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成型时期，两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之高的。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各个角度来看，它都为后世中国社会的形成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奠基作用。也正是由于两汉时期各种多样的创造，才使现如今的中国在文化层面呈现出无比丰富的局面。而在这其中，对于都城的建设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在两汉时期，都城的建设已经远远超越其原本的意义，在政治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受到了当朝统治者的深深重视。
一、西汉时期的都城体现出象天的含义1、西汉王朝有着独特的治国政策在经历过秦末战乱以及楚汉相争的四年后，西汉王朝终于在一片残垣断壁当中得以建立。但是，当时的西汉王朝所面对的局势却不容乐观。一方面，此时的中国在经历数年的战争后，整个社会早已是民生凋敝，经济停滞，西汉王朝的国力呈现出一种颇为虚弱的状态。另一方面，北方的匈奴正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逐渐走向强盛，不仅将原先草原上的大敌悉数打败，如东胡、大月氏都被迫迁徙，对于南方的汉朝更是怀有非常强烈的觊觎之心，时常便发动对于西汉边境的侵袭。因此，对于新生的汉朝来说，这种局面无疑是令其感到耻辱和胆战心惊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汉王朝选择了以黄老之学当中的无为而治作为自己的治国政策，并最终在经历数十年的积累后创造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当汉武帝继位后，既是为了扫清以前的耻辱，也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宏图大业，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对包括匈奴在内的数个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开战，并最终对中国现如今的版图形成都起到了奠基作用。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汉武帝逐渐创造了一套外儒内法的治国理念，即将儒家作为表面修饰，法家作为具体的行政指导理念来统治整个国家，从而牢牢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一政策此后延续至汉宣帝时期，“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对西汉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早在西汉还未建立之时，受到《管子》一书的影响，刘邦就已经展露出将霸王两道共同施行的趋势。直到西汉建立，刘邦对于这一点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王者莫高于周文，伯〔霸〕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因此，在治国政策的取舍上，西汉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将原先秦朝时期的一系列苛政进行了一定剔除，但却仍然将武力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同时施以部分仁政以起到收买人心、稳定社会的效果。直到汉武帝时期，这一思想被进一步完善和发扬，最终形成了西汉王朝前中期以“霸王道杂之”为主要理念的治国政策。
2、西汉都城的建设带有浓浓的象天意味在这种治国理念之下，西汉王朝的统治阶级格外重视突出自身的威严性，即让普通民众对其感到深深的畏惧之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西汉王朝选择了将天作为加强自身威严的重要媒介。从整体的形象来看，西汉都城长安的南垣犹如南斗七星，北垣则像是北斗七星，长安城也因此赢得了一个都城的美誉。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西汉长安城除东墙近似直线外，其余三面城墙都有着较大程度的曲折。同时，从长安本身的地理形制以及长安城中一大批宫殿的建设来看，也都与南斗星群和北斗星群的形状有些许暗合之处。这更增添了长安城的神秘性。
另外，纵观中国古代，几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注重将天与自己联系起来，如商朝将自己的都城命名为“天邑商”，周朝将洛邑的营建视为“定天保，依天室”，秦朝时期的咸阳宫更是宏大无比。到了汉朝时期，汉高祖刘邦当然也不会例外。当时的大臣不仅极尽吹嘘，将刘邦视作上天派下来的代言人，西汉王朝本身也建立了一整套较为严密和完善的星象学说，将上天的一众星宿与地上属于汉朝统辖的疆域对应起来。在这其中，紫微垣是星宿的中心，为天帝所在；与其对应的长安城则是人间的中心，为皇帝所在。在这套学说下，长安城地理位置的神圣性得到了更为明显的突出。
二、东汉王朝的都城体现出“崇礼”的含义1、东汉对于礼制崇拜的形成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前文已经说道，在汉武帝统治时期，汉朝统治者基本形成了一套外儒内法的治国理念，儒家的地位也因此开始得到提升。虽然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更多只是起一个修饰和门面的作用，并不很受汉武帝的重视，但这一情况在之后得到改变。一方面，儒家为了迎合帝王的需求，本身做出了堪称巨大的改变，从原先的关注现实转到了大谈神学，谶纬之学就此兴起。另一方面，统治者对于不同学说的兴趣爱好有所不同，汉宣帝之后继位的汉元帝就对儒家表现出特别的偏爱，这对于儒家学说地位的提高来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因此，直到西汉灭亡之时，儒家学说及其门生已经成为西汉朝堂上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直到东汉时期，儒家的地位才得到进一步提高。纵观东汉光武帝从开始造反到最后登基的过程，其中都与谶纬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刘秀看来，正是谶纬之学造就了自己的成功，他也因此对谶纬之学十分推崇。之后虽然东汉统治者有所更迭，尊崇谶纬之学的治国理念却基本从未得到改变，尤其汉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更是东汉统治者对于儒家学说重视的有力证明。
而在儒家学说当中，礼制则是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包括建筑在内的方方面面都要符合礼制。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东汉在都城洛阳的建设上自然体现出尊崇礼制的特点，这同时也是其维护自身政权稳定的重要手段。另外，其实早在西汉时期，当时的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崇礼的重要性。汉成帝继位后，西汉开始出现南郊制度，此后直到三十多年后这一制度终于稳定下来。也正是在这一过程当中，包括明堂、辟雍、灵台等在内的一系列礼制建筑得以形成，标志着西汉王朝对于礼制的进一步重视。王莽篡夺政权、建立新朝后，对于礼制更加重视，在长安城南部营建了九庙。
然而，由于西汉长安城在初期建设之时的目的与礼制不符，再加上长安城本身所存在的地理位置缺陷，导致这种对于礼制的崇拜和建立始终显得有些不够正式和完善，但它对之后东汉都城营建的影响却依旧是不可忽视的。2、“崇礼”成为洛阳城的主要特点早在西周时期，洛阳这座城市的营建便已经沾染上了浓厚的礼制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东汉王朝的统治者自然对于整座城市的礼制特点极尽突出。一来，在洛阳城的修建过程中，东汉王朝统治者严格按照《考工记》当中对于周朝礼制的记载，通过将宫殿中的轴线延伸出宫城的方式，把宫殿作为整个城市营建的核心。
而在之后对不同方位城门的修建过程中，这一点也并未得到破坏。二来，与之前的西汉一样，东汉王朝修建了大量礼制意味浓厚的建筑，如庙社、南北郊，使轴线显得层次更加丰富，在空间上也更为饱满。同时，相比于西汉来说，东汉王朝礼制建筑的建设要显得与整座城市的布局更为和谐。最后，在整个东汉王朝政治活动的运转和进行当中，也基本是以宫殿的轴线为主。通过这种手段，轴线以及轴线背后的宫殿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标志了皇权在整个社会当中的至高无上性。
同时，由于无数重要活动都是沿着轴线来进行，这使皇权和礼制得到了有效的结合，人们遵循礼制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对于皇权的尊敬。而从整体的布局来看，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使东汉时期的洛阳城与西周时期的洛阳城呈现出较高的契合度，这就为东汉统治者以儒家作为统治思想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起到了颇为关键的辅助作用，其崇礼的特点可谓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三、总结总的来说，两汉时期的都城之所以会展现出这样的区别，很大程度上还是与当时两个王朝所具有的政治环境有关。
在西汉时期，汉朝的统治者整体所采取的是一种“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对于突出皇家的威严性有着更高的要求，他们也因此选择将都城与上天联系起来，从而起到增加自身神圣性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儒家逐渐在整个社会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尊崇礼制成为那个时期人们的普遍共识。无论是在个人的言行还是建筑物的修建上，都流露出深深的儒家特点，并最终表现出了浓厚的“崇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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