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藩王宗庙的制度创设为枢纽，带你了解大明宗室的宗庙体系|天子|宗庙|王为|王宗庙|诸侯

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十六，代王朱俊杖因病薨逝。因没有嫡子，庶长子泰顺王朱充燿受命以本职暂理府事，主持丧事。他一接手府事，就面临一件棘手之事——代藩宗庙之中已经没有可供其父代懿王升祔的位置了。为此他不敢自专，于嘉靖八年（1529年）四月上疏朝廷，请求制定祧庙之制，以便本藩照章实施。

“乙亥……代府管府事泰顺王充燿奏称：‘臣考懿王当祔庙，而代自始封简王至思王，已盈五庙之数，请定祧庙之制。’”（《明世宗实录》）

位于安徽省绩溪县的龙川胡氏宗祠

看到这里估计文友们有话说了，南方的祠堂之中，就供奉着整个宗族成百上千个牌位，望过去密密麻麻一大片。对此阿越只能表示，祠堂乃是两宋以后才出现的低配版祭祀场所，“庙”才是正统的专用祭祀场所。每一个庙中主奉的神主，皆独占一庙或独居一室，那啥不是祠堂中的牌位所可以相比的。

明朝的藩王宗庙制度

提到“庙”字，首先闪现在人们脑海中概念，估计是佛教寺院。然而庙的本意为供祀祖宗的场所，比如太庙、家庙、历代帝王庙、文庙等。

这一概念早在夏朝就已形成。周王朝建立后通过周公制礼，形成了天子太庙（两周称明堂）、诸侯宗庙、卿大夫家庙三级庙制，广义上被统称为宗庙。为体现上下尊卑，按宗法制进行降杀，将各阶级所能建造的庙数分成五个等第。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礼记·王制》）

也就是说，只有贵族才能建庙，平民百姓只能在家中追思先人。逢年过节及近世先人忌日，人们在家里祭祀先祖，就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位于北京的明清两代太庙

两周以后的帝制时代，依然沿用了这一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

明代分封宗室为王，封藩建国。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老朱进行第一次大分封，册封次子朱樉及以下八子为亲王，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大明建国以来的第一批次十大藩王就此出炉。有明一朝，藩王的地位等同于古之诸侯，分封的同时，自然也会引入诸侯宗庙制度。

此时大明王朝新立不久，各方面的制度都有待完善，藩王宗庙采用何种制度，也有待礼官破局，老朱拍板。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礼部受命制定了一套左庙右社，只立一庙，内分前殿后寝，两大建筑各有五间。这显然是以“室”代“庙”，属于“同堂异室”，五室即五庙，符合诸侯五庙之制。

“丙申，命中书省定王国宗庙及社稷坛壝之制。礼部尚书陶凯等议于王国宫垣内左立宗庙，右为社稷庙，为殿五间，东西为侧阶，后为寝殿五间，前为门三间。”（《明太祖实录》）

此时诸王年岁尚幼，离之国为时尚早，建立藩王宗庙并非当务之急，故只是将宗庙当作藩国宫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简略的论述了一下形制，属于草创阶段。

直到洪武九年（1376年）正月，诸王成年，之国被提上议事日程。作为藩国礼乐制度一部分的宗庙形制，才有了正式实施的需求，故再次被摆到台面上。

此时，位于都城南京的各项皇家设施已建设完备，因此制定藩国礼乐体系时，参考了皇家规格，在此基础上进行降杀，形成藩国礼乐体系。受此影响，原本位于藩国宫城之内的左宗右社两大建筑，被移出宫城。

“壬午……定王国祭祀之制。凡王国宫城外，左立宗庙，右立社稷，社稷之西立风云雷雨、山川神坛，坛西立旗纛庙。其宗庙许立五庙，二昭、二穆与始祖之庙为五，以始封之王为始祖。”（《明太祖实录》）

代王府全貌

庙制上，以始封之君为始祖，宗庙之中供奉始祖和二昭、二穆，组成藩王五庙，这与两周时期的诸侯颇有不同。两周时期，诸侯是可以祭祀本支系生身之王的，比如《左传·文公二年》载：“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即宋国以开国之君微子之父帝乙为始祖，郑国以开国之君郑桓公之父周厉王为始祖，在本国之内专门设庙进行祭祀。

由于过于历史久远，两周时期的诸侯宗庙形制如何，以难以考证。估计这个始祖庙不在诸侯五庙的系列之中，因为《左传.襄公十二年》提到诸侯有宗庙、祖庙、祢庙三庙，始祖庙应当就是祖庙，诸侯五庙中的太祖庙供奉的神主当为始封君。

而明朝藩王宗庙的这一制度，应当是秉承了《礼记·王制》“支子不祭”的原则。即小宗不可祭祀大宗先祖。

此外还制定了藩王宗庙祭祀的礼乐，使用“舞生七十二，文舞三十六人，各执羽籥，武舞如文舞之数，各执干戚，中各以二人为引舞”，即用诸侯的六佾（音yi）典礼祭祀先王。

此次之所以会制定如此详尽的藩王宗庙制度，是因为虽然嫡脉诸王还用不着这一套东西，可有一家特殊的藩王之国后，宗庙立马就要投入使用了。它就是有明一朝唯一的旁系宗王——靖江王。靖江王出自明太祖老爹明仁祖淳皇帝朱世珍一脉，始封君是老朱大哥南昌王朱兴隆唯一在世的孙子朱守谦。

位于广西师大之内的靖江王府

按照古制，靖江王始祖有三个选择，分别是明仁祖朱世珍、南昌王朱兴隆、首封靖江王朱守谦。朱兴隆本是朱世珍的长子，让靖江王以明仁祖为始祖，老朱心里多少有些膈应，故最终折中选定了一朱兴隆为靖江王始祖，如此其余诸藩也只能“以始封之王为始祖”了。

也正因此，洪武九年正月的这次藩王宗庙制度创设，很多地方都是以靖江王为例来制定的。可以说靖江王是大明藩王宗庙制度的吃螃蟹者。

宗庙住满后怎么办

高等级宗庙之中，之所以会有太祖（始祖）、昭穆之分，是因为太祖属于肇基之祖，一族信仰所系，只要宗庙存续，他就一直可以待在里面，此所谓“万世不祧”。而昭穆属于与当代家主关系最近的亲庙，宗庙住满后必须按世系轮替，将远的请出，以上代家主的神主相代，此所谓祧庙。

顺便说一下什么是昭穆。

昭穆，是以神主在宗庙内的排位而言，始祖的左侧称“昭”，右侧为“穆”。故当宗庙处于初始状态时，始祖之下的二、四、六世为昭，三、五、七世为穆。古人有时也会据此以昭穆来衡量后世子孙的辈分。

“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左传·僖公五年》）

昭穆制度图解

明朝以始封君为始祖的做法，使得藩国需传承五代才能将宗庙填满，传承六代才能开启祧庙仪式。祧庙过程包括两个仪式，一是将位于昭位的第一代先祖的神主请出，此所谓祧；二是其余各代昭穆之主的神主按序抬升一位，腾出最后一个穆位，用以安放最新去世的先王神主，此所谓祔。

如此一来想要开启祧庙仪式，少说也要百来年。第一个正式提出祧庙问题的正是代藩，前后花了近150年。这么长时间内，代藩只经历了四代藩王，分别为代简王朱桂、代隐王朱仕壥、代惠王朱成鍊，和刚去世的代懿王朱俊杖。算上追封的第二代王代戾王朱逊煓和第五代王代思王朱聪沬，才凑齐六代，将将达到宗庙祧庙的要求。

在此期间，很多藩国的传承代数远多于代藩，比如截止嘉靖八年秦藩以传承八代，在位的为第九代秦王朱惟焯；再比如晋藩在位的为第八代晋王朱知烊（音yang，算入两代追封晋王，不算晋庶人朱济熿），周藩在位的同样为第八代周王朱睦㰂（音shen），蜀藩更是夸张在位的已是第十代蜀王朱让栩。

之所以会由传承代数更少的代藩，提出制定祧庙之制的请求，在阿越看来有两方面因素：

一是明初由于藩王手握兵权，朝廷和皇帝对他们的关注度相对较高，随着削藩成功，藩王成了被拔了牙的老虎，被圈禁在藩国小天地里，朝廷对藩王宗庙的关注度自然有所降低，这让藩王有了蒙混过关的便利条件。

秦王府城墙遗址

比如永乐六年（1408年）十二月，秦王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在祭祀父母时，将嫡母王氏的谥号“愍烈妃”按到了生母邓氏头上，并称呼两人为“皇考妣”，由此闹出了“秦藩祭祀僭越事件”。因此遭到明成祖的严厉斥责。

永乐八年（1410年）十月，首封周王朱橚公然在开封修建殿堂，安放老爹太祖高皇帝的神主，进行祭祀。此举违反了老朱亲自制定的“支子不祭”制定，同样遭到明成祖的严厉斥责。

“乙卯，上闻周王橚于国中作殿，奉祀太祖高皇帝。赐之书曰：‘礼，支子不祭。王国庙祀，则肇于始封之王。若太祖高皇帝之祀，朝廷自有宗庙。王今祀于国中，过矣。孔子曰：祭之以礼。若不得为而为之，不可为孝。王其审礼而行，毋贻物议。’”（《明太宗实录》）

可弘治年间，晋王朱知烊之前的七代晋藩先王，皆属于父子传承。因此当其祖父朱奇源、生父朱表荣父凭子贵，分别被朝廷追封为晋靖王、晋怀王，升祔晋藩宗庙之时，若不进行祧庙，意味着宗庙之中将出现七座先王神主，这明显有违诸侯五庙的规制。可以王朱充燿奏疏观之，晋藩并没有进行祧庙，应当是将七代先王的神主都供奉在了宗庙之中。

其二，秦、周、蜀三藩，经历了多次兄终弟及，这也为各藩在安置先王神主的过程中，提供了可操作空间。

亲亲、尊尊，是宗法制社会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原则及指导思想，所谓亲亲指要亲近亲属，所谓尊尊指要尊重尊贵的人。宗庙制度上，同样有这方面的体现。当出现兄终弟及这种继承方式时，按照亲亲原则，升祔宗庙之时，应当兄弟同昭穆，即兄弟占据同一个昭穆之位；可兄弟之间又存在继承关系，那么按照尊尊原则，宗庙之中应当兄弟异昭穆，及兄弟分占不同昭穆之位。

太原皇庙——晋藩宗庙

通过兄终弟及两代先君之间，到底是该按兄弟同昭穆的原则，还是该按兄弟异昭穆原则，自两周制定礼制起，直到清代属于经久不衰的永恒话题，晋、唐、宋等朝都有过这方面的争论。最终结果，也是时而东风压倒西风，时而西风压倒东风，甚至两晋时期围绕这一问题，有过多次反复，当真是够奇葩的。

大明王朝的太庙也不能免俗，“大礼议”的后半程，明世宗为了将自家老爹兴献皇帝弄进太庙，在兄弟同昭穆、兄弟异昭穆之间反复横跳，花样之繁多，简直是将群臣当猴耍。

比如周藩在位的朱睦㰂虽然是第八代周王，可在他之前周藩有过两次兄终弟及，故而乃是周定王朱橚的五世孙，若按照兄弟异昭穆，那周藩至此应当举行过两次祧庙仪式；可若是按兄弟同昭穆的规则，则此时周藩宗庙刚满员，等到他本人薨逝，才需进行祧庙。如此不就可以完美地避过祧庙难题了吗？

而代藩的六代先王全部属于父子相继，且朱充燿只是代懿王朱俊杖的庶长子，而非嫡长子，更没有取得世子名分，多少有些底气不足，是以才不敢自专，将问题上交，使得藩王宗庙祧庙问题被摆在了明面上。

这个任务被交到专门负责礼仪及宗室事务的礼部手中。礼部尚书李时奏称，藩王始封君是本支系的始祖，应当居宗庙之中，且百世不祧，其余诸王按世系降杀，亲尽则祧，故代藩伦序当祧代戾王朱逊煓。不过如此一来，又冒出来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藩王宗庙与皇家太庙不同，只有寝殿，没有专门用以存放祧出神主的祧庙。对此礼部给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即将被祧的神主收入始封君殿中存放，待每年合祭之时再取出进行祭祀。

“今代府之庙，当以始封简王居中，百世不迁。次戾王、隐王、惠王、思王为五世。今懿王入祔，则戾王当以亲尽而祧。但诸侯无祧庙，戾王神主宜祧祔入简王之室，置襩藏之。隐王、惠王、思王以次上迁，而懿王神主并祔于第五庙。每岁暮，则出祧主行合祭之礼，庶于礼制隆杀得宜。诏如议。”（《明世宗实录》）

北京太庙祧庙

此后这一祧庙制度成为藩王宗庙的定制，比如万历六年（1578年）四月，淮恭王朱载坮的独子荣昌王朱翊镜上疏朝廷，称其父的神主升祔后，淮藩宗庙共存七庙，形似天子七庙之制于理不合。礼部就此提出依当年代藩宗庙祧庙原则，依昭穆定序进行祧庙，改正为五庙之数。

由此可见，嘉靖八年，在代藩的推动下藩王宗庙制度，经过150年的发展，终于形成可供实行的成熟体系。

顺便说一句，朱翊镜没有朱充燿幸运。朱充燿在为父亲服丧完毕之后成功上岸，顺利晋封代王。而朱翊镜却被熬死在了等待晋封的过程中，最终被二叔建昌王朱载坚捡了个大便宜。好在朱载坚晋封淮王之后，也没忘了侄子，在他的奏请下朱翊镜被追封为淮王，赐谥曰昭。

阿越说

除却天子太庙，藩王宗庙之外，郡王级辅国将军及以下的将军、中尉皆有自家的宗庙。

郡王的宗庙与藩王宗庙形制相同，同样为五庙制，以始封君为始祖居中就位，万世不祧，左右则是二昭二穆，祧庙制度等皆仿自藩王宗庙，最大的不同时祭祀时所用的礼乐。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1402年）十二月，在礼部的奏请下，明成祖下旨将郡王祭祀时所用乐器及歌工，在亲王的基础上进行减配，这成为郡王宗庙的定制。

“丁丑……礼部言：‘造靖江王府祭祀乐器，视亲王宜有降杀。然舞佾诸侯六，不可减；其琴笙及歌工，请杀以两。’从之。”（《明太宗实录》）

曲阜孔庙

辅国将军及以下的将军、中尉的家庙，又与宗王不同，参照的是品官家庙，设四室，由左向右排列，居东者为本支系始封祖，其余三室为三亲庙。同时也要遵循“宗子设庙，支子从祀”的宗法原则，即辅国将军以镇国将军为始祖，支派奉国将军以本支辅国将军为始祖，其下以此类推。

在“宗子设庙，支子从祀”的原则指导下，天子太庙、宗王宗庙和将军家庙三者，组成了一个互不干扰，又环环相扣的宗室宗庙体系，成为大明分封体系的有机一环。

大明的这套宗庙体系，几乎被清朝这个后来者完全借鉴与吸收。

按照这一原则，宗室之中有一个等级成员是没有宗庙的，你能猜到是哪一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