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异闻录，深圳 2000｜故事FM|张新民|打工人|深圳

1998 年，我初中毕业，想出去打工，可是我妈不让。因为我们那里发生了一件事——喂蚂蟥事件——我表爷家的两个女儿出去打工，被她们亲舅舅卖到蚂蟥厂了。那时候深圳这边有地下的蚂蟥黑厂，养的蚂蟥用作药材和食材。有一天我表姐她身体不舒服，没胃口，偷偷把饭菜倒了。她说，奇了怪，所有人吃了饭全都躺下了。她也假装躺着，想看看最后到底是要干什么。她闭着眼睛，感觉有人脱她衣服，把她放进水池里。当她睁开眼的时，身上是黑麻麻的一片，爬满了蚂蟥。她吓死了，光着身子就跑了出去。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警察开着警车把她送回来的。村里边好多人去看，我妈也去了，她说，好惨啊，打工把人命都打没了。那是第一代出去打工时候。

■余海波摄 / 深圳宝安工业区工厂宿舍，1992

这是今天的讲述人小平关于打工最早的记忆。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已经无从查证了。

但不管人血蚂蟥存不存在，我们还是能从中听到一些惊人的隐喻——黑工厂、嗜血的压榨、逃命的工人，在当时一定普遍存在于千万人的故事之中。

你可以把今天的节目当成一个角色扮演游戏，如果时间倒转 20 年，作为最早期的一两代打工人，你来到了风头正劲的深圳，你会过上怎样的人生？

从乡镇老家到一线大都市，一路上你会遭遇些什么？

你能抓住机会，扭转命运吗？

你会过得比现在好吗？

20 年间，关于打工人的命运，有什么变了，又有什么没变呢？

天大的事

我叫小平，来自河南南阳，今年 40 岁了。我 2000 年就来深圳打工，一直到现在。

我们那里很穷，除了务农外，也没什么能稳定挣钱的活路。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那时候打工还不太常见，出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其实听着那些「人血蚂蟥」的故事，害怕得就像有虫子钻在自己身上，可那时候自己梦想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双手挣更多钱，让父母花上自己挣的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所以不管外边有多苦，自己都想咬着牙试试。

每次想要任何东西，我就绝食，我一不吃饭我妈就妥协。所以为了能出去打工，我也绝食了。

有一天晚上，隔着墙我听到我妈说，闺女这么倔，还是让她出去吧，这天天饿着，不是要饿死了？

那一夜我兴奋得没睡着。

第二天就公布了，让我出去。你知道吗，那时候要出去打工，是一件天大的事！

克服流动的恐惧只是第一关。那个时候没有电话，联系方式只有写信。小平想办法联系上了在深圳打工的堂姐，堂姐寄来一封信，信里只有一个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德昌电机厂。这就好像游戏中，终于触发了主线任务，可是外面陌生的世界、遥远的路程，都是横亘在中间的隐藏地图，需要一步一步解锁。为此，家里决定让哥哥送小平去深圳，不是因为哥哥出过门，只是因为年轻人更机灵。出发前，妈妈跟小平和哥哥交代了很多：路上坏人多，你们兄妹要紧拉着，别被拐走了；路上的东西不能乱吃，里面有迷药；一定要带笔，遇到外地人说话听不懂你就写字…… 带着这些叮嘱，小平出发了，始料不及又层出不穷的困难也从这一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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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如厕

我是 2000 年 2 月 23 号从家里走的。

行李包太大了，我哥一个人还背不动，我就在后边抬着，就这么吭吭唧唧地上了火车。

■2000 年，小平在深圳 / 讲述者提供

我哥上衣口袋里装了钱，他一直瞪着眼睛不敢睡觉。

我跟我哥面对面坐着，我也瞪着眼睛，看着他口袋。

这么过了好多站，我想上厕所。我哥说这会儿车在走着，晃晃悠悠的，等车停了我们再去。

终于，车停了，我哥陪我一起去。因为之前有邻居坐火车一路被锁在厕所里，我妈特意交代过，上厕所要两个人一起。

我哥说，妮儿，你进去了不要关门，留个小缝我扶着，上完了你就敲一下门，咱们就出来，别让锁进去了。我说好。

当我进去，裤子刚脱完，就听到外边乘务员大吼，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没看到上面的字吗？火车停止时禁止如厕！

我哥说没看到，第一次出门不懂。一听是我哥的声音，我提着裤子就跑了出来。我说，哥，咋了？他说身份证被收了。

身上唯一的证件被收了，我感觉很害怕。我哥说没事，等到站了他会还给我们的。

但我心里还是怕，一路上都不敢再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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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爱心

我们是半夜 11 点到广州站，那时没有直达深圳的车，得先到广州。

快到广州站时，车厢里突然冒出有一群人拿着小红旗、戴红帽：各位旅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这班车到广州站时已经是半夜时分，离汽车站还有很长的路。我们想做一点爱心，为大家准备了直达深圳的豪华大巴，上面有闭路电视、空调……一张车票，45 元。

当时很多人都站起来买票，我哥生怕买不到，赶紧也买了两张。

到站了，确实有一个穿红衣服，举小红旗的人。人家骑个摩托车，大家都在后面争先恐后地跟着。好多人跟丢了，丢了就丢了，人家也不管。

我跟我哥扛着大包，追得很艰难，但好在最后没跟丢。

那人在一辆黄色中巴前停了下来。

不是豪华大巴吗，怎么跑到这里停了？

那人说，开始上车！

■电影《到阜阳六百里》剧照

我愣住了，那个车几乎就要报废了，很破烂。但我哥不让我多话，行李往那一塞，就赶紧上车了。上去更傻眼，那个小破中巴里已经全部坐满了人，只剩走廊里架着木板，一处挤两个人。

没办法，谁敢扯皮？都半夜了，行李都装上去了，你只能忍。

下车

不知道开了多久，车猛然间停在了荒郊野岭。

他们说，都起来买票。

我还是懵的，只记得前排的一个女人说，我们在那火车上买了票。她刚把票掏出来，卖票的人直接拽着她的领子，把她扔下去，开上车就走。

我透过窗户看着那女人，一路哭着、追着，大喊「我的包」、「我的包」，然后慢慢地只剩下卷成一团的身影。我想她是蹲在地上哭。

好多人想站起来、想反抗，可是又没办法。我连一个表情都不敢做，害怕人家把我也丢下去。所有人都掏出了人民币，买了二次票。

车继续开着，但大家心里都很不安。他不报站，我们也不知道到哪里了。

出发前，我爸去买了一条烟，说万一路上有什么事，递根烟好说话。我哥就慢慢移到司机旁边，把一条烟全给了司机。他说，师傅，到新桥那里叫我们一下好不好？

司机接过烟，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结果他没叫我们！我们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下了车。也不知道等了多久等到一辆途径的出租车。司机坐地起价，一人 50 块钱，把我们送到了新桥。

讲道理、赔笑脸都没用，钱才是最实在的通行证。这是小平出来上的第一课。在火车上买一次车票，花了 90。在车上又被讹了一次车票，又花 90。被随地抛下后，坐出租车花了 100。为了从广州到深圳工厂，小平和哥哥花了280 元。那一年，河南省农民的平均月收入是 165 元。从广州到深圳，小平花掉将近 2 个月的收入。可是，钱还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小平不知道，接下来她们需要一个对于当年的打工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道具，暂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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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住证

我们一下车，就开始下好大的雨。

当时德昌电机门口有个电话亭，我们躲在里面。

这一路上颠簸，我们也没有吃什么东西，迷迷糊糊中，就睡着了。

我们是被打醒的，谁敲了我的头。我睁开眼一看，一辆警车停在旁边，把我吓了一跳！

他说要看暂住证。

暂住证是什么我也不懂。我说我们刚下火车。他说那火车票呢？我说下火车就扔了，谁想着火车票还有这样的用途。

警察就拉着我们要上警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后来，厂门口保安大爷就帮忙说，这孩子带着这么多行李，一看就是才从农村出来，刚刚还问我她姐的地址，她是过来寻亲的，挺难的，别拉她上去了。大爷边说着边给他们一人递了一根烟。

我当时是被他们拉上去了，然后又被踢了下来，最终是没把我们拉走。

信息的差异，体现在地理交通、人情世故上，也体现在政策制度上。你可以把暂住证想象成那个年代的绿码，在当时，没有本地户口还要在当地作长期工作、生活，就需要暂住证。没有暂住证就会被罚款，甚至被收容遣送。就在小平外出打工的三年后，另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在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

■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从被丢在荒郊野外、失去行李的女乘客，到收容遣送致死的打工人，小平一一解锁着打工路上的隐藏关卡，但凡一个关口走错，后果都不堪设想。如果说父母交待的经验，大哥的陪伴帮小平度过了新手保护期，接下来的关就只能她一个人过。在堂姐的帮助下，小平成为了德昌电机厂的一名工人。接下来，她该如何独自面对一座冷漠又巨大的钢铁丛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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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破的手指

工厂里全都是好高的楼，而且一模一样。

我第一天上班就在厂里迷路了。我就到处问，其实当时我只会说家乡话，好多人不理我的，很无助。

没办法，我就回到了宿舍。我姐刚好在宿舍，她说，第一天上班怎么跑回来了？

我说我找不到车间了。天哪，她就屌我，很生气地把我送到了车间门口。

线长就问我怎么第一天就迟到。我说找不到车间了。

哇塞，整条线上都开始笑，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傻逼一样。

车间没有空调，只有个破风扇，而且是站着做事，一天 10 个小时都是站着，很累很辛苦。

我在的工序是冲压、加高温后，把材料产品捡出来。

那会儿我刚上岗，材料通过感应器后没顺利流下来。我就学着老员工的样子，用左手食指伸进去扒。结果，突然间，我的手连带着材料紧紧地夹在了模具里。

材料经过了好几次加高温，很烫很烫，轻轻碰一下就是一个泡。但我的手指跟材料直接完全融到一起了。那种痛简直是撕心裂肺。我开始狂叫。

这时应该是把紧急开关关上。可是我右手够不着，左手在那机器里夹着，没法动按钮。流水线上其他的人看到我也就是摇摇头，笑一笑，然后扭到一边，没做什么。

我在那放声大哭，直到惊动线长。他过来把紧急按钮关了。

当我把指头拿出来时，那块肉已经黑了，没有一点知觉。

在深圳这边，因为你是新员工，跟人家都不熟，举手之劳他们也不愿意。相反，你发生工伤，产品一堆积、机器一停，他就可以玩一会儿，还照样可以拿钱。他巴不得多玩一会儿。

之后我换了一个工位，还是照样上班，还是跟芯片打交道。芯片很利，一下扎到了我的指头里。我害怕线长看到了又屌我，就死死捏着伤口，继续做。

后来线长巡线，就说，这地下谁流这么多血？

我害怕被骂，没吱声。

在进场一个月之内，我经历了工伤、芯片过敏，连耳朵里都起疙瘩，钻心地难受。

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家，想我妈，感觉这靠自己的生活，并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好。

我是 2000 年 2 月 25 号进的厂，工号是 453216。

29 号，我拿了第一份工资，我记得很清楚，发了70块钱。

人家给我 100 块，让我找30，我竟然都没钱找。

我拿着那个钱，整个手都在颤抖，原来这就是我的血汗钱。

在这场打工生存战中，拿到工资并不意味着通关，而是游戏难度提升的开始。小平的工厂位于沙井，这里聚集着很多工厂和外来务工人员。嗅着钱的味道，各路堂口、黑社会、地头蛇的势力也会聚集在这里。除非你永远不出工厂，不然，他们总有一种方式骗走或是抢走你的血汗钱。

■德昌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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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井上南街

发工资后，我去厂外逛街，路边上有摆红布的小摊，上面摆着金链，说 10 块钱，买 2 送 1。你要多长截多长。

老板说这么长行不行？我说不行再长一点，反正 10 块钱买 2 送 1。

后来当他把项链截了，把牌子一提起来，上面写着一行小字「按公分计算」。

按公分算，700 块钱！

出去吃快餐，想着带肉的贵，就点了个标价 2 块的土豆丝。

妈的，吃完要了几百块，又被坑了！原来 2 块钱说的是一根，不是一盘。

我们宿舍有个女孩，早上起得早，结果出门遇到一个骑摩托车的人，直接把她耳环抢了，耳朵都扯流血了。还有的她们大白天去逛街，身上带的那些东西都被抢走了。抢劫的一看是假的，还反过来把人打一顿，就说，没钱就别装逼，还带假的骗我们。

我们厂里还有个女的，看中了一条裤子要买。结果试穿时裤缝开了，她就不打算要了。

当时老板气地直接骑在她身上打，在大街上把她衣服都撕烂了。女孩受了很大羞辱，跑回宿舍就跳了楼，当晚就死了。

那时候深圳这样的事非常多，治安很不好。打工者在厂外老是被骗、被抢。好多人都不敢出去。

因为从小没见过什么坏人，突然间自己经历了，感觉这个社会真黑暗啊。而且人心冷漠，没有人会同情你、帮助你。有时你把自己的遭遇和心里话告诉工友，别人也只是当成笑话听，取笑你傻。

这一切就只能窝在自己心里。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选呢，继续打工，还是回家？小平选择坚持，她小心翼翼，从不轻易踏出工厂。终于，在两年后，小平挨到了极限，她决定回家。但就在这时，小平结识了打工生涯中的第一个朋友。因为这个朋友，小平有了再次走出工厂的勇气，对于工厂外的深圳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小平也有了更直观，更残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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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当时我要辞工，他说辞工批你，但不给我发工资，要等到月底。

我就在厂门口租了一个床位，那是一个单间，但住着好多人。我在这里等我的工资。

■张新民摄，选自张新民《农村包围城市》1980-2000

因为我用的是厂里的床单，我上铺的女孩认出来了，她就说，你是德昌电机的吗？

我说是。

其实那里边好多人，唯独我俩因为这个机缘聊了起来。聊着聊着，我开始同情她的遭遇。

她长得很漂亮，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皮肤白白净净的，睫毛好长。

她出来找工作被骗了，人家把她关起来，不让她吃饭喝水，除非她答应接客。没有路可选择，她最终妥协，接了一个月的客，逃出来重新找工作。

她经历了很多。而我那个时候就要离开深圳，还没去溜过旱冰，没去录像厅看过电影，感觉很遗憾。

那女孩子说，简单，我带你去。

我们两个就一起高高兴兴地去溜冰场了，那是我第一次去溜冰场，很大，很多靓仔美女都在里边溜冰。

她一下子就成了溜冰场的焦点，所有男孩子都去拉她的手。

其中有两个男孩子一个拉着左手，一个拉着右手。他们身上都有纹身，看着就不像好人。

后来，两个人为了争这个女生，拿着刀就砍了起来。

我赶紧拉着她，一路跑回了出租屋。

后来，我俩又去录像厅看电影。那是个夜市录像厅，放的恐怖片，我们晚上去的，看了一整晚。

第二天出来买完早餐，我们看录像厅门口围了好多人，一匹白布盖着个什么。我们就问好奇地问这里发生了什么。

他们说，录像厅发现一具女尸，赤身裸体的，被人家强暴了，也是打工妹来的，就在第几排凳子下面藏着。

我们就坐在那排！凳子下面有死尸，我们都不知道！

我看着这一切，想第一时间赶紧离开深圳。真的太可怕了。从那之后，我都不敢再出门，等到发了工资，我就走了。

也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去了哪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小平终于交到了朋友，终于燃起了对深圳的一点兴趣，但换来的是更深的不安和恐惧。急剧变动的生活，原子化的社会关系，压抑的劳动过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是初代打工人共同的伤痛。小平回到河南农村成了家，先后生下一儿一女，但这样就比打工好吗？这样就能过上稳定、安全的生活了吗？小平也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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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

直到有一次，我儿子生病。他持续感冒、咳嗽了很久。那天晚上，他已经睡着了，喉咙里还发出呜噜声，感觉每出一口气都很难受。

我就让我老公叫个车，进城里医院看看。他说得等一下，他要出去借钱。我们连叫车的钱都拿不出来。你知道吗？他叫醒了隔壁的邻居，邻居从二楼窗户扔了 200 块钱下来，门都没开。

200 块钱哪够啊，但其实我们刚结婚没什么钱，问别人借钱，别人也不相信你能还得起，借不来钱也能理解。

后来东拼西凑，半夜的时候我们把孩子送到了医院。孩子直接推进抢救室，医生扭头就责问我，你这父母是怎么当的？再晚来一步你孩子就没命了！

他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我意识到未来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平常没钱吃穿，我可以忍。可是孩子生病了没钱救治，我们怎么忍？如果家里有任何动荡，我们根本无力承担。

从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要出去打工。

儿子出院以后，我买了火车票，把孩子寄养在了他奶奶家。

出发当天，天不亮，我跟我老公想在走前偷偷去看看孩子。刚走到门口，我儿子就看到我了。他当时坐在堂屋的门槛上面，一看到我，他手里的馒头就掉在地上，嘴里的馒头也哭着哭着滑了下来，鼻涕、酣水、眼泪都混在一起，哭得很伤心。

我老公让我赶紧躲去厨房，他过去抱着儿子哄他。

儿子在外面哭，我在厨房里哭。哭够了，我就偷偷走了。

继续打工，还是回家？或许一开始这个选择就不存在。因为沿海城市和内地农村的发展差异巨大，小平已经回不去了。在老家，小平做过生意、搞过养殖，忙碌辛苦好几年，却没赚到钱。尽管舍不得孩子，小平也得出去。这就好像游戏里早已设定好的程序，不管你选哪条路，最终都是要打工的。 2009 年，小平又一次来到深圳。但是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资本已经迈入新阶段，资讯落后、交通闭塞、社会治安差的问题已经成为过去，小平和世界工厂的打工人们将面对的是全新的关卡。

■富士康的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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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

这一次的话就进了富士康，希望在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挣到钱。

我们进去时的底薪是 920 ，一个月不休息，全勤能拿到 1800。当时就感觉到好高啊，挣了好多钱。后来工厂里就发生 13 连跳，恐惧感又一次袭来。

当时工人跳楼很频繁，一天跳一个，一天死一个。富士康的楼也特别多，每次从那里走，我一看到楼上有人，心里就害怕，害怕他跳下来砸住我。

那阵子就总感觉楼顶上有人，所以我总是绕着楼房走。

有一次我们下早班，走到 G15 那栋楼旁边，发现围了好多人。当时那个人也是跳楼摔死了。

我想凑近看，室友就拉着不让我过去。她说看完你会做噩梦的，然后就把我拉走了。

为什么富士康的工人会接连跳楼，这种巨无霸的生产体制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这就是另外的故事了。回到小平的故事，时代和打工者们的生命轨迹变了，小平也变了。曾经她出来打工是因为心里还有年轻人的期待，但这一次，她是作为一个母亲出来的，她要为了家人孩子挣钱。 2000 年进马达厂时，小平一个月能拿 600 块钱。现在，在富士康，小平每天工作 10 小时，除了法定假日外不休息，再加上省吃俭用，小平一个月能攒下 7000 块钱。

■杨俊坡摄 / 深圳地标邓小平画像，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