述，不能简单地按照很有影响的西方学者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认识框架来对应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守市场经济里面的“市场决定论之正”的后边，还要在中国特定的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使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出这个“政府作用之奇”，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把有效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形成有机结合之后，在中国超常规的发展过程中间承担风险而出奇制胜，达到我们现代化的宏愿——即达到我们改革开放一开始时就已经确立的“三步走”现代化这样一个宏伟目标。在进入千年之交之后，已有了一个节点目标的实现——就是2020年全面小康，这已经达到了，而全面小康再往后的30年，中央给出的是“新的两步走”的战略规划，我们要通过守正出奇的创新努力，实现到了2049、2050年这个节点上，使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中国梦梦想成真。

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宏愿，我们需要做一些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相关思维的梳理。如果简要回顾一下，人类社会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国是唯一的一个没有在古老文明发展过程中间出现“中断”现象的国度，但是在近现代史拉开帷幕以后，中国具体表现上是严重的落伍：鸦片战争为标志，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中国是一路积贫积弱，被动挨打，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列强环伺而后，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过程中间，过去一向把中国当老师的日本，它也成为了瓜分中国的列强，在鸦片战争发生的那个百年走到将近结束的时候，有对中国人极度刺激的甲午海战，中国最精锐的北洋水师与日本人较量中全军覆灭。这个极大的刺激之后，中国这方面的努力，是不仅要学习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而且也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那个世纪末的时候，有了我们中国自己的戊戌维新或称百日维新，103天就归于失败。转过来，前一个百年，在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终于以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后面跟着的第二件大事，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再有第三件大事，是我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应该讲，中国现在这些年的发展，应该是在这三件大事递进的过程中，多少代志士仁人给出一系列的思想指引，整个国民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之下，在振兴中华目标的激励之下，经过了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奋斗，现在终于走入了看到中国现代化之路可望越走越宽这样的新时代。

回顾起来，在前面说的三件大事演变过程中，应该讲辛亥革命和以后不到十年之久出现的“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的过程中，又对接了我们1949年以后的建设，奋起直追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现在总结起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取得人民武装斗争在大陆上的决定性成功之后，进入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起来”的时代，这一“站起来”的含义，我们最简要地说，就是终于告别了过去那个内乱内战交织、外面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实际上瓜分为半殖民地状态的这个格局，中国在本土上，终于有了一个完整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在这样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权得以完整地得到保障的前提之下，我们一旦使新的人民共和国站稳脚跟，就马上对接了“一五”时期为标志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在“站起来”以后还要寻求发展起来，“富起来”。这之后实际上走到卓有成效地发展而富起来的阶段，就要说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在发展中间大踏步跟上时代，我们现在已经初步地体现了发展中间的“富起来”——站起来对接全面小康富起来之后，还要进而寻求共同富裕更好的推进，还要寻求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我们实现从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强起来”。

这样的背景之下，简要地对现代化战略做一个表述，首先要提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所给出的非常精辟表述的“三步走”。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一番、再翻一番，这叫翻两番，前面两步之后我们要对接到50年为期、半个世纪经过努力达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两步走提前实现之后，我们中央最高决策层给出了新的50年这个视野之内，2020年全面小康的节点目标如愿达到后，要再对接“新的两步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2050年这个时点上，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那个时候，我们要建成现代化的强国。

2010年之后，一直走到2020年全面小康，以及全面小康之后我们对接再往下新的两步走，中国经济已经历了一个从高速发展阶段转为中高速阶段的演变。这样的演变，是到2010年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4000美元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的可比口径，中国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到这个阶段上，和其他在全球实践中可以总结的基本经验相吻合的，是所有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势必都要有一个告别经济起飞阶段上的高速发展特征和粗放型发展特征，从而转入新阶段追求高质量的这样一个演变过程。演变为新的阶段是必然的，势在必行的，而关键就是在这个演变过程中间，怎么样掌握好速度降低的同时我们发展质量的提升。中国是在2010年那一年，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又出现了年度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而中央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个“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带有哲理意味的这个表述，一直沿用至今，十九大说这是我们经济工作的总基调。稳中求进求的是什么呢？是顺应发展的一般规律，高速度要往下调到中高速状态，而寻求高质量发展，告别粗放型的发展，转入集约型的发展。这样一个努力之下，我们要说，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它的速度特征今后跟发达经济体相比，虽然我们自己称为“中高速”，但是比较意义上，仍然是超常规的，是明显地比美欧日这种发达经济体要高出一大截的增长速度。现在的中高速，如果能够把它在一段时间内调控到5-6%的区间，那么它在年均增长速度概念上，是头号强国美国比较满意的增长速度的两倍，是日本和欧洲他们希望能够达到的速度的三倍以上。我们必须有一种和发达经济体相比超常规的这样的增长速度的实现。同时，要提高我们的增长质量。所以，我首先要说一下，我们讲的这个在“守正出奇”的努力之中，以超常规的这样一种发展诉求，不断缩小和发达经济体的距离，它有什么样的从研究上可以说的学理依据，和理论联系实际这方面综合而成的认识依据？

我愿强调，这种中国必须秉持的超常规发展的诉求，客观上是具有可能性的。在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和追求过程中，它又是有必要性的。在学理上，我们可以对它做一个比较清晰的阐述，结合着现实意义，可使我们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所有的奋斗者能够有一个对这一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认识框架的比较清楚的认识和把握。再往下，我就要展开一些，谈谈这方面的认识。

一个经济体，一个民族国家，它的发展不可能是非常匀速的、线性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它一定会在发展中间有起伏，有这种节奏上的特定表现。中国作为几千年的一个文明古国，我们在历史上有过非常辉煌的时期。比如为人们所称道的盛唐，也有在西方工业革命已经方兴未艾和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我们所谓“康雍乾盛世”落日的辉煌。到了近代历史拉开帷幕之后，前面说到出现了严重落伍，而就在上个世纪的前期，毛主席还是一个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的青年人的时候，他就有一种非常清晰的认识，就是中国这个发展，在他当时看起来的那个状态上是明显落后了，但是我们这个发展势头，在有压力形成阻碍以后一旦找到了发展中的正确道路、把握住时机之后，中国的进步，它的成长，它的发展表现，将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这八个字，在我自己还是少年时看到毛主席这个表述，就印象非常深刻。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是不是正在印证毛主席当年说的这八个字？确实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从它的成就来说，在国际上被称为“中国奇迹”（当然这个奇迹也是顺应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主潮流，顺应了客观规律，但它确实是一个带有超常规特征、非均匀速度表现出来的一个高速发展）；邓小平在指导中国发展过程中，也有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在非常有影响的南方谈话里，他专门说到经济发展中间要注意稳，但另外还要有闯劲儿，还要有一种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间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过程，这就是学理上所说的一个一个台阶往上发展，在曲线表现上是叫做“阶跃曲线”。台阶的“阶”，飞跃的“跃”，它是符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可以总结的一种节奏和一般规律的。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关于发展的追赶假说，蛙跳模型，发展经济学里也非常清晰地研讨了所谓后发优势。我在这本书里，也专门涉及了在战略思维上怎么样认识这些现象与相关理论。综合在一起，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核心观点，就是考虑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在战略思维方面固然要承认有比较优势原则（比较优势是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互通有无，在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实现共赢优化的一个理论解说）。这种比较优势，它于全球化时代，可更有效地在以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来实现共赢这方面，体现出来它的解释力。中国很长时间作为发展中国家，现在仍然还没有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前些年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这个比较优势，是在非常大比例的覆盖面上起作用的，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如仅仅用比较优势思维框架来形成现代化战略，在实际推进过程中间它却会碰到天花板，就是一般的低端、中端、中高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产品、科技成果，可以互通有无，在比较优势原理解释之下，它是有明显对应性的，但真正到了高端，到了核心技术，到了不同国家必然还有竞争关系的、需要紧紧把握住主导自己竞争优势的那种特定产出上面，先进的发达的经济体，会对于追赶型经济体来“卡脖子”。我们现在碰到的非常典型的情况，就是2018年以后美国出现了一个拐点，它朝野空前一致地达到了一个基本共识——作为头号强国，要遏制总量上已经在世界上走到第二位的中国的发展，那么高端的芯片、航空发动机等等，中国人就是出天价，出一切可以想象到的高价，美国人也不会卖给中国人。那么这个时候，比较优势原理它的解释就失灵了，即比较优势不能解释在这样一个领域里，中国人靠什么样的努力才能够突破天花板，解决“卡脖子”问题，争取自己继续往上追赶发达经济体？我们认为，那就必须明确地把我们的战略思维在比较优势战略旁边，表述出来“追赶——赶超”战略。这两个战略是不同层次的，虽然在很多领域里比较优势战略可以解释我们的外贸，解释我们跟其他经济体的互通有无，但是在最关键的领域里，我们必须有超越比较优势战略的追赶——赶超战略的指导，而且在这方面，要形成我们切实可行的能够突破“卡脖子”问题的自己的通盘方略。比如芯片，我们的基本看法，就是在和美国维护着可以表述为“缠斗”性质的“斗而不破”的这种关系、继续以比较优势和美国开展经贸以互通有无的旁边，我们必须以“新型举国体制”来实现芯片、航空发动机这些“卡脖子”问题的突破。这种攻坚突破是“华山一条路”——你既然出天价也买不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通过自己以举国体制的优势、以追赶-赶超战略这种思维的指导，来寻求攻关突破。我们在传统体制下，两弹一星就是靠举国体制，超出了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们的预料。中国在那时非常困难情况之下，自己在这方面攻关成功，对以后整个中国的发展和全球格局演变的影响，是非常重大而深远的。现在的新型举国体制，是要调动我们过去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而举国体制里面这些成功经验旁边，新型之“新”是新在哪里？其新在于，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这种攻关对接到全球市场，芯片于中国的攻关成功，必须是对接世界上整个一条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市场上能够以大批量、高性价比、高稳定性、有竞争力的源源不断的产出，占据超出一个临界点上的份额，才能表明我们芯片突破“卡脖子”问题的攻关成功了。这些事情，都非常值得我们探讨。

我们在学理的探讨方面，也发展了我们认为可以称为“中国学派”里的一个理论创新框架，我们把它表述为“新供给经济学”。我们认为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基本认识框架上，其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对称性，是远远没有达到应有水平的，新供给经济学就是要把原来的不对称，提升为理论上更好的、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对称性，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更优化地结合。而供给侧它特别要解决的，就是结构问题。需求管理在过去的主流经济学里，认为可以解释整个资源配置优化，因为结构问题会随着完全竞争的市场，就自然而然解决了，它是在这个假设上面高度抽象，而没有还原到现实生活中。我们指出，现实生活中间的真实场景，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还是代表发达国家的美国，都不是一种完全竞争，而是非完全竞争。特别是中国，我们在非完全竞争这样现实的前提条件之下，就必须丰富经济学的认识，在新供给经济学我们的认识框架里，特别强调，像前面所说到的“卡脖子”问题，它有非常突出的结构特征，这种结构问题的解决不能再简单受制于华盛顿共识的框架，要突破它的局限性。

同样做这个努力的，在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中间，还要提到的，是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新结构经济学。简单说一下这两种表述的经济学认识框架，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注意到了必须在供给侧更好地深化认识，必须在原有经济学认识的基础上更好地强调怎么样解决好结构问题。但是不同点，就是在战略思维的框架上，新结构经济学断然否定赶超战略，而我们认为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间，一定要有尽可能高水平的赶超战略这方面的认识，而且由它来引出我们所有战略策略尽可能高水平的组合。我在这本书里，也专门做了展开的论述。所以，这种战略思维的不同框架，是在中国学者的讨论中间，我们可以进一步交流不同的看法来深化认识，来提高认识水平的。

在我前面已提到的有效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的“守正出奇”这方面，中国面对着一系列的挑战性问题。同时，要把自己的发展，认同于不仅有竞争，还有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必然越来越多体现出来的“共赢”的客观条件和我们应该做出的努力：在信息时代，越来越多原来认为是零和博弈的领域，现在可以转变为寻求共存、共荣、共赢。我们中国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对应着的自己的理念，就是领导人已经非常清晰表述的，在我们中国自己现代化和平崛起过程中，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在拥抱全球化、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在新的阶段寻求强起来的时代演变过程中，基于原来的发展成就，打造内循环为主体而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我们是要使内外循环相得益彰，对接到整个世界的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进步中去。要使中国现代化冲过“历史三峡”这样一个瓶颈期的考验，在经受这个历史性考验、冲破瓶颈以后，更是一泻千里，对接到广阔的海洋，使中国梦梦想成真。这里面承担一定风险来出奇制胜，应该有我们整个战略思维方面调动所有的人类文明成果、经济学知识、发展经济学认识成果而回到中国场景中，针对现实问题作出更深刻的分析，和这方面重点认识的探讨。

我前面已经说到了发展经济学的“后发优势”。我们在追赶-赶超的过程中间，这个后发优势首先是比较多地体现在技术因素上。科技成果的应用，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信息革命带来的电脑，大家都知道电脑的中心处理器，它在前面一二十年的时候，曾经以代号命名，比较早的有286，以后有386、486，一直到586，当然现在电脑还在不断提升它的功能。中国人在知道有电脑、在追赶这个信息革命潮流的时候，一开始我们接触到的是286，但以后由于有后发优势，以后发优势对接比较优势，我们可以并不是一步一步在走人家发展的路子，我们从知道有286后，有可能一下对接到国际市场上可以取得的586，中国的大量现实场景中间，我们在信息革命潮流中用电脑，追赶互联网+的创新，就是大多数人一步就走到了奔腾处理器的586。再往下走，却又有一个新的认识，比较典型的是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现在还时时被人提起、认为确实有它的警醒和启示作用的“后发劣势”的观点——他更加强调后起的经济体在学习模仿发达经济体这些技术成果、可以取得很好进展的同时，却会碰到一个可能的局限：你如果只是比较好地模仿、学习了人家的技术性成果，但在经济社会转轨这方面的制度创新、制度革命方面，迟迟不能够突破可能的瓶颈期，那么到了某一种状态之下，后发劣势——这种以制度性问题的阻碍形成的后发劣势，就会形成极大的发展中的制约和威胁。中国在这个方面，我们确实可把杨小凯所强调的后发劣势这个观点，对应到现实，注意到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我们面对的各种制度创新的挑战性。克服各种旧体制弊病的问题，越来越有难度，相关的改革文件现在已经有极大的数量积累，但实际生活中间，又有改革步履维艰的表现。要冲破既得利益的阻碍，那么就会是领导人曾经说过的“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像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个十年浩劫的过程，知道这一句话里的黑色幽默的意味。要真正“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怎样在改革的深水区“攻坚克难”，是我们前面说到的中国实现追赶赶超战略紧密相关的制度创新这个“关键一招”上的难点之所在。以改革实现制度创新，解放生产力，必须在深水区有更高水平的实现制度创新的解决方案，既要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径依赖方面，继续鼓励地方、基层先行先试，发扬首创精神，又要更多地注意高水平的系统论指导之下的通盘配套的设计。整个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里面，我们要尽可能高水平地对于改革要领掌握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中央所表述的推进现代化的主线上，力求形成我们的高水平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杨小凯先生所点明的、可能拖累我们的制度性后发劣势，也转为制度性的后发优势——这是我在前些年政协全体大会上做发言的观点。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改革的深水区，中央对改革给出的一个新的全称表述，它就是邓小平当年所说的生产关系自我革命在改革深水区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改革是什么问题？它首先是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这个“供给侧”，首先就标在这个全称上，第一个前置词后面跟着的“结构性”是什么？制度供给的有效性，一定是来自制度结构要得到改造和优化，而以制度结构的改造优化带出整个供给体系的结构优化，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所以，供给侧、结构性两个概念，带出改革来。它体现了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阶段，在科学决策、政策优化上，要更多注意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支撑的这个取向。“供给侧”、“结构性”这两个前置词落在改革上合成的一个全称判断，在学理上是非常严谨的，是在我们认识中国怎么样形成制度性后发优势而避免后发劣势这方面，成功贯彻“赶超战略”所要把握的推进现代化的主线。

（未完待续）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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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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