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名文化纵横谈|朱元璋|武昌|武汉|汉口|汉阳

摘要：地名是城市历史发展的大事记，记录着城市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地名可以为历史记载补遗，通过地名甚至可以剖解部分历史之谜，证实被史官忽略的历史真实；地名也是山水园貌的真实反映，同时也真实客观地反映了某一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特色。

关键词：武汉；地名；文化

地名是城市地方文化的载体，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一个能够长远流传的地名，总会有相当的文化含量。因此，衡量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文化含量丰富的地名是其中的尺度之一。在找寻城市历史的过程中，除了重视有记载的史书、沧桑的建筑和传世的人物外，决不能忽略在某个地域内流传了几百年，甚至达千年的历史地名，因为这种地名的文化价值绝不可低估。

一般而言，地名分为政区地名、聚落地名、自然地名、文史地名、建筑地名和工业地名。如果以揭示地名中隐含的文化现象为目的，则应以地名所承载的文化来分门别类。首先，武汉在全国的城市中，有两大特点，第一为历史文化名城，第二为山水园林城。因此，武汉地名文化首先就必须揭示和印证这两大特点。其次，武汉三镇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各有特点和侧重，地名中也能够充分表现三镇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色和类型。

一、从地名中寻找历史文化渊源

1.地名就是城市历史发展的大事记

能够反映武汉历史文化的地名可定义为历史渊源地名，在武汉城市地名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仔细阅读城市地名，我们可以追溯到历史的深处。地名其实就是城市历史发展的大事记，记录着城市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精彩时刻；收藏着上下两千年的城市发展史。

武汉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只要有战事，就会留下军事地名。军事地名因而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要骨架，绵延2000多年的战事都可以在武汉找到痕迹。稍加盘点，冷兵器时代所有与军事有关的地名，比如军事城堡、兵营、练兵场、战场、兵器库、军粮仓、养马房等等应有尽有。春秋时期，楚庄王亲自擂鼓，鼓励士兵打击叛军，留下了鼓架坡、落驾山和马房山的地名。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在汉阳出现了军事城堡郤月城。三国时期，吴国在武昌和汉阳分别建立夏口城和鲁山城，成为武汉城市的开端。这段时期，在武汉地域中活跃的是一批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为武汉留下三国的系列地名。除了夏口城、鲁山城之外，与吴国有关的地名还有黄军埔、鲁湖、白马洲等，和蜀国有关的地名有洗马洞、洗马长街、卓刀泉、伏虎山、晒甲山等。仔细分析这些地名，我们会发现，与吴国有关地名都是静态的，军事城堡和军港都证实着这里是吴国的统治地盘；而与蜀国有关的地名都是动态的，即便关羽在大破吴国大将于禁之后，也无法在这块地域上久留，虽然关羽留在武汉的地名多被神化，如卓刀泉，如伏虎山，但是，这些动态的地名反映出的历史真实是蜀国始终没有统治这方地域，就是威风凛凛的关羽也只是这块地盘上的匆匆过客。而大、小军山，则是吴国和魏国激烈交战的地点。宋代，大将军岳飞奉命镇守武昌和汉阳，留下了顿甲岭、冰藏角、报国巷等地名。

纵观军事地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宋代以前，军事地名以传说为主，明清之后，则趋向于纪实。广埠屯曾经是明代驻军之地。这里的驻军除了进行军事防御之外，主要遵照朱元璋“广积粮、满屯仓”之命，进行军事屯垦‚解决军粮问题。因此，明代留下的军事地名广埠屯便与粮仓紧密相联。李自成农民军在被清军击溃的过程中，是通过武昌逃往通山的，因此，在军事地名中，反映李自成败退的地名有失马港和卸甲铺（李自成在荒湖中丢失了一匹战马，在小山包上脱下了铠甲）。而三次攻进武昌城的太平军失败后，清政府为褒扬战绩，为与太平军作战身亡的清兵立义烈祠父祭奠，留下了地名义烈巷。

大凡以营为地名，绝大多数都是明清以来的军事地名。如戈甲营，清代的兵器制造和武器库；辎重营，武器装备的供应营；凯字营，江苏吴元凯军队在武昌的驻扎地；工程营，湖北新军工程营的所在地；汉防营，清末民初，防守汉镇一方的地方部队驻扎地；营房村，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兵营。但也不排除如操场角和阅马场等地名。操场角为汉坊营士兵的操练场；阅马场为清代顺治年间的练兵场，也是马科考试的场所兼武举人的考试场所。

仔细盘点近两千年积存的军事地名系列，武汉为兵家必争之地一目了然。如果把有关的历史驻军点标示在空白地图上，就不仅是一张有参考价值的军事历史图略，而且凸现了武汉是中国历史上的“强兵巨镇”。同时，武汉城市发展的诸多历史大事也在这些军事地名中一览无余。这些历史底蕴十足的军事地名展现的就是城市的沧桑和城市的年轮。

在文化地名中，地名的延续性也是不可忽略的，有关历史文化方面的地名同样可以追溯到历史的源头。有些地名串起来记录的不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而是数百年的城市变迁史。武昌是古名，武昌城明确称为武昌是从明代开始的，但解释这个地名，离不开三国的历史。比如有关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地名，便记录了城市数百年间地貌的变化。李白来到武汉时，大江浩荡，河流湖泊众多，因此，李白在黄鹤楼上才会写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诗句。武汉因而有别名江城，李白游南湖时将南湖更名郎官湖。清代，郎官湖渐干，成为街巷，人们在巷内建太白祠以怀念李白，巷也得名太白巷（1952年改名太平巷）。

明代初年，朱元璋封第六个儿子为楚王，在武昌建立楚王府，留下了楚望台、放鹰台、梳妆台、扎珠中街等地名。今天的周家大湾，黄丽湾、车家岭一带泛称窑湾，为什么呢？因为明代武昌城扩大，筑砖城墙时，这一带是当时的烧砖窑所在地，武昌城墙砖的相当一部分是在这里烧制的。武昌紫阳湖附近的石灰堰，就是修筑城墙时储存石灰的地方。

近代以来的每件大事都留下了系列地名。如张之洞修建京汉铁路，在汉口留下了滑坡路、双洞门、双洞巷等地名；詹天佑主持修筑粤汉铁路，在武昌留下了通湘门、四美塘等地名；武昌首义留下了首义路，红楼，彭刘杨路等；抗日战争后留下了张自忠路，陈怀民路，卢沟桥路等十余条纪念性路名。在这些重大事件地名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一些人物，他们的名字也被作为了地名。比如熊廷弼路、张之洞路、歆生路、黎黄陂路、黄兴路、张自忠路、陈怀民路等等。这些历史人物地名和重大事件地名相辅相成，各显特色。通过重大事件，我们认识重要人物；通过重要人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寻找事件、发掘事件的全过程。通过地名和人名的对照，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地名所带来的历史底蕴。

地名既有记载城市历史的功能，也与时代同步。武汉解放后，有了解放大道、解放路等纪念地名。武汉进行工业建设，有了红钢城、工业大道、冶金大道、工业村、工业一路及四路等地名。上个世纪80年代后，汉口新增建设大道、发展大道等主干道，这些路名也是武汉城市发展的见证。它还有纪录国家大事的功能。如香港回归有了香港路，澳门回归有了澳门路，期望台湾早日统一而有了台北路。

如果了解了地名的一些功能，我们就可以把城市的历史，把我们的生存环境和日常接触的地名联系起来，可以从中挖掘出相当多的历史题材，来认识我们这个城市的地情、特点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2.地名是历史事件的重要

历史地名常常具有多种功能。研究地方历史忽略地名研究是有缺憾的。因为地名常常是历史事件的重要旁证。地名可以成为历史记载的补遗。通过地名甚至可以破解历史之谜，证实一些只是传说或者被当时的史官忽略的历史真实。

明代嘉靖皇帝去北京继皇位时，是否路过武汉，学术界历来争论不休。然而，盘点地名，我认为嘉靖皇帝确实路过武汉。因为地名中印迹很深。如果我们把相关的地名探驾巷（今弹夹巷）、报驾巷（今鲍家巷）、南岸接驾嘴（今南岸嘴）、接驾嘴（今集家嘴）、接驾河（原东西湖捷径河，已湮没）等地名连接起来，就是一条非常清晰的北上线路。通过地名，我们看到了从探驾、报驾到南北接驾，再到接驾河送皇帝北上，清清楚楚。嘉靖没有在武汉停留，只是武汉的过客。传说中明武宗南巡也来过武昌。在今天的洪山区曾有候驾庙、下马庙和落王庙，都是供明武宗的。但这三个庙宇在同一区域内，而且远离中心城区，我们在其他的资料中也找不到相关内容。由此可见，明武宗到汉可能真是传说。

明末清初，在中国南方曾经出现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人口大迁移，史书中称为“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查阅有关湖北和武汉的史志书籍，资料相当稀少。这些江西填到湖北的贫穷之人到底填到了什么地方？史官是忽略了他们的，但地名却记载了他们对武汉的贡献。东湖南岸的南望山原为茅王山，是一对江西瓦坝迁来的兄弟两人，在这里定居后，依湖山之利繁衍开垦，形成了后来的大张村和小张村。村民为了纪念其先祖，便用先祖的名字有来、有旺称山为来旺山。后又因山在湖的南边而更名南望山。位于武昌大堤口到前进路段的筷子街（今已不存），就是江西吉水县一批制筷工匠的迁居地。他们来到这里时，这里还是荒湖一片。他们在江边筑堤而居，重操旧业，把竹子在堤旁的小湖中浸泡，把筷子撒在堤上晾晒。堤防因而得名筷子堤，湖泊得名筷子湖。他们的迁居地形成街巷后称为筷子街。由于筷子质量好，经久耐用，远近闻名。在生意最红火时，筷子街上的筷子作坊达上百家。解放初期，筷子街还流行着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手艺传媳妇，不传女儿。汉口的辛家地也是明末清初由江西辛氏人首先定居于此的。有关江西填湖广的地名是历史事件的最好的旁证，这些地名印证了明末清初人口大迁移的历史过程。而且非常具体直观地告诉我们哪些地方就是江西人填补的。

而与鲁肃有关的白马洲，记录了赤壁之战后，鲁肃率军回营，其坐骑白马陷落于此的传说。白马洲反映的不仅只是军事传说，从历史地理的角度上看，也证实1700多年前武汉曾经是湖泊与沼泽遍布的区域，地理环境比较险恶。行军打仗除了有两军对阵的危险，还有来自恶劣自然条件的危险。通过这些地名，我们得出这样的结，地名是最公正的史官。

3.地名中也保存着趣闻逸事，民风习俗

仔细探究地名，我们可以发现，地名作为城市的记忆，常常有出乎意料的效果。一个地域内的大事小事，都在地名中保存着痕迹。如果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诸多地方大事实在是一地鸡毛，但地名却把这一地鸡毛形象化，生活化。

汉阳快活岭现名跨鹤岭。之所以得名是因为这里总聚集着一帮游手好闲的懒汉。用最通俗的武汉话评价这些懒汉：“这些人真是快活！”小山坡因而得名快活岭。后因谐音更名跨鹤岭。而跨鹤成仙，则更快活。这个地名因而成为武汉地名中因谐音而改变却又不失原意的极好例子。武昌四美塘因修建粤汉铁路得名。1914年这里为粤汉铁路工棚，居住着百多个民工。工地附近的居民常来工棚为民工洗涤缝补。其中4个女孩特别漂亮，被民工戏称为四美。工程完工后，因工程取土挖的深坑积水成湖，遂被称为四美塘。汉口丹水池地名也来自一个趣事。说的是有个外地人在此向一个从河中端水的河南老太问路。老太不懂方言，也可能耳背，便答非所问：端水吃。这话如果用武汉话来说，就不可能有这个地名，但河南话或者山东话中“丹水池”和“端水吃”音很相近，因此，便留下了丹水池这么个美名。

上述地名记录的都是生活小事，从中却反映出一些民风习俗。地名为懒汉留下了记忆，也为辛勤劳动者唱着赞歌。社会就是这样，生活百态就是如此。这些民风民情、趣闻逸事通过地名被活灵活现地保存下来，构成了城市地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城市的大事是筋骨，那么这些小事就是血肉，有了这些小事组成的地名，城市的历史才更有亲和力，更充满人情味。以上地名充分说明，地名的形成过程，就是历史事件的记录过程。

如果说，历史建筑是城市历史的硬件，是有形的记忆；地名就是它的软件，是无形的记忆。有形的记忆常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无形的记忆却因为口碑相传和地名的长期使用而成为历史的重要见证。因此，还可以如是说：地名是城市发展的全方位的纪录。

二、地名是山水园林城的最好见证

武汉依水而生，山水在武汉自然环境中占有相当份量。与山水有关的地名便形成武汉地名系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有关山的地名

武汉共有以山、峰为名的地名120个。在地名中也很容易寻找到山的痕迹。在与山有关的地名中，主要有根据山形、传说和事件命名这几种情况。但无论是哪种命名，山名中含有历史文化的成份足以和历史地名相媲美，而且有些地名本身就与军事、历史地名相重叠。

就山本身而言，依山形而定名在武汉山体中比较常见。比如龟山、蛇山、螃蟹甲、狮子山、鸡头山等皆以山形而得名。这些酷似动物的山形，让城市变得更加灵动而充满生命的活力。依传说而定名的山脉有鼓架山、落驾山（来自于楚庄王）、凤凰山（来自于孙权称帝）、伏虎山（来自关羽降服了恶虎）、磨子山、仙女山、锅底山、扁担山、美娘山（来自于民间传说）、吹笛山（来自于明代楚王吹笛的传说）。依事件而定名的有顿甲山、龙泉山、关山。其中关山是因朱元璋曾在此设关隘，布重兵把守得名。武昌名山—洪山，其实也记录着一段移民史。宋代以前，洪山原称东山。宋末，随州大洪山居民为逃避战乱迁居于此。地名跟着移民而来，东山更名大洪山，后简化为洪山。因此，东山山名的变更实际记录着一批移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变更史。其他还有因特产和宗教定名的山名，比如梅子山（遍山皆梅花树）、白玉山（因盛产白玉得名）、皂角山（因山上多皂角树而得名）、楠姆山（山上有楠姆庙）等。这些山名‚或纪录了城市悠久的历史文化，或映证了武汉风光之美。武汉山多由此得见一斑。

2.有关水的地名

武汉为百湖之市。两条大江穿城而过，郊区众多河流汇成一个巨大的水网。从方位来说，武汉的湖泊布满四面八方。东湖，南湖，东西湖、西北湖，北湖。严东湖，严西湖。湖泊的色彩也有不同，比如墨水湖、黑泥湖；武昌的紫阳湖在唐代时便是风景优美之处，湖水清澈、荷叶满湖，宋代陆游、黄庭坚都来到此地，张之洞举办洋务时，这里有布、纱、丝、麻四局。张之洞也曾在这里设过茶亭，用来接待过往官员。足以说明此处风景优美。有些地方，湖已不存，早已成为聚落，但仍保留着与湖有关的地名，如湖边坊、垸子湖，紫阳路、马沧湖路、东湖路、晒湖路等等。在湖边形成的居民区也以湖名命名，如水果湖。有湖就有岸，有河就有堤，于是有了长堤街、龙灯堤、腰路堤、堤角等有关水的地名。

因桥而成的地名也是与水有关的地名。因桥而形成的地名，比较著名的有33个。如积玉桥、三眼桥、花桥、解放桥、长虹桥、六渡桥、云架桥、桥口等；武昌云架桥，传说曾是风景绝佳之地，一条小溪流缓缓流过。每年春夏之交的早晨，小桥附近常云雾缭绕，小桥看似浮在云雾之上，故名云架桥。巡司河上的解放桥建于唐代，宋代陆游《入蜀记》中所言“隐然一大都会也”，即指此桥附近的商业繁荣地段。武泰闸附近有长虹桥，据传也是唐代所建，初建时，桥墩上面即设有油灯灯座，夜间灯亮，光照长桥，因形似长虹而得名。

在武汉，反映水的地名最多的还是聚落地名。武汉是在沼泽荒滩上发展起来的，墩(162个墩)、台(65个台)、嘴(160个嘴)、湾便成为聚落地名的主流。露出水面的高地称为墩、台，河口、湖口等港湾称为嘴，此类聚落大多以姓氏为村名。如岳家嘴、易家墩、袁家墩、何家墩、湖边坊、陈家湖等等。这种以姓氏和位置结合而成的地名既反映了武汉的原始地理状态，反映了较早迁移到武汉的移民姓氏；也反映出中国农村以家族为主集中居住的习俗。因此，透过这些墩、台、嘴、湾的历史，我们很容易便可以找到一个家族的迁移史。如果和历史风云的变化相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民族大迁移，同时也很容易画出我们这个地域由寥落荒洲走向文明的足迹。

综观上述因水生成的地名，我们完全可以下这样的结论，这些荡漾在碧波之上的地名，修饰出的就是一个行云流水的武汉。再把因山形成的地名填补进来，我们这个山水园林城便很生动具体了。强调山水地名，实在是在强调山水对于我们这个城市的意义。所以，我以为，历史文化实际上存在于我们城市的各个角落，存在于我们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地名的沉淀留下了城市的昨天、前天，甚至更久远的真实的面貌和历史的进程。

三、地名直接反映了三镇不同的特点

武汉三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是三个独立的个体。由于地域相近，三镇在很多方面比较相似。比如，武昌和汉阳都曾经是区域政治中心；在汉口分离出来之前，武昌和汉阳都曾是长江中游的商业中心，汉水改道，淅出汉口之后，汉口逐渐成为全国四大商业名镇。汉阳的历史文化最悠久，但武昌的历史文化同样很厚重。因此，三镇特点只能是指主流。三镇的特点也直接体现在三镇地名之中。

1.府衙地名系列，彰显武昌区域政治中心

武昌历来是府衙所在地，长期驻有省、府、县三级衙门。到明清两代，又增加了都督府‚成为四级衙门所在地。走进武昌，随处可见府衙地名。武昌旧巷四衙巷，就是因为有四级衙门而命名。截止2005年，仍在使用的府衙地名有7个：都府堤（清代都督府衙门）、粮道街（粮道署衙）、三道街、学道村、司门口（明清湖北布政使司衙门，也就是藩司衙门）、大、小都司巷、户部巷。

府衙地名是武昌作为区域性政治中心的最好见证。除了封建政权在武昌建立各级衙门外，农民政权也选择武昌。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陈友谅与朱元璋争夺天下败亡，其子陈理逃回江夏(武昌)，继称汉帝，仿照中央政权设立六部(吏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户部)。太平天国攻下武昌后，洪秀全也把天朝殿设于武昌，东王府、西王府、北王府和翼王府也如是。北洋军阀时期，湖北省长公署也在这里。解放以后，这里仍然是中南和湖北省的政治中心。通过这些地名，武昌作为湖北政治中心，官衙与政府机构曾在设于何地便非常清楚了。

武昌是湖北的文化区域，高校云集。这也与明清的贡院街有承接关系。所谓贡院，说通俗一点就是考举人的考场。每3年一次举人考试，就在武昌的贡院街。每次考试，有数千人参考，只中36个举人。现在这里是武昌实验中学和原来的幼儿师范学校所在地。地名作为文脉也在这里延伸。

2.汉口：商业和码头文化地名并重

汉口开始便是作为商业重镇出现的。在汉口的历史地名中，商业气息十分浓厚。透过商业地名，首先便可以感觉汉口商业的广泛，如果把这些商业地名联系起来，一部商业史的架构便现出雏形。汉口商业的繁盛，是码头带来的，因此，码头地名与商业地名密不可分。

汉口商业地名大致可分三种：第一，直接反映从事行业的地名，只需看地名，就能明白这里曾经是以什么商业为主。如打铜街、大火巷(铁铺一条街)、五彩巷(扎纸人纸马，整个街巷五彩缤纷)、戏子街(民间艺人聚集地)、板厂街(清代的板材铺聚集多，曾有锯板厂存在)、牛皮巷(民权路附近，以经营牛皮为主业)、皮业巷(因皮业公所在巷内，并集中居住一批从事牛皮业的商人)、绣花街、豆腐巷、胭脂巷(专门卖胭脂、粉之类的妇女用品)等等。

第二，含有浓厚的地域概念的商业地名。这些地名实际上反映了某一历史文化区域的迁移。由于其文化现象是一种商业经营与商业交往，所以在文化地理概念中被称为“商帮文化”。在汉正街，商帮文化对汉正街商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商帮文化从地名中便一览无余。比较典型的有药帮巷(又称药王庙，以河南药商为主)、新安街(安徽商人)、广东巷(广东商人在此建立了岭南会馆，也称广东会馆)、广货巷(广东商人在此建广货公所)、淮盐巷(安徽)、怀安里(江苏)、宝庆街(湖南)、宝庆码头(湖南)等。汉口竹枝词中非常恰当地表达了这种历史状况：石头街道土填坡，八码头临一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外乡多。

第三，以店铺或者公司的名称命名。这种商业街相对于前二者较少。这大多取决于街巷内的店铺是否有信誉、名气。包括店铺建立时间的早、晚，影响的大小。这种店铺必须已经成为某个地域的标识，大家以此作标识，才有可能取代原有地名。如清代古巷天太巷，就得名于巷内有家著名的天太酱菜铺；天馨巷得名于天馨糟坊，后因谐音改为天声巷；永昌巷则是因为巷内有永昌金号。此外，在汉口还有取发财之意的巷名。比如汉正街内元茂巷，便是取自财源茂盛之意。

这些商业地名除了记录汉口商业的繁盛景象和黄金年代之外，这些包含区域文化的地名，还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探究武汉民风习俗的形成过程。我们说，汉口五方杂处，有着包容一切文化的胸襟，是因为汉口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移民城市，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因此，汉口文化的包容性、兼容性就是别的城市无法比拟的。

与商业地名密切相关的，是码头地名。没有码头，就没有汉口。因此，汉水边的码头地名文化相当丰厚。当年，汉正街的繁盛是用“商船连樯，几于遏云碍日”来形容的。汉水岸边的诸多码头也和商业行业一样，按行业分类。比如，集家嘴码头：柴市；沈家庙码头：米市；宝庆码头：煤市；杨家河码头：杂货市场。凡是来汉口的船只都是按所载货物定点靠站，这些码头就是分门别类的专用码头。这种专用有两个含义：货物专用，地域专用。

为了拥有一个稳定的码头，各帮派各地域都曾付出高昂代价。在这些帮派中，湖南人与安徽人的争夺时间最为长久，最为惨烈。为了平息事端，当时的汉阳知府玩了一把江湖游戏：要两帮各出一人，谁能穿上烧红的铁靴走三步，码头就归谁所有。结果湖南的理发匠走了五步，为湖南人赢得了码头，即为宝庆码头。为了保护自己和行业的利益，各行业纷纷成立帮会和同业公会，为了拥有码头的使用权，来自四川、湖南、河南、陕西、江西等省及省内其他港埠的船帮，都在集家嘴购地皮，建行帮公所、同业公会。

在谈及码头地名文化时，我们要端正一个概念：码头文化决不能理解为码头工人扛大包和咬着“欢喜(计数量的筹码)”，更不是各个帮派之间的打码头，码头文化是汉口开放的标志，是武汉商业繁盛的标志。正是依靠码头，武汉对外开放，吸纳全国各地的商品，并分散流通到全国各地。依靠码头，汉口不仅成为国内的四大商业名镇，就是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租界开辟后，汉口的商品出口在全国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其中的茶叶、黄豆、芝麻、桐油源源不断输入国际市场。我常想，如果能够把从汉口码头流向世界市场的商品做一调查统计‚看它对近代国际市场所起的作用，我们一定会发现，汉口对近代国际市场的影响力非同凡响。可惜的是，现在谁也无法说清了。

3.汉阳：历史文化厚重

汉阳的历史文化可追溯到上古时期，从大禹治水到伯牙鼓琴，形成的抗洪文化和知音文化都在汉阳留有地名。尤其是知音系列地名更是如雷贯耳。我们前面谈到的很多军事地名和文化地名都涉及到汉阳。祢衡写《鹦鹉赋》留下的鹦鹉洲，关羽大破于禁留下的洗马洞、洗马长街，唐代诗人李白留下的朗官湖以及崔颢《黄鹤楼》所带来的晴川阁，还有与嘉靖皇帝有关的系列地名，从梅子山的梅园到古井翠微之翠微路，都显示着汉阳历史文化的悠久和厚重。

明末，李自成农民军从汉阳强渡长江过武昌，洪秀全的太平军从汉阳架浮桥于龟蛇两山间，攻克武昌城。辛亥革命时，革命军攻打汉阳的清军以及黄兴在归元寺内设立指挥部。这些都可以引人追思怀古、成为旅游资源。因此，打造汉阳旅游城的大方向也是符合历史状况的。由汉阳这些地名也可知，地名无疑是地方历史的文化载体，是综合反映地情面貌不可或缺的要素。

四、

地名对当代社会的昭示

不能随意废止和改动老地名。历史地名作为一种文化遗存，和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等共同构成了城市文化的血和肉。然而，近二十年间，随着城市高楼大厦的迅速崛起，一片片老城区被拆除，这个过程既消灭了很多代表城市文化的老建筑，也在迅速消灭老地名。现在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当我们需要到某一个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时，却发现这里非常的陌生。没有老建筑，没有老地名。原有的建筑和地名全部被高楼和各式各样的新式花园的名称所取代。这里生活的不知城市的过去；不知城市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和文化；也不知城市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文化精神；更不知城市千百年来形成的独特的特色。因此，由地名而传承的文化血脉在迅速枯竭‚没有了可以见证城市历史文化的内容，孩子们没法从城市曾经拥有的文化中去吸取营养；随着老人们的不断逝去，口碑也将失传。这些在高楼大厦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都不会再关心这座城市的过去。那些足以让这座城市自豪的历史文化，那些足以让这座城市具有吸引力的历史文化，将不再存在。那时，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只能是一座钢筋水泥筑成的都市丛林，这样的城市会失去自己。论高楼比不过上海和深圳，论历史文化比不上北京、西安和南京。城市对市民而言，只有吃、住的功能。这种可怕的后果是：城市的人们精神极度的空虚。

老地名是城市的金字招牌。地名具有方位的象征，地名一旦形成，便作为一种标识存在于社会中。因为城市改造，原有的大量老地名不复存在而很多的后续工作没有跟上，比如身份证不能及时更换，老地名消失后，新的地名只是某花园、某雅苑，势必造成很大的混乱现象。因此，规划部门在规划新区时必须考虑保存原有地名。不能让人在城市中失去方位感。历史沉淀久远的地名，是城市的招牌，甚至是城市历史的金字招牌，不能随意废止。

从汉口的商业地名可知，汉口作为近代亚洲的一流城市，与大量商业外来人口所起的作用分不开。大量的商帮文化地名表明，从一开始，汉口就是一个竞争相当激烈的开放城市。它在开放和竞争中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今天，武汉仍要继续加大开放和竞争，提高品牌意识、质量意识，在竞争和开放中，重现近代武汉的强盛。

历史地名也充分展现了三镇的各样特色。不同类型的地名昭示我们，就是在今天，武汉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应该充分展现三镇特色，达到优势互补，不能是武昌有什么，汉口就有什么。要把一个政治、文化的武昌，商业、物流和工业的汉口、历史文化、旅游文化并重的汉阳凸现出来，把不同的三镇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大武汉。

文章作者：董玉梅

文章来源：《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选稿：甄艺涵

编辑：罗舒平

校对：张纯瑜

审定：刘言

责任编辑：邹怡思

微信扫码加入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扫码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