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82期

时间：2022年6月23日（晚）

中国改革：抓住真问题，攻坚克难迈向高质量发展

主持人：谢谢您的精彩发言。我们这里也收到了一些媒体的提问，一共有5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您的新书中着重探讨了财税改革的问题。西方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是通过再分配环节实现的，并以在多年发展中形成了以直接税为主的调节机制，我国的税收仍然以间接税为主，再分配功能有限。我国再分配制度机制需要做哪些调整和改革，以起到合理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现阶段我国财税体制改革面临怎样的形势？

贾康：这个问题包含两问。我先说前面着重关于税收的问题。确实中国现在仍然是间接税在整个税收里占了2/3以上的比重，跟发达经济体相比，人家是反过来的，比如头号强国美国，它就是非常清晰的直接税为主的这样一个税制。美国的联邦政府手上有两大直接税，一个叫做个人所得税，一个叫工薪税。工薪税跟美国的社保体系对应着，给社保体系提供资金来源；个人所得税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美国实际生活中要占到联邦政府每年收入的40%甚至更高比重的主力税种。它落到美国社会成员的实际负担上面，就是比较清晰地区别对待，是一个超额累进的税率设计。中国现在的个人所得税这方面，也在借鉴国际经验，已经形成了一部分税基的综合，来适用超额累进的调节机制，但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在整个税收里面的份额现在不超过7-8%，即1/10都不到，还是比较边缘化的一个税种。未来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要领，是对低端的收入要适当考虑适应着共同富裕“抬低”的要求，降低个人所得税低端税负，体现在每隔一段时间要提高起征点，还要增加一些必要的专项扣除。低端税负降低的同时，还要考虑在税率设计上，要在培育中等收入阶层方面有所体现，对应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中等收入区间的税率，不宜抬得太高。高端的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样真正调节到那种在改革中比较快实现了自己财富积累的厂主型的富豪。我们现在的个人所得税2018年已经有了四项收入的综合，适用于七级超额累进调节，这四项都是劳动收入：工薪收入、稿酬收入、劳务费收入和跟发明创造相关的特许权收入，非劳动收入却一分钱都没碰。下一轮改革里，基本的改革方向应该考虑把非劳动收入的一部分，比如金融资产滋生的利息收入，是不是可以纳入综合的覆盖面？另外一个，这个最高边际税率45%，在国际上相比属于最高税率水平，在中国应该把它往下降低，因为现在这么高的最高边际税率，调节不到我前面提到的中国特别有代表性的那些富豪。比如，我是一个大企业的掌门人，我可以给自己只开一年一块钱的工资（确实有这样的例子），那征什么个人所得税？但他实际的收入，大量的以实际收入支撑的开支，都打入他公司的费用，他和他的家人在实际生活水平上相当高，可以每年有若干次（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之下那都是很平常的事儿）到海外度假旅游享受生活，都在公司的费用开支中承担，跟个人所得税无关。我们碰到的这个问题，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共性。所以，不宜简单地以为维持最高边际税率的高水平，就可以解决这种调节问题。我们现在最高边际税率实实在在地调节到了那些专家型、创新型的专业人士——这些科学家，这些高新企业技术骨干，主要调节到他们头上了。所以，有必要把最高边际税率往下调。我个人建议，至少要下调到30%，不要让它再高了，最好能调到25%，跟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拉齐。这有好处：因为实际上中国现在迫切需要的是高新科技企业稳定他们的高端人才团队，由于有了2018年这一轮改革，逼着粤港澳大湾区首先经国务院同意推出了特殊政策，那里的外籍专家，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把最高边际税率压回到15%。后面跟着，海南建立世界上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区，它的内籍、外籍专家在认定资质以后，一律把最高边际税率压回到15%。再后来又有深圳，通过建立财政补贴资金，把专家型人才的最高边际税率实际上压到25%左右。显然现实生活中间呼唤做这样进一步的优化。下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应把这些事情作为一个“最小一揽子”，来作出一个优化的组合方案。

另外一个在中国非常有现实意义，但是很多朋友听了以后会皱眉的直接税，就是我前面已经提到的房地产税。我认为一定要在这个改革方向上加以坚持，当然要找到社会可接受的方案。扩大试点，就是要进一步丰富本土经验，使一开始的方案体现在立法设计上，有它的适用性、可行性。像前一轮上海、重庆的试点，很显然不一样，上海只动增量不动存量，你如果不出手买新的房子，没人找你；重庆涉及了最高端的存量，你不买房子，但住的是花园洋房、独立别墅，政府也会找你，独立别墅的房主要每年交税了，但是扣除180平米以后，剩余的部分照章纳税。运行几年以后，感觉社会可接受，又“拧螺丝”把180平米的扣除，降低到120平米，同样承认有一部分是可以免税的，哪怕你是富豪，也承认在中国基本住宅保障这部分，给你划出一块不交税。这都是本土很值得肯定的经验。所以，这又是一个攻坚克难的任务，在未来启动中央说的五年为期的本土试点扩围以后，形成更丰富的经验，支持着全国人大择时启动正式立法。什么时候完成这个立法以后，全国几百个城市也不会一起做，也是给地方充分授权，从那些最有压力需要以这种经济手段去解决房地产合理调控问题的地方先做起。

除了这两个税种之外，中国还有一个直接税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要“研究开征”的遗产和赠与税，它要具备更全套的一些条件。比如我个人认为，应该在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改革进程中，推到官员财产报告制度和公示制度能够确立，老百姓才会比较口服心服地认同，我们一般的社会成员也有必要依法对政府报告全部财产情况，准备身后接受遗产和赠与税的调节。

这是逐渐提高中国直接税比重，我觉得要讨论的三个直接税。

后面跟着说整个财政体制的改革，那就是更大的一个题目。按照中央的要求，现在是三大重点，第一个是中央地方财政制度安排上不同层级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合理化来进一步深化改革。第二是要针对着财政收入最主要从税制而来，而税制的改革又必须要打造地方税体系，来落实省以下分税制，这是财政体制改革第二大方面的重点任务。还有第三方面，已经推行多年的预算管理的改革，要进一步把它优化，包括预算的公开化，包括预算事前、事中、事后全套的绩效考评，对应到政府所有行为，包括预算管理里面的转移支付制度、举债制度，做好各种各样精细化、专业化的管理。大体上是这么三个方面的任务。书里有更展开的讨论，因为具体内容有相当多的可讨论之处。

主持人：谢谢您的解答。第二个问题，我国劳动力流动、技能素质都随着城市化进程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在人口老龄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畅通双循环背景下，如何通过技术进步打破劳动力流动障碍等方法实现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生产效率？

贾康：如果拿技术进步支持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那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现在的信息技术，对应于我们每个人的社会保障待遇。比如基本养老，大家都会注意这个事情，我国终于在今年实现了基本养老全社会统筹，以后一个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无论你在广东，还是在河北，还是在黑龙江，基本养老的缴费是纳入全国一个蓄水池的，这个蓄水池的互济共济功能会提高，相关的信息技术会使每一个人在这里面的权益，得到非常可靠的数据库支撑着安全性，维持着它信息的准确，等到此人最后退休的时候，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岗位上退休，前面他所有的缴费和跟他缴费对应的养老待遇，是在这个系统里非常清晰的，按一个按键，就会根据指令提供出来，按照这样非常准确的可靠的信息，来兑现他基本养老的待遇。这就支持了这个劳动者他自己没有顾虑、减少壁垒地在整个统一市场上的流动。这是一个例子。类似的其他一些相关于劳动力流动、有直接间接联系的事情，都应该得到这种信息系统的支持。比如，前面说到的养老如果说得更全一点，还有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还有第三支柱——自愿购买的商业性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里的养老储蓄），都需要有信息系统很有把握和十分准确，极端情况下，比如出现什么特别的灾害，数据的备份也能保证这些信息不会丢失。有这样充分的信息保障条件，来使我们劳动力的充分自主流动，有一个在技术信息保障条件支撑之下，结合着整个相关的更广泛内容的制度设计而形成的一个运行系统。这样所有中国的从业者心里都踏实：这一套系统能够保障我作为一个劳动者的权益，在整个生命周期里不会受到什么威胁，能够按照每个人美好生活的意愿，配上这种劳动力流动必然形成的相关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让他心里踏实，让他可以充分地考虑自己怎么流动就职，没有其他的壁垒方面的顾虑。

主持人：谢谢您的解答。第三个问题，要实现共同富裕重点和难点也在农村，推进乡村振兴在投融资方面有哪些支持和创新机制？

贾康：乡村振兴的投融资支持，可能要涉及好几个层次。我前面提到的普惠金融，这里面我们得承认，有一些并不需要特殊政策因素，靠科技创新就有可能以小贷方式，控制风险以后扩大金融支持覆盖面，但是更多的还是要有政策性背景来实现对于“三农”活动、对于乡村特定的一些创业创新的融资支持。我前面提到的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都应该总结经验而继续在这方面起作用。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乡村振兴里面，会有一些具有举足轻重影响意义和作用的建设项目。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一些带有支撑未来发展增长点意义的这些建设项目，除了政府要给予特定资金支持之外，还要在机制创新方面打PPP的主意。有很多的乡村振兴项目，是完全可以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以创新机制来做的。所以，这样整个一套体系，也是一个乡村振兴概念之下投融资的系统工程，这里面有商业性金融，也有政策性金融，也有在已经有的经验基础之上乡村振兴方面更多的一些特色设计。我们前些年注意到，有“特色小镇”这种建设概念，有人说有一哄而起的问题。这方面除了一些出偏差的例子之外，也确实有一些成功的例子。特色小镇有别于我们所说的“城市”概念，它是在乡村某些地方，开始有了一个聚集效应，形成一个局部的中心区域，那么它带动的，实际上就是乡村的一片区域跟着振兴，如果处理得好，这个特色小镇建设里的投融资机制，是可以把财政的专项资金、政策性的一些贴息和信用担保，以及调动企业积极性的PPP，合在这一开发整个盘子里的。具体的设计上并没有一个拿来可以套用的方案，但是把这几种可调动的因素合在一起，是在我们考虑乡村振兴方面的一个要领：凡是涉及到项目建设，区域开发建设，某些新区要尽快超常规发展起来形成特色小镇等等，以及以后越来越广泛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这方面，这种投融资机制创新都是大有可为的。

主持人：谢谢您的解答。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您在书中提到中国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的进程有赶超的诉求和特征，也有学者认为赶超会扭曲本国的金融结构，加大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风险，从而减缓、甚至阻碍本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是否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可行性？应如何在遵循经济客观规律的同时合理实施赶超战略？政策性金融在我国赶超战略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贾康：这个问题也是我前面在汇报内容里的一个重点，再简要地说一下。这种追赶—赶超战略，我认为需要有个客观的、尽可能科学合理的思路和相关的设计。在实际生活中间，赶超绝对不是蛮干，绝对不是可以否定客观规律，对这个实际的掌握，按我前面的汇报，就是在比较优势战略可以覆盖的领域里，我们首先应该充分尊重一般的市场机制，让比较优势战略充分发挥作用，而在比较优势战略碰到天花板、它解决不了的这些领域里，比如说最代表性的芯片、航空发动机，它怎么样在中国能形成有效供给？比较优势战略解决不了的，那就必须是赶超战略来起作用。赶超战略起作用，又得具体涉及到什么叫新型举国体制，这样的一种把比较优势战略充分发挥作用、但又不局限于比较优势战略的思维而往上走的赶超战略，就是要对应于国际竞争里面的那种有超越市场机制的特定的丛林法则来发挥作用。比如美国它现在以霸凌主义打压中国，这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说明的问题，是比较优势这个原理失灵的领域，那么必须以赶超战略替代它。赶超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关键是要落到尽可能高水平的方案上，比如我前面强调的“新型举国体制”是怎么个“新型”法？它跟传统举国体制有相同的地方，还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对这个怎么优化把握？讲这种赶超战略所对应的市场失灵、丛林法则之外，我们自己作为一个赶超的后进的经济体，要特别注意警惕比较优势战略可覆盖领域里，后发优势旁边渐进改革却可能同时伴生的后发劣势——这主要指的制度改革不过关，碰到瓶颈以后过不去，我们就得有意识地在赶超战略里，把制度的攻坚克难作为一个关键要素，带动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必须是龙头。这都是我觉得在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结合上，要考虑到的不同侧面。排序上，一般的资源配置先有比较优势战略的作用充分发挥，它碰到天花板的方面，我们要提升到赶超战略来解决问题。赶超战略本身又要经受考验，避免出现赶超战略处理不好而脱离实际、扭曲地带出事与愿违结果的那种不良效应。我们过去历史上有过这种违背客观规律的赶超，吃过沉重的教训，但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否定赶超战略这个概念——关键在于这个赶超战略必须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守正出奇，能够有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来贯彻它。

主持人：谢谢您。最后一个问题，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建立养老保障体系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您在书中提及当前我国养老体系中第一支柱碎片化，急需实现全国统筹。第二支柱比重尚微弱，作用边缘化，多数社会成员缺乏条件参与第三支柱。针对第二三支柱，您认为应如何解决现有问题？

贾康：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现在终于走到了全国统筹，第二支柱现在只有试点，在中国的试点也可以理解它确有一些顾虑。第二支柱上，企业、单位会和个人一起出钱形成年金，这些企业、单位，它们要有自己的实力才能够加入这种计划，而靠这个实力，在财务表现上这个企业或者这个单位很有钱，那么就得问这个钱从哪儿来？自己的经营水平高，管理水平高，可能造成有钱的局面；也有一些不当垄断因素，也可能造成它有钱的局面。我们现在得承认，在中国并没有很合乎意愿地消除了这些企业和单位的一些不是主要依靠自己主观努力而靠客观的、特定的一些垄断因素而形成的高收入。所以，现在的试点是规定为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在每个人头会有个天花板，比如我听说在上海的试点，每个月一千块钱封顶了。这有试水的作用，以后随着配套改革，构建统一大市场，消除垄断因素，是不是这个天花板可以抬高一点？以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单位加入进来，大家会感觉有社会环境里的一个基本的公平，而有了这种公平的感受和环境条件，它的力度才可以进一步提高。

第三支柱现在还仅仅是初创阶段。听说在实际生活中间，也配上了个人所得税递延这样的政策优惠引导，但是毕竟有个人意愿，只是一个主观上的趋向，关键就是这些个人还得有实力，它的个人收入在满足了当期的支出需要以后，有余钱，多拿出一部分给自己买一个带有商业保险性质的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储蓄）。这个事情要随着我们社会成员收入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有中产阶层形成，才可能把这个第三支柱的作用逐渐抬高起来。

主持人：好的。再次感谢您的精彩演讲及耐心解答，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再见。谢谢！

（全文完）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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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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