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钦

人生有三部曲：少年时活在未来，常做彩色梦，憧憬着当作家、科学家；中青年时活在当下，什么事都未做成，只好先成家。柴米油盐酱醋茶，买蜂窝煤，接送儿女，庸庸碌碌；到了晚年，却活在过去，许多人事，“不思量，自难忘。”我在中山大学迄今已达六十五个春秋：1957年到中山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毕业后在王季思教授门下攻读研究生，之后留校任教至退休。六十五年来受教的老师中，不乏名师硕儒，他们个性独具，风采照人，都属一流人物。我的回忆，从个人视角出发，接触有多有少，印象有深有浅，点点滴滴，不成气候，但吉光片羽，不也弥足可珍？个人记忆，因年代久远，细节可能有出入，但事体绝对真实，并不虚饰讳言，所谓“上不愧天、下不怍地”是也。

一看我写陈寅恪教授（1890—1969），不少人会认为：陈先生在历史系，你在中文系，何来受教？是否拉大旗做虎皮？且慢，听我道来。是的，我没有机会做陈先生的学生。但是从广义来说，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成为中大人的座右铭，每一位从中受惠的中大人都是他的学生。

1957年我到中大读书，很快就听说历史系有位陈寅恪，懂十几国语言，是“教授之教授”，非常了得。我想，我学一门外语已感觉非常吃力，这位先生真是太厉害了，居然可以懂那么多国语言。（经知情者证实，陈氏精通五六门外语，另四五门略通）。

1958年，《红旗》杂志发表郭沫若文章，说我们历史学界要在十五年内赶上陈寅恪。此文一出，中大学子兴奋莫名，原来，我们学校还有这样的“宝贝”，感到这是中大的荣光。从此，陈寅恪“学神”的地位，在中大人心中确立下来。

大约1959年到1962年间，广州京剧团每年都到中大风雨操场（实即礼堂，今已拆去，旧址在今中大南校区行政大楼）演出两三场。演出前约三分钟，我们早已肃静坐定，只见陈先生在陪护搀扶下从大门口进来后，缓慢走向第一排。全场观众似乎在向老先生行注目礼，我也瞪大眼睛目送他到第一排就座。有一次，陈先生就从我身边走过。我心情激动，无可名状。陈氏甫一坐定，戏即开锣。那时，陈氏眼睛已近失明，他是来“听戏”，不是来“看戏”的。戏曲的审美效应是全方位的，可以各取所需。京剧估计令陈氏赏心悦耳，心旷神怡。那几年，广州京剧团每逢到中大演出，陈氏每场必到。

上世纪60年代初的广州京剧团，名角荟萃。团长傅祥麟乃麒派老生，名旦新谷莺是程派青衣，还有名花旦孙艳琴，以及后来名声大噪的胡芝风、杨立新、周公谨等，阵容十分可观。阅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知，1959年3月15日，在新谷莺带领下，包括孙艳琴、胡芝风共六人到陈家拜访陈寅恪，受到陈氏及夫人唐篔的热情款待。时新谷莺36岁，胡芝风21岁，正处于艺术魅力四射的年龄段。六人每人一段清唱，咫尺间，莺声软语，令陈氏快乐莫名。

其实，早在1957年，陈氏与广州京剧团即有交往，1957年4月1日，陈氏有诗《广州京剧团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其中句云：“红豆生春翠欲流，闻歌心事转悠悠。”诗成后，陈将三绝句抄送中文系教授王起、董每戡、詹安泰，这三人都是诗词高手，接陈诗后，即赋和酬唱。王起老师和诗为：“好春迤逦扣诗关，谁与先生启笑颜，一曲惊从云外落，娇莺姹燕满人间。”令陈氏“启笑颜”，估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京剧清唱做到了。

1957年春节，陈氏家门口贴上春联“万竹竟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将新谷莺名字入联。可见他对新谷莺艺术的倾慕，他是新谷莺的“粉丝”。同年，陈氏作《听新谷莺演秦香莲》诗，可惜诗句已佚。

1959年3月15日，陈氏有诗《春尽病起，宴广州京剧团，并听新谷莺演〈望江亭〉，所演与张君秋微有不同》，赋七律三首，诗题既云新谷莺演出的《望江亭》与张君秋所演“微有不同”，可见陈之前见过张君秋《望江亭》之演出，才有前后“微有不同”之对比。

1964年，陈氏有《题（小忽雷传奇）旧刊本》诗，诗句云：“歌台昆弋渐沦亡，变调皮黄看欲狂。”意为戏曲舞台上昆腔、弋阳腔已渐次式微，只有京剧令人“看欲狂”。由此可知陈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京剧迷”。

我读研究生时，住东区第一学生宿舍，食堂则在中区，每次到食堂用膳，必行经大钟楼与陈氏住处之间小路，有几次见到陈氏在白色的“陈寅恪小道”上来回踱步。这时候，我就停下脚步，注视着先生，除了看到一个普普通通戴着帽子、拄着拐杖的老人之外，陈寅恪先生在外表上，确实没有令人惊讶的三头六臂。

有一次，台湾某书局的徐先生找我要《关汉卿全集》校注稿，谈妥后一起到王起老师家谈《西厢记校注》在台北出版事宜。途经陈氏住处，我说：“陈寅恪先生住这幢房子二楼。”徐先生一听，赶忙放下背囊，拿出相机，一番抓拍之后，久久凝视楼上未忍离去。

凤鸣高阜，户牖自开。陈寅恪先生是中山大学的“学术之神”，中大人事实上都是陈先生的学生。我之所以写下这篇小文，亦缘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