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分享经济研究院院长 李才武
中华大江大河流域潜藏着老祖宗以阴阳五行基础哲理思想为基础的“心、物生态平衡辩证法”和精英文化智慧 。我国历史上，西汉开“夜郎道”鼎立汉武盛世。张骞在大夏发现蜀布、邛竹杖，引发了西汉开发西南夷，打通汉武盛世关键节点“夜郎道”从而开辟最早的西南丝绸之路的高潮。
作为“五尺道”的北端起点，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是一座桥头堡，味县(今云南省曲靖市)是“五尺道”南端终点。为了凿开岩石，人们想出了将石头围着烧红以水激裂的办法，才使得这条沟通四川、云南乃至国外的道路一尺一尺地向前延伸。
《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记载：“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险，难行。步道度三津(渡口)，亦艰阻。”
《史记•索隐述赞》云：“汉因大夏，乃命唐蒙。劳浸、靡莫，异俗殊风。夜郎最大，邛、筰称雄。及置郡县，万代推功。”元光元年(公元前130年)，“五尺道”的开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工。这条道在秦朝时由常頞所完成的基础，只是毛坯路，根本过不去大军;因而唐蒙开凿“五尺道”，几乎是推倒重来。血与火，见证我国最早的西南丝绸之路的艰辛。
这里的道路艰险异常， 狭窄的 “左担道”，根本无法换肩。把担子放在左肩行路的人，坠落山崖的悲声永远留在世间。云南省盐津县豆沙关的秦汉驿道之险峻，令人惊心。
为了修路，西汉设在夜郎、白马古国一带的犍为郡治也从鄨县（遵义）迁到了南广(今四川高、珙、筠连县，云南盐津县一带)，之所以这样做，主要也是为了就近指挥，加快进度。
为了修路，西汉王朝下了很大的决心!据《史记》卷30《平准书》记载：“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大概)十余钟致一石”，运粮十分艰苦，路上的损耗也极其吓人，当时的一钟米合六斛四斗，需要十余钟米才能运去工地一石!对于浩大的经费，后来竟然到了“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支持)之”的地步。为了解决粮食的问题，一方面，出钱购买以解燃眉之急，“散币于邛(属蜀郡)、僰(属犍为郡)以集之。”为解决长久之计，唐蒙还大量募民耕种南夷的田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汉书》卷24《食货志》)即上交粮食给国家，去都城领钱。
为了赶工期，唐蒙迫不得已实行“军兴法”，实行战时一般的管理强度，许多人都吃不了这个苦，不少死亡或者逃亡。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汉武帝派司马相如探视，写出了一篇著名的《喻巴蜀檄》。西汉王朝此时面临北面强敌匈奴的巨大压力，在朔方筑城，南北都同时大兴土木，财政根本支持不了，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在公孙弘等重臣坚决反对下，西汉王朝被迫放弃了西夷(今雅安以西一带)，同时在犍为郡放弃了大量的属地。
西汉王朝第一次西南夷开发陷入低潮，直到张骞在大夏发现蜀布、邛竹杖，才引发了第二次开发的高潮。包括对“五尺道”的新拓和指向牂柯江的“夜郎道”的初开，设立犍为郡后，唐蒙又“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修通了从今四川宜宾入贵州赫章可乐、可到云南宣威、贵州安顺一线的两条线路组成的“夜郎道”，因唐蒙主持修筑，历史上又称“唐蒙道”。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至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前后达18年之久，西汉王朝才修通“夜郎道”，“夜郎道”的修筑，方便了夜郎地区各族与巴、蜀和中原地区的联系，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影响随着王朝的政治统治的加强而与内地日渐加深。
贵州的大江大河深藏着历史烟云深处的记忆，追寻“汉源黔根”，贵州文化最大的来由，就在于历史上以“夜郎道”对最早的西南丝绸之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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