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法国作家莫泊桑诞辰172周年纪念日，为此我们跟大家分享一篇法国福楼拜与莫泊桑友协会会员唐珍教授的文章，带大家领略多面的莫泊桑。

莫泊桑是19世纪的法国作家，被中国读者熟知并广为阅读，人们惯于把他归入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流派。不过，我们在进一步挖掘他的小说创作中，发现了超越这个界定的要素。

莫泊桑14岁时用一年时间阅读了18世纪的色情和哲学作家萨德的《闺房哲学》，这本书使他在私生活和作品中演绎了色情放纵的场景。在当时婚姻意味着有益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结合，而莫泊桑则留下臭名，被指责为“无意识的不道德的、伤风败俗的作家”，但这些批评没有抹黑他作品中的亮点。我们在他的《羊脂球》（1880）、《项链》（1884）等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之外，还发现了其他流派的特征。比如，被斯塔尔夫人在《论文学》（1800年）中肯定的浪漫主义因素。《圣米歇尔山的传说》(1882年)、《狼》（1882年）都是符合浪漫主义特征，从传统民族精神的本土历史和民间传说中取材。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也有体现，莫泊桑把受人尊敬的神父故事安排在《橄榄园》（1890年）里，表现了《旧约》里的橄榄树所象征的智慧、和平、富足与荣耀；在《奥尔拉》（1887年）里，“巴西三桅帆船”白色、光洁、亮堂的桅杆，这个伟岸之树的变异，象征了令主人公愉悦的崇高；发生了强奸凶杀案[《小萝克》（1885年）]的树林，象征了恐惧的根源；甚至用木材打制的家具都会成群结队，走出家门，来象征具象的惊恐[《谁知道呢？》（1880年）]。这种初见端倪的现代派特征，一直挖掘到作家的内心，梦魇意识在《奥尔拉》里通过恐慌、噩梦体现出来。这些现代派色彩，虽然不具备普鲁斯特新颖的写作手法和理念，却抓住了同代人的灵魂特征。

莫泊桑的故事常有意料之外、令人震撼的情节发生。追其缘由，与他的广泛汲取有关。他不仅擅长吸收国内作家的精华，以福楼拜、左拉为良师，而且欣赏并效仿国外作家的经验，爱伦·坡（美国）、霍夫曼（德国）和屠格涅夫（俄国）的小说技巧都被他吸纳，投入创作。他触碰的是神奇高超的技巧，搅乱的是现实中无法解释的、甚至不可能存在的现象所蕴藏的骇人听闻的强大力量。《小萝克》因而成为他的首创侦探小说，为大众喜闻乐见。而他在创作中善于运用谐音，并借鉴马克吐温（美国）的口语化表达，也深得读者喜爱。

莫泊桑小说中有诸多令人悲观的结局，使颓废派的思想一览无余：苦闷彷徨，对社会不满而又无力反抗。他陷入的是19世纪末的危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夫妻感情的真实性，宗教信仰和对拯救世道科学的信任。他的思想陷入谷底，无力走出没有尽头的阴霾。他以为“自己立足确信，朝这个方向前行，结果会有符合逻辑的起因；若朔源无果，只因我们的思想，洞察力，机体和手段过于亏弱。” 他明确的悲观主义风格使他被公认为当时最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家。

莫泊桑1879年被称作“左拉弟子”，出现在《费加罗报》上，这是他声名鹊起的标志。经十年打磨而成的《羊脂球》被收入六人作品汇集《梅塘夜话》（1880年），而当时他入群，却是因为持有“天才诗人”（19岁始作诗）和福楼拜之“子”的身份。在左拉的梅塘村，29岁的莫泊桑力大过人，每天都能划上86公里的小快艇。他风华正茂，信心坚定，敏感于性和不安，伤感又悲观。他的写作不拘泥于系统的思想，甚至不关注科学和哲学；他是一位无可指责的本土作家，有着法国人典型的不紧不慢的风格；他的笔迹不加涂改，对自己的创作效果充满自信。这个自信来自他日常笔耕不止的勤奋。

莫泊桑曾作为专栏撰稿人有250余篇文章发表于当时的《高卢人报》、《费加罗报》和《巴黎回声报》等报纸，这使他深谙世事，在旅行和战争（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积累经验，将经验与文学创作紧密相连，不断提高写作艺术。他了解报界的缺陷，但又不得不和它保持紧密联系来获得经济来源。他一面为报界提供高雅文字，构建自己的文学创作，一面撰写现代性的作品，诠释他对现实社会的厌恶和迷惑。专栏作家和小说家在矛盾中书写互补，形成了他瞩目的成就。

从稳定自信到沮丧脆弱，莫泊桑从清醒的壮汉衰落成疯癫的病夫，从感染梅毒到神经系统紊乱，他的文学创作进入了虚幻境界。多年来，人们都在争议他的虚幻创作是否直接与病因相关，有研究者认为，确定把《奥尔拉》解释为他变态的、发自内心的倾述是错误的，莫泊桑在虚幻中体现的病理与他的疯癫并无直接关联，他的虚幻境界来自严酷命运的极限，现代派对荒谬世界的看法，他有意识地将其贯穿在了自己的创作中。他在生命中体验到与自己共存的恐慌，他的心灵残缺、心理创伤不止是疯癫，还有远离自我的孤单。这些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清晰的表达。

莫泊桑患病后视力减退，为他的弱视而特意安排的工作间的光线——煤气燃烧的微弱光亮——由屋顶照射下来，他自己也如耗尽的油灯，于42岁英年早逝。我们读到了令人欣慰的悼词：“灵魂脱离了他茁壮的身躯，他再也不必惧怕烦恼，与可怕的病魔奋斗了。”

(本文资料来源于友协会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