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童孟侯著《上海犯罪现场调查——东方神探阎法医传奇》

1996年2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七，上海铁路公安局南京铁路公安处芜湖站派出所接到芜湖站行李寄存处的报告，称2月2日有人寄存进来一个很大的旅行包，至今没有人来领取，而且时间久了，有液体和臭味从旅行包里渗出。于是行李寄存处的工作人员们的脑海中警铃大作，包里装的该不会是死人吧？于是他们立即向芜湖站派出所报警——

由于当时还处在春运的高峰期，芜湖站内人来人往，人流量极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恐慌，芜湖站派出所的民警们将这个上了锁的大旅行包从行李寄存处转移到了站长办公室。然后他们将包一打开，在场的所有人都倒抽一口凉气，包里面是两条鲜血淋漓的、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腿（穿着袜子）。经芜湖市公安局的法医鉴定，这两条腿是一个年轻女人的腿。

三天后，马鞍山站派出所接到车站行李寄存处的报告：2月9日有一个编织袋包裹寄存进来，放了半个多月也没见人拿走，而且也已经有难闻的味道了。马鞍山站派出所立即将包裹拿回派出所，一打开里面赫然是一具连着双臂的女人躯干（穿着内衣文胸和汗衫）。根据马鞍山市公安局法医的尸检，这具躯干也属于一个年轻女子。

那么，在芜湖站和在马鞍山站发现的这两段躯体是不是属于同一个人呢？上海铁路公安局南京铁路公安处吴志明处长立即指示成立专案组，并将马鞍山发现的那段女子躯体也送到芜湖，连同在芜湖站发现的双腿一起存放在保存条件较好的皖南医学院，经铁路公安和地方公安的法医共同勘查，确认躯干和双腿属于同一个年轻女子。

为了确定女子的年龄和身份，吴志明处长请来了江苏省公安厅的六名刑侦和法医专家前来对女尸进行“会诊”，但没想到的是几位专家对女尸的年龄和身份产生了较大分歧，在随后的分析会上分成几派各执一词，直到分析会开完也没有就死者的年龄和身份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

与此同时，专案组在芜湖市公安局和马鞍山市公安局的协助下初步在芜湖和马鞍山之间的区域对失踪的年轻女性进行了一轮排摸，总共排出1600多个符合条件的失踪人员，然而，因为女尸已经高度腐败，且没有头颅，所以就没法对死者的特征进行准确的刻画，更何况死者的年龄和身份都是一头雾水，排查根本无从查起，就算要查，也没有如此大量的警力可供驱使。因此，半年过去了，案情一筹莫展，死者的年龄，不知道；身份，不知道；籍贯，不知道；做什么的，还是不知道。

新官上任还不到一年的南京铁路公安处处长兼党委书记的吴志明被专程从上海赶来的上海铁路公安局局长训斥了一顿，局长随后严令他：今年年底必须破案——

焦头烂额的吴志明正一筹莫展之际，一名侦查员提醒他：“处长，上海警界有句话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叫做‘有刑案、找阎法’。我建议去请上海刑侦总队法医室的阎建军法医，他是远近闻名的信得过法医，神探啊（此时的阎建军已经是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刑科所法医室主任）！”

吴志明处长如醍醐灌顶：“阎法医，我也听说过他。好的好的，你赶快到上海去请阎法医。”

9月24日，阎建军连同痕迹专家陈连康一起来到皖南医学院，由阎建军亲自主刀对那具已经没有头颅的女尸进行尸检。

尸检完成后，阎建军脱掉手套，从桌上拿起一张“上海铁路公安局南京铁路公安处便签”，用笔写下了一些断断续续的字句：“乡下妹，保姆、帮工、姘居。女尸的衣着档次，修饰的特点，包，编织袋，锁，塑料袋。性生活，怀孕三个月，人工流产，一月左右。关键是年龄，小于25岁。刮宫大于引产。在南京需要找这个女尸生活地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在随后的案情分析会上，阎建军拿着这张便签，对着在坐的上海铁路公安局局长、南京铁路公安处吴志明处长以及各位刑侦、技术方面的专家和领导，在吸了三大口烟，将一根烟吸掉大半后在烟灰缸里压灭，随后用沙哑的嗓子开始分析：

“今天我讲四点，首先第一点，死者年龄在25岁左右，最大可能是小于25岁，也不是没有可能大于25岁，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她的内裤有缝补的痕迹，说明她的生活档次不是很高。第二点，死者的指甲缝里有煤屑，手上有很厚的老茧，手臂上沾着腐烂的菜皮，应该是一个来打工的外来妹，有较大可能是个保姆。第三点，死者有怀孕史，从她的子宫和乳腺管的变化看，她进行过刮宫，小孩在她肚子里待了三个月左右。第四点，应该把排查范围放在南京，换句话说，之前在马鞍山和芜湖的排查都白做了。我讲完了，我对我说的话负责，如果错了，我承担一切责任。”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之前呼哧呼哧地在马鞍山和芜湖跑断腿排查的几个队长们面带不忿，啥，你阎法医一句话，就把我们半年的辛苦给否了？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一页翻不过去。

而阎建军则再将他最后的那句话重复了一遍将那几个队长打发了：“我说过的我负责，说错了你们尽管找我。”

几个队长还要再说，吴志明处长严令他们不许再讲，而上海铁路公安局局长早就是“有刑案、找阎法”的忠实拥趸，阎法医说的自然没错。在局长和处长的力排众议下，南京铁路公安处调整侦查方向，将排查范围定在南京以及周边县市，排查的条件为年龄在23~25岁之间、出身农村、去城里干保姆、在春节前后突然不知去向的年轻女性。雇佣她的人家应该还没有用上管道煤气，还在用煤炉生火做饭，所以排查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到南京市的旧城区中还没有用上煤气的居民区。

在江苏省公安厅和南京市公安局的大力协助下，南京铁路公安处的侦查员们兵分两路，一路在市区的不通煤气、仍在生煤炉做饭的老式居民区范围内排查曾经雇佣过小保姆，在春节前突然不雇了的人家。另一路在南京周边县市和农村排查春节前失踪的23~25岁左右的年轻女性。

排查过程其实并不顺利，因为这种老式民居里鱼龙混杂、人口流动又大侦查员们一连排查了近三个月都没有任何结果。正当大家都快丧失信心的时候，另一路侦查员传来了好消息：他们在南京地区北部的六合县（今南京市六合区）的竹镇排查到了一户人家，他们家有个时年24岁的女儿，1995年初去城里给一家从六合出去的人家当保姆，说好回家过年的却没有回来，其体态和身高和女尸测量估算的身高和体态比较符合，更重要的是：三个多月前，女儿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家里自己怀了孕，孩子是男主人的；在两个多月前，女儿又告诉家里，她把孩子拿掉了，男主人答应她要娶她为妻。

至此，案情总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根据小保姆的家人提供的电话号码，侦查员们通过电信局查到了那户人家的地址，随即将这家的男主人，也就是小保姆对自家家人说的“孩子他爹”拘留审查，很快这个35岁的男子就全招了。

原来，他的妻子怀孕，胎相不好，所以他在1995年初从六合县老家找了一个小保姆，也就是死者。然而他却因为妻子怀孕不能行房事而寂寞难耐，一来二去竟和小保姆在9月勾搭成奸，1995年11月，小保姆告诉他“当月月事没来”，带她去医院一检查发现小保姆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此时妻子还有两个多月就要临盆，他不想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所以好劝歹劝哄骗小保姆在当年12月中旬去刮了宫，将体内的这个“种”拿掉了。

原本以为这事就此过去，然而小保姆却提出了要他休妻娶她的要求，这是他绝对不可能同意的，于是小保姆就威胁说如果不答应，就闹到众人皆知。因为两人是同乡，如果事情闹大，他在老家的名声也就臭了，他的爹妈在老家也就完全没法做人了。于是，他决定杀人毁尸。

1996年1月31日晚上，他趁着保姆熟睡的机会用一把生煤炉用的火钳对着她的头部一通猛砸，然后又扑上去狠掐脖子，将小保姆杀害后将尸体拖到厨房用切肉的菜刀分尸——第二天对妻子谎称说小保姆家里有事回老家了。分尸后的肢体分别装入一只旅行包和一只编织袋后放在天井里。

1996年2月2日，拿着装着小保姆两条腿的旅行包乘火车到了芜湖，将旅行包寄存在芜湖站的行李寄存处后返回南京；2月9日又拿着装着小保姆躯干的编织袋乘火车到了马鞍山，将其寄存在马鞍山的行李寄存处后返回南京；至于头颅，则被他包好埋在一只大花盆里。

根据他的交代，铁路警方在他家的大花盆里起出了被包好的小保姆的头颅，经她家人辨认，确实是自己失踪大半年的女儿。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小保姆头颅上的头绳经核实是南京本地生产的。

剧情很老套：小三儿想上位，结果遭到了失败，将自己的命赔了进去，结果自然也没说的，一颗铜头花生米结束了这个花心男主人的性命。

案子总算在年底前破了，吴志明处长对阎建军感激之余也好奇地问：阎法医，你怎么就认定死者就是南京人而既不是芜湖也不是马鞍山呢？还有你怎么就能判断出死者的年龄一定在25岁以下呢？

阎建军告诉吴处长，判断死者来自南京的依据有两个：死者的大红色内裤的夹裆上缝补的手法像是南京周边地区农村的主妇的手法；另外看她子宫的刮宫手法，也感觉是南京地区医院妇产科医生的手法，但这两样他自己都不能确定，所以没有在案情分析会上讲，如果一定要说依据，他只能说是干法医十多年积累的经验和职业敏感。

至于年龄的估算：阎建军则变得胸有成竹，甚至有点得意。因为这是他自创的阎氏软肋骨测龄法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就是根据死者肋软骨的硬度、形态、层次和钙化度为依据能比较准确地测算出死者的年龄，这种方法一举将法医对死者年龄的估算从上下相差5岁缩短至上下相差1岁，在法医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不管怎么说，这起案子后，吴志明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有刑案、找阎法”的拥趸队伍中。2000年4月，吴志明升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在他的任期中，始终对阎建军法医的判断予以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这或许就是因为两人之间因为1996年的这起案子中建立起的某种默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