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熊金武教授在2020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未来”专题学术对话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感谢熊金武老师授权“企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刊发此文。

我主要分享一些在企业史和企业家调研中的感悟，不系统，希望各位老师多多批评指正。不知今焉知古，理解今日的企业和企业家发展历程才能更理解企业的历史和过去的经济变革。当代企业史和企业家案例包括了丰富的史料，为企业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研究对象。吴承明先生提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那么企业史自然是经济学、管理学的源，而不是流。从《史记·货殖列传》起中国学者就开始关注企业史和企业家研究，《货殖列传》可以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企业史和企业家研究成果。在工业革命之后，企业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企业家成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对于企业家的研究可以从制度企业家、社会企业家、法治企业家等多角度切入。企业家群体也可以加以关注，包括银行家、留学归国的企业家、地缘血缘下的晋商和徽商等。我们还可以从量化分析的角度研究企业史，比如，利用古代商帮的数据、近代新式企业的数据、当代企业家的家庭成分等来考察企业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为何企业史研究要重视企业家研究呢？这是时代的产物。工业革命时期，总工程师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却慢慢变化。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搞一长制，由行政领导当“一把手”；后来是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再后来是军代表和革委会；改革开放以后，建立了厂长经理负责制。这就是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企业家的作用实际上是大时代的缩影。企业家精神的释放往往与其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

企业成长早期，法人治理结构、产业结构还没完成，企业家的命运和企业的命运是完全高度关联的。在对上海振华重工的调研中，管彤贤老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传奇式的企业家，他在59岁下海创业，闯了18年，从零开始造就了一家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管先生性格比较张扬。另一位著名企业家陈民俊，他把上海外高桥造船厂也从零开始做成了全球响当当的企业，却比较谦逊。两位企业家的性格截然不同，事业却都非常成功。

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成功离不开特殊的中国体制。从计划经济时期到改革开放，很多大的历史变迁从来不是个人能把握的，往往取决于国家的大历史脉络、大方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了从鞍钢宪法到厂长经理负责制这种国家层面的体制变迁，中国港湾集团才确立了党委书记与业务干部关系的规矩，作为其二级子公司的上海振华重工也才执行这个规矩。以前我曾接触过一位企业家宋志平先生，经常有媒体宣传称他带领两个央企进入世界五百强，但我们都知道这绝对不只是他个人的责任所能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抓大放小，推动中国央企上市，以中国的资本市场去支持中国的国企改革。这个大的战略与宋志平先生这样的国有企业家具有的才干相结合才有了众多进入世界五百强的央企。

有一次我旁听了陈清泰等先生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会议，他们讲到当年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是如何产生的，常委、部长等各级是如何协同推动该项改革的。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有关领导、国企改革家对决策机制的落实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希望做企业史研究的学者可以通过口述史把这些历程记载下来。所以，这也是我们企业史研究可以着手做的一个方向。

除了大型企业外，中小型企业也非常有必要关注。我对两点很有感触。一是传统和传统文化的继承。商帮不仅是古代的事情，在当代中国也特别显著，比如湖南新化的打印店、东莞樟木头镇的塑胶产业都涉及地域文化与商帮文化。地域文化也决定了企业文化，比如我们发现广东的企业商业意识强，上海的企业契约精神强，天津的企业踏实稳健，武汉的企业能创新能吃苦。此外，还有很多传统儒家文化在企业经营中得以彰显。例如我曾访谈的一位东莞企业家，他的成功之道就是只和孝顺的人做生意，因为遵从儒家文化的人往往认为孝顺的人信誉度比较高，和这样的人做生意不怕吃亏。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在企业改革中也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作用。二是传统文化的创新。任正非在中美经贸摩擦下，没有像民国时期有些企业家那样打着国货运动的名义去卖自己的产品。中国的企业家经过多次迭代，从只求冒险精神，到要求有资本、产业升级，再到要求新技术，最后到现代致力于创新，体现了时代的变革。

最后，鉴于我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因此特别关注法治的问题。企业家的成长离不开好的法治环境。中国的企业家成长起来非常不容易，时代需要大量具有企业精神的企业家。

原文刊于《中国经济史评论》

（2021年第一辑/总第13辑）

作者简介：

熊金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商学院副院长，企业家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商业史学会企业史分会秘书长，量化历史研究轮值主编。获评为北京高校优秀专业课主讲教师、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等荣誉。主要研究领域是企业史、营商环境和法治企业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