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洛西窜访台湾，实乃倒行逆施之举，却获得了“台独”分子的欢迎。这些“台独”政客们安稳地端坐老板椅，却鼓动台湾的年轻人出去卖命。为了一己私利，全然不顾国家利益，甘心做卖国贼。

但在佩洛西窜访台湾期间，她在台湾得到的也并非全都是谄媚的“欢迎”声，也有充满正义的呐喊：“佩洛西，滚回去！”

这声大喊出自一位台湾老者之口，在佩洛西窜访台湾期间，这位年过七旬的老者率众高举各种反对佩洛西的牌子，称佩洛西是“战争贩子”，一个个印有“滚”字的牌子被高高举起，醒目的落在佩洛西眼中。

佩洛西入住酒店时，这位老者早已守在酒店，他出现在酒店的目的只有一个，以这种方式对佩洛西窜访台湾的举动表示抗议。

老者让佩洛西“滚回去”，还率众高举“字牌”以示抗议，又只身前往佩洛西入住的酒店，再次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为何敢为正义发声？“台独”政客们又为何没敢阻止老者，他究竟是谁？有知情人认出了这位老者，道出了他的身份：“台湾曾经的黑帮大佬，他的绰号叫白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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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者名为张安乐，1948年出生于南京。张安乐的家境非常优越，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母亲是台北一所女中的教师。出身书香门第的张安乐，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任谁也不会想到，如此优秀的年轻人，会与黑帮产生任何瓜葛。

然而，生于乱世，身如浮萍，在历史的漩涡之中，象牙塔里求学的张安乐，与黑帮产生了一生也斩不断的渊源。

1949年，国民党溃退台湾，数百万人的涌入，一石激起千层浪，岛内的青年对此非常抵触，在社会和校园里，岛内青年与大陆来台的人不断发生摩擦。

处于社会中的人还能妥善处置这类事件，但在校园中，大陆来台的年轻人却只能寻求自保。为了避免被岛内青年伤害，他们在校园内抱团取暖，组成校园帮会。一时间，台湾各个学校的学生纷纷效仿，以“自保”为目的的校园帮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

随着校园帮会的建立，大陆来台的学生面对岛内青年时，达成了“自保”的愿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校园帮会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从一开始追求“自保”的组织，逐渐出现黑恶化的演变趋势。

一些校园帮会开始将势力范围扩大，发展为收取保护费的组织，并涉足一些边缘行业，从中赚取暴利。

时间来到50年代末，经过多年的发展、淘汰，两个校园帮会成功出圈，分别是“四海帮”、“竹联帮”。这两大帮派因为争抢地盘，多次发生大规模的火并，成为“宿敌”。

因为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台湾的黑帮与校园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这也导致一些在校生，哪怕是学习成绩靠前的尖子生，在校期间会受到黑帮的拉拢，从而成为黑帮的一员。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黑帮大佬中，有不少人都是名校毕业，与这段历史密不可分。

张安乐读书时一直在台北，自然也会与校园里的帮会有接触，据说他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南海路帮。只不过，南海路帮是一个小团体，未能在后来的帮派淘汰中发展壮大。

1964年，张安乐看好刚刚成立不久的竹联帮，便脱离南海路帮加入进去，成为竹联帮较早的成员。

和上海滩的青帮一样，竹联帮也有一套论资排辈的规则，时任竹联帮总堂主的陈启礼属于“鸭”字辈，他的绰号叫“旱鸭子”。张安乐虽然入帮较早，但比陈启礼辈分要低，他属于“狼”字辈，绰号叫“白狼”。

张安乐虽然在求学期间加入了竹联帮，也与堂主陈启礼的关系十分密切，但他并未因此耽误学业。张安乐凭借优异的成绩，于1966年考入淡江大学历史系。

与此相对应的是，张安乐也未因为学习而影响在帮派内的发展，他来到淡江大学后，立刻组织建立了竹联帮的分支帮派，自己则成为该分支帮派的实际主导者。

具有极强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张安乐，在建立分子帮派以后，在竹联帮内部的地位迅速提升。

张安乐在竹联帮发展壮大的这段时期，正处于越南战争的激烈时期，美国为此投入的军队数量，也达到了又一个高峰。美军将台湾视为越南战争的“桥头堡”，数十万美军因此涌入台湾。

这批美军进入台湾后，对越南的战局姑且不论，但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却有极大的促进。尤其是对台湾的边缘行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依靠这些边缘行业牟利的各个帮会，也随之高速发展，竹联帮与四海帮成为此次发展浪潮的最大获利者。

竹联帮如同乘上巨浪的帆船，短时间内得到了迅猛发展，分支帮派在这段时期，遍地开花，竹联帮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正所谓“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在这个历史时代赋予的风云际会之时，张安乐作为帮派中较为突出的少壮派，敏锐的嗅到了帮派发展壮大的绝佳机会。

1968年，张安乐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帮内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两个提议：

其一，竹联帮应该趁势加速发展进程，改组扩大；

其二，竹联帮的分支迅猛发展，必须要对各个分支帮派进行有效的控制，首先应该从财务入手，规定各个分支帮派必须按时上交竹联帮总部“母金”，确保竹联帮的掌控力与财力。

张安乐的两点提议，对处于迅猛发展时期的竹联帮极具建设性意义，使得竹联帮在追逐扩大组织的同时，又牢牢掌控住了帮派的权力中枢。他的提议得到帮派的认可后，张安乐在帮派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不过，竹联帮最终还是出现了严重问题，令竹联帮的总堂主陈启礼为此身陷囹圄。

1970年，距离张安乐主张向各个分支帮派收取“母金”的时间已经过去一年有余，竹联帮总部因此聚敛大量金钱。

这本是利于竹联帮发展的好事，但负责竹联帮财务的陈仁，却见财起意，辜负了陈启礼对他的信任，卷走了竹联帮收集到的所有“母金”，并寻求台湾警方的庇护。

陈仁此举，不仅令竹联帮在经济方面损失巨大，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竹联帮多年来积累的威信，若是不能尽快除掉陈仁，恐怕竹联帮以后还会有人效仿陈仁。

陈启礼深知陈仁危害之巨，决心杀鸡儆猴，除之而后快。陈启礼将这个任务指派给自己的亲信，整日对陈启礼进行监视。终于，陈仁走上台北大街的时候，脱离了警方的保护范围，被抓住时机的竹联帮成员当街砍杀。

陈启礼因为除掉叛徒陈仁，令竹联帮内所有成员胆寒，不敢做出背叛帮派的事情。但陈仁当时已经寻求警方的庇护，陈启礼的做法无疑是扫了台湾警方的颜面。因此，陈启礼被台湾警方抓了起来，关进绿岛监狱整整5年。

接连经历了陈仁卷款出逃、堂主陈启礼锒铛入狱的竹联帮，呈现出人心浮动、群龙无首的状态。竹联帮的骨干成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若是不能尽快摆脱这种状态，对竹联帮一直虎视眈眈的四海帮必然会趁机发难，届时竹联帮恐怕难以抵挡。

风雨飘摇之际，张安乐因为昔日在帮内的影响力，被推上了台，出任竹联帮的总护法，成为了台湾年轻的黑帮大佬。

失去陈启礼主持的竹联帮，在张安乐的主持下，很快稳定下来。张安乐办事素来果断，意识到此时竹联帮更需要自己，果断选择退学，全身心投入到帮派的发展建设中去。

如果说陈启礼是竹联帮稳重的柱石，那么张安乐便是竹联帮的一柄尖刀。他与陈启礼最大的不同，是善于开拓进取，在他主持竹联帮期间，许多年轻有为的青年人，在张安乐的支持下走上台前，逐渐发展为竹联帮的骨干。

陈启礼入狱期间，竹联帮的规模没有缩小，反而在张安乐的带领下不断发展壮大。张安乐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在此期间得到极大的发挥，他利用各种制度，将整个竹联帮牢牢控制。

与此同时，四海帮也没有闲着，他们在蔡冠伦的带领下，同样发展壮大，仍与竹联帮有一较长短的实力。蔡冠伦这个人并不简单，他是一名台湾空军的退役军官，与台湾空军中任职的人仍有一定联系，在他重整四海帮以后，这些关系成为他发展帮派的重要助力。

陈启礼入狱5年，出狱之际正好处于四海帮与竹联帮争斗的激烈之时。5年的牢狱之苦，并未磨去陈启礼的斗志，他打算带领竹联帮与四海帮决一死战。

陈启礼的决心并非空穴来风，他虽然被关在狱中5年，这5年时光却并未虚度。陈启礼入狱期间意识到，自己想要做大做强，必须缓和与当局的关系，尤其是与情治系统之间的关系，必须要保持密切。

陈启礼出狱以后，更是刻意加深了这方面关系的建设，得到了情治系统的大力支持。因此，陈启礼重掌竹联帮十分顺利，这与背后支持他的情治系统脱离不开关系。

获得情治系统帮忙的陈启礼，比之入狱之前更加具有实力。面对来势汹汹的四海帮，陈启礼丝毫不惧蔡冠伦，因为他背后的势力要比蔡冠伦更大，这也使得陈启礼在这场争斗中占据主动地位，最终将四海帮压了下去，抢占更多地盘。

尝到了甜头的陈启礼，开始与台湾当局的一些军政要员进行接触。与这些人搭上关系以后，竹联帮在台湾的发展顺风顺水。不过，以竹联帮、四海帮为首的帮会们，频繁发生火并和械斗，对台湾的居民产生极大的困扰。

面对愈发混乱的局面，台湾的居民终于无法忍受如此混乱的治安，他们集体发声，利用舆论施压台湾当局，敦促他们尽快进行扫黑行动。

陈启礼知道，台湾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一定会对此事做出处理。他不希望自己因为此事再次锒铛入狱，索性完全投入当局的怀抱，期望以此换取台湾当局对他的保护。1981年，一心想要借此洗白的陈启礼，约见了多家媒体，公开表示自己愿意投效台湾当局。

陈启礼以为自己全心全意地投效台湾当局，就能获得庇护，从前的往事一笔勾销，从此成为一个没有污点的商人。但陈启礼搞错了一件事，他所搭上关系的这些军政要员与江湖帮派的对手有很大区别，他们不会在产生利害冲突时与你真刀真枪的搏命，但你也休想在这个时候全身而退。

陈立夫得知陈启礼的表态后，立刻安排“情报局局长”汪希荃与他会面，算是对陈启礼的考察。多次会面以后，陈启礼终于获得汪希荃的认可，并将他吸收进“情报局”。陈启礼加入“情报局”后，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却没想到，台湾当局对他的考察仍未结束。“情报局”给陈启礼委派的第一个任务，竟然是赴美刺杀作家江南。

“江南”是一个笔名，他的真实名字叫刘宜良。刘宜良的身份背景颇为复杂，远不是一个作家这么简单。当年他随国民党来到台湾后，被发展为一名国民党的情报人员。

1967年，刘宜良被国民党派往美国，以记者的身份留在美国，并加入了美国国籍。国民党原本打得如意算盘是让刘宜良到美国搜集情报，却意外地发现刘宜良是双面间谍，他在台湾期间一直替大陆方面搜集情报。

不仅如此，刘宜良抵达美国后，开始披露一些有关蒋氏父子的黑幕，令国民党当局极为恼火，产生了除掉他的想法。陈启礼恰好在这个时候投效台湾当局，这个任务对于他而言，相当于“投名状”，令他骑虎难下。

相对于失去台湾当局的庇护而死于扫黑行动的审判中，陈启礼认为赴美刺杀江南更容易一些。1984年，陈启礼带着两名帮中骨干前往美国，成功刺杀江南后，收到“情报局”的指示，命他立即返回台湾。

但陈启礼这次多留了一个心眼儿，他没有立即返回台湾，而是在美国秘密与一个人见了面，这个人就是当时在美国的张安乐。

张安乐显然已经是陈启礼当时最信任的人，陈启礼将自己的处境和经历丝毫没有隐瞒地告诉了张安乐。张安乐闻言吃惊不小，劝陈启礼返回台湾后一定要小心，防止被当局杀人灭口。

显然，张安乐对陈立夫那些人的行事风格非常了解。其实，陈启礼也早已想到了这一点，为 了自保，他还专门将这次刺杀江南的整个过程录制成一盘录音带。

或许是他对张安乐也有些放心，或许是他还没想好如何处理这盘录音带。总之，他与张安乐第一次谈话时，并未将这盘录音带拿出来，直到他返回台湾的最后时刻，才将这盘录音带拿出来，郑重地交给张安乐保存，以备不时之需。

陈启礼与张安乐没想到的是，江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因此，江南遇刺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投入调查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包括陈立夫在内的预估，陈启礼等人的身份很快就被调查了出来。

美国联邦调查局立刻逼迫台湾当局交人，但台湾当局自知理亏，断然拒绝，并将陈启礼等人送入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听到消息的张安乐，知道台湾当局的用意，打算拿出陈启礼交给他的录音带，救陈启礼一命。张安乐虽然人在美国，但他交出录音带后，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势必要恶化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但他最终还是决定拿出录音带。

张安乐交出的这盘录音带，令美国联邦调查局了解到事情的前因后果，也了解到陈启礼背后另有主使之人。随着美国的施压，包括汪希荃在内的数名台湾“情报局”官员纷纷被捕入狱，台湾当局因此蒙受重创。

这件事情牵连极广，甚至导致蒋孝武淡出台湾的权力中心，令戒严体制也随之瓦解。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张安乐遭到了报复，在美国被人陷害，以“走私毒品罪”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而且，直至1996年出狱后，张安乐仍被台湾当局通缉，致使张安乐出狱后仍然无法返回台湾，只能避居大陆，以台商的身份以经商为生。

张安乐善于读书，也善于经商，在他的努力经营下，乘上大陆经济迅猛发展的浪潮，很快就将名下的头盔企业发展为全球最大的头盔制造企业。

经历了坎坷又充满传奇的人生，张安乐早已不是当年的台湾黑帮大佬，但他对于台湾的感情依然很深，时刻都没有忘记想回台湾的心愿。

对于张安乐而言，台湾省是他的家，他无论发展多么好，地位多么高，他总是希望住在台湾的人能过上好日子，就像是对待他的家人一样。当他得知“一国两制”后，认为这是能够让台湾人过上好日子的良策，他希望台湾的同胞能够早日明白。为此，他打算重返台湾，哪怕自己仍在被台湾通缉。

时隔17年，张安乐得以重返台湾，他刚下飞机就被拘押，但仅仅数小时之后就得到开释。值得注意的是，张安乐被拘押时，手里仍坚持捧起宣传“一国两制”的册子，同时，他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重获自由后的张安乐，更是兴奋地接受媒体采访，并在电视上高兴地宣传“一国两制”。

可见，张安乐虽然曾为台湾的黑帮大佬，但他的爱国情怀却并不比任何人差。台湾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是大势所趋，任何宵小之徒的破坏都必然是徒劳。

当张安乐得知佩洛西要窜访台湾时，他虽然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者，但他却仍然要呐喊发声，在佩洛西进入台湾的路上，高举印有“滚”字的牌子，抗议佩洛西窜访台湾。

张安乐老先生早就看透了“台独”分子和佩洛西的想法，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谋取一己私利，而置台湾居民的安危于不顾。在他率领的抗议人群中，有人高举印有“战争贩子佩洛西”的牌子，将佩洛西此行的目的暴露无遗。

张安乐老先生，为了“和平统一”奔走多年，他是一个清醒的人，看穿了佩洛西窜访台湾可能引发的所有苦难，都将由台湾的居民承受，而佩洛西将只会安全的数着靠贩卖武器赚来的钞票。

昔日的黑帮大佬，如今虽然年过古稀，但作为中国人的血性依然在，他在佩洛西窜访台湾时，亲自参与抗议，并向佩洛西高喊“滚出去”，这是一份清醒，也是一份勇气。

希望在张安乐老先生的呐喊声中，能有更多的人幡然醒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