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73岁的毛主席参加了中央农业部政治部在京召开的工作会议。

并在会后同于会人员一一握手，感谢其对中国农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当众人亲眼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后，无一显得格外激动，会场当即响起如潮水般的掌声。

然而，待掌声渐渐落下后，一名中年妇女却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步履匆匆地来到主席面前。

见状，站在一旁的警卫员心中警铃大作，当即便要拦下妇女，谨防她威胁毛主席的人身安全。

谁知正当警卫员准备有所动作的时候，一直默默站在主席身后的周恩来总理却快一步拦下警卫，并向其轻轻摇头，示意对方不要失礼。

其实，周总理并不认识这位女子，不过一向细心的他一直默默地观察着毛主席的面部表情。

当他发现主席看见匆匆走来的妇女后，脸上仍是一副轻松自在的笑容时，总理便意识到：这位女子与毛主席的关系必定非同一般。

果真，中年妇女走到毛主席面前，脸上洋溢着笑容，热情地道了句伯伯好！

主席也是立刻握住了妇女的手，亲切地问，你是李谨？

两人的对话惹得现场众人迷惑不已，不少人都好奇眼前这位“李谨”究竟是谁？她和主席又有怎样的缘分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一切还要从毛主席的大弟媳，毛泽民之妻——王淑兰讲起。

监狱中的革命挚友

李谨原名韩谨行，是毛泽民的儿媳。

然而，李谨的丈夫毛远怀与父亲毛泽民和母亲王淑兰均没有血缘关系。

他之所以会成为毛家的养子，其中还有一个悲惨、动人的故事。

1925年初，毛主席从繁杂的革命事务中暂时脱身，回到老家韶山看望家人。

然而，他的目的不仅仅是探亲这么简单，更为最重要的是在韶山一带进行革命动员。

在毛主席的动员下，数名有志之士加入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其弟毛泽民与毛泽覃都成为了共产党的好同志。

（毛泽民）

毛泽民之妻王淑兰与毛泽覃之妻赵先桂也一同加入共产党，成为革命的一份子。

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开始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进行大肆屠杀抓捕，秉持“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人”的策略，在神州大地上大搞白色恐怖。

王淑兰就是在担任中共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期间，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入狱。

次年7月，王淑兰带着年仅五岁的女儿毛远志被关押进长沙井湾子陆军监狱。

在这里，她结识了同样因参加革命被捕的女同志罗醒，以及她七岁的儿子王华初。

（王淑兰）

当时，国民党将七岁稚子打入男监，母亲罗醒则被关押在女监，反动派更是为了严加防范，绝断男女监狱之间的所有联系，因此罗醒母子二人自入狱起便没再见过面。

王淑兰得知此事后，身为母亲的她十分理解罗醒的心境，便时常开导安慰她，不仅让女儿毛远志亲近罗醒，还试图与男监取得联系，打听罗醒儿子的下落。

罗醒将一切看在眼中，心中格外感动，再加上二人本就有着极为相似的革命经历，还共同身为母亲。于是，监狱中的两人迅速成为革命挚友，相互鼓励。

当时，国民党反动被对于被关押的政治犯会判处有期徒刑，如果有不判有期刑的政治犯，就会被处决。

而罗醒看到自己没有被判有期徒刑时便意识到：自己随时有牺牲的可能。

于是，她请求狱中挚友王淑兰，加入自己遭遇不测，拜托她将王华初抚养成人。

好在1930年，彭德怀率领红军第三军团攻克长沙城，井湾子陆军监狱中的王淑兰与罗醒等革命志士终于结束了漫长的监狱生活。罗醒也在时隔近两年后，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井湾子陆军监狱内部照片）

谁料，这对母子刚刚才团聚，罗醒便接到阻止任务，即刻便要随红三军团向萍、浏苏区转移。

当时，王淑兰因腿脚不便，不愿扯部队后腿，组织经过考虑后决定将其留在长沙，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罗醒得知王淑兰驻留长沙后，不忍儿子王华初继续跟着自己颠沛流离，便咬牙将年仅九岁的儿子托付给挚友王淑兰照顾，期待凯旋后再与儿子团聚。

部队离开那天，长沙城的天刚蒙蒙亮，罗醒抱着儿子来到王淑兰屋里，泪流满面地将王华初交给王淑兰，而后轻轻鞠上一躬，便头也不会地挥泪而去。

或许当时的罗醒便隐隐有些预感：这是她和儿子今生所见的最后一面。

（王淑兰）

毛远怀与韩谨行

1931年夏秋，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对苏区展开第三次围剿，平浏苏区受创严重。

罗醒执行公务期间不幸暴露身份，再次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抓捕。

而后，敌人残忍地将罗醒杀害，此时的她刚刚29岁。

王淑兰得知这一消息后悲痛欲绝，可斯人已逝，她便只能将对好友的缅怀寄托在王华初身上。

一直以来，她都将王华初视为亲生一般，如今罗醒牺牲，王淑兰更是与丈夫商量，希望将王华初改姓，加入毛氏一族。

毛泽民本对王华初十分认可，于是便应允其入了《毛氏族谱》。

如今，《毛氏族谱》中还记着：“泽铭抚子远怀，字式彰。”这里的泽铭即是毛泽民，远怀正是他给养子王华初取的名字，此后，王华初正式改名为毛华初，又名毛远怀，成为毛氏家族的一份子。

（毛泽民）

不久后，王淑兰与毛泽民因聚少离多结束了婚姻关系，女儿毛远志与儿子毛远怀都跟随母亲生活。

那段时间，王淑兰一边独自照顾两个幼童，一边还要兼顾眼前的革命工作，生活十分困难。

无奈之下，她不得不带着孩子沿街讨饭，以此维持生计。

毛远怀与毛远志也在如此耳濡目染之下迅速成长，很快学会了砍柴、放牛、种地等各种技能。

不仅如此，二人还经常替母亲为交通站送信，为组织传达了许多有价值的消息。

这种困难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八年之久，终于在1937年底，毛远怀的命运迎来了转折点。

1937年12月，八路军在长沙设立了驻湘通讯处，由“延安五老”之一，毛主席恩师——徐特立负责。

（延安五老之一——徐特立）

王淑兰得知此事后立即去找徐特立，她表示道：远志是毛家的根，华初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两个孩子如今都十几岁了，应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而自己如果不被孩子们拖累，还可以为党做出更多的工作。

徐特立听后稍加权衡，认为王淑兰的想法确实有道理，便答应设法将毛远志与毛远怀送往延安。

没过多久，中共韶山党支部恰好接到毛主席从延安寄来的一封信，要他们组织一批青年到延安去参加革命。

于是次年初夏，毛远怀便与孙子文、胡觉民、毛泽甫、海英等人，一同动身前往延安。

临别前，王淑兰前去送别毛远怀，她对儿子说，见到毛泽东要叫大伯，要向他鞠躬。

毛远怀谨记母亲的叮嘱，在延安见到毛主席后恭恭敬敬地向其鞠躬，喊了一声“大伯”。

（毛主席旧照片）

毛主席原就见过这位子侄，如今在得知了他的身世与经历后，对他更是疼爱，将他当作自己的亲侄子看待。

他不仅将毛远怀安排进学校上学，还经常把他叫来窑洞谈心，了解毛远怀的学习状况，向他讲授革命道理。

据毛远怀回忆，大伯常常教育他，搞革命不要怕苦，不要怕难，只有多吃苦多受难，革命才会成功。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要安排延安革命学校的干部储备人员前往地方组织工作，毛远怀便主动报名前往最严寒的东北地区。

（冰天雪地的东北地区）

毛主席得知他的想法后十分支持，不仅拿出自己的稿费给他当作路费，还在临别时特地送给他一段话：今后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要深入群众，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

毛远怀也没有负大伯所望，他只身来到黑龙江哈尔滨，从基层做起，三年内先后担任土改队队长、县委副书记以及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等职务，成为东北组织发展工作中的一颗螺丝钉。

工作期间，毛远怀还认识了同样吃苦耐劳，一心为群众干实事的哈尔滨姑娘韩谨行。

两名有着共同目标的年轻人在革命工作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很快便确定恋爱关系。

一年后，毛远怀与韩谨行在双方家长的支持下喜结连理。

自此，韩谨行正式成为毛主席的侄媳，而她就是文章开头在大会上喊毛主席伯伯的“李谨”。

三、初见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毛远怀带着妻子韩谨行回到故乡湘潭参加工作。

两人都是很有才干的干部，本应在更高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但毛远怀夫妇都是从劳苦大众中走出来的人，更愿意扎根基层，倾听群众的心声。

因此，毛远怀在家乡湘潭担任县委书记，韩谨行则是被分配至湘潭县株洲镇，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株洲镇第一位镇长。

当时的株洲还是一个小镇，不过好在交通便利，人民生活也相对富庶。

韩谨行瞄准株洲自身条件，不断扩大交通优势，为株洲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曾经的株洲）

不过与此同时，韩谨行的身体也被高强度的工作压力拖垮，年纪轻轻的她竟因反复地呼吸道感染换上支气管扩张的疾病，甚至出现了大吐血的症状，多次前往就医也不见好转。

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考虑到湖南医疗条件确实有限，便安排韩谨行暂时停下手中的工作，前往北京协和医院进行治疗。

然而，韩谨行的病情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为严重，普通的内科保守治疗对她几乎无效，必须要做胸外科的切肺手术才能有所治愈。

不过当时的韩谨行正怀有身孕，无法进行手术，因此医院建议她分娩之后再进行手术。

于是，韩谨行便来到在北京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婆婆王淑兰家中暂住，等待时机合适再进行治疗。

（旧照片：北京协和医院为病人检查心脏）

对于一直忙碌的基层干部来说，突然空闲下来的韩谨行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她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来到首都一趟，真想见一见万分仰慕的毛主席。

毕竟在那个年代，那个中国人不想亲眼见一见毛主席呢？

然而毛主席作为国家领导人，每天更是日理万机，就连李敏、李讷等子女都很难见到父亲一面，更何况是自己一个侄媳。

不过思虑再三，韩谨行还是不想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于是她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婆婆王淑兰，王淑兰也十分理解儿媳。

两人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送进中南海，表达了自己求见的愿望。

毛主席收到信后，不禁回想起在延安与毛远怀谈心的日子。

自延安一别，主席再没见过毛远怀，对于这个侄媳更是一无所知。

抱着想看看侄子找了怎样一个爱人的想法，毛主席回信应允了此次见面。

几天后，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便亲自将王淑兰、韩谨行二人接来菊香书屋。

（已公布的菊香书屋内部景象）

韩谨行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真的能够见到伟大的毛主席，并且是再在主席的住所菊香书屋。

只见她僵硬地跟着婆婆，神色紧张地走进屋内，见到主席后变得更加僵硬，连一声“伯伯”都没有叫出口，而是礼貌地喊了一声主席。

毛主席倒不介意，主动与韩谨行握手，并热情地招呼她坐下，仔细询问起她的病情。

韩谨行见主席如此和蔼，便也放松许多，乖巧地回答着主席的问题。

关心完韩谨行的病情后，毛主席便问起她的工作。

在得知韩谨行在株洲当镇长，毛主席便向她了解开展基层工作的详细事宜。

韩谨行汇报后，主席心中比较满意，打趣着问韩谨行，群众对她这个女镇长满不满意。

韩谨行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回答，便表示自己从前在学校读书，教书，没有见过市面，一到地方上工作不知道怎么抓才好。

而当时恰好有久居湖南的毛宇居一同来探望主席。

毛宇居知道株洲的发展相当不错，韩谨行这样说是在谦虚。

于是，他便替韩谨行解释了一番，还夸赞她年轻有魄力，肯扎根群众。

毛主席了解后显得很是开心，连连点头，表示对韩谨行的赞赏。

接下来毛主席有问了些她与毛远怀相识共处的生活琐事，又交代她如果身体不允许，就按照医生的吩咐，等时机成熟后再做手术，欢迎她随时到北京来。

韩谨行听到主席的关怀连连点头，而后，两人的首次见面便在和谐融洽的氛围中结束了。

（株洲火车站旧照）

四、第二次见面

一转眼，时间过去了七年，韩谨行果然如主席所料，再次来到了北京。

1958年，韩谨行旧病复发，支气管异常扩张导致她肺部大量出血，一度危机到生命。

无奈之下，她只能再次停工修养，在丈夫毛远怀的陪伴下前往北京治病。

毛远怀提前写信将此事告知与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希望能够得到组织的帮助。

叶子龙也如实将此事汇报给毛主席，因此在毛远怀夫妇乘火车抵京时，主席的另一位秘书高智特意前向来迎接二人。

高智直接将两人送去中苏友谊医院看病，时任院长的朱仲丽亲自为韩谨行检查病情。

然而一番检查后，朱仲丽发现韩谨行需要立刻进行肺部切除手术，自己根本束手无策，只能将韩谨行又辗转送入中科院阜外医院，向胸外科专家吴英恺院长寻求帮助。

好在韩谨行就医及时，吴院长又医术高超，在经过长达十个月的修养后，韩谨行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出院后，心存感激的韩谨行一直想当面向主席道谢，不过考虑到对方公务繁忙，便按耐住了这个心思。

一直到1959年秋天，韩谨行偶然之下认识了烈士罗哲的遗孀曹玉芳。

当她了解到罗哲一家与毛主席关系匪浅，以及烈士罗哲牺牲时的惨烈经历后，韩谨行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和曹玉芳一起前去探望主席。

毛主席收到信后，很快便回复韩谨行，表示自己将会在今年10月8日留出一整天的时间接待韩谨行和曹玉芳。

于是在时隔八年后，韩谨行再次见到了毛主席。

（吴英恺院长）

当韩谨行抵达菊香书屋后，毛主席一眼便认出了她，亲切地喊道：谨行。

这令韩谨行十分意外，几乎快要激动地流出泪水，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日理万机的主席竟然能记得自己这个仅有一面之缘的人。

加之想到主席对自己赴京看病的关怀，韩谨行再没有犹豫和拘谨，而是亲切地喊了声伯伯。

主席面带笑意地点了点头，招呼韩谨行与曹玉芳坐下，而后顺手从桌面上拿起一支烟递来。

韩谨行见状连忙摆手，解释自己不会吸烟。

毛主席又点点头，一边说话一边将香烟塞进烟盒。

而后，韩谨行不解地看着主席在自己口袋中摸来摸去，于是拿起桌上的火柴问主席是否要点烟。

主席说了一声要，一边从口袋中掏出一截烟头放进嘴里，韩谨行见状连忙为他点烟，并且有些困惑，桌子上明明有好烟，为什么主席放着不抽呢？

毛主席看出韩谨行的疑惑，指着桌上的烟盒表示，那是公家招待客人用的，自己抽这个就好了。

韩谨行顿时脸上充满钦佩之色，心中暗自感叹到：这是何等的公私分明、两袖清风啊！

五、亲切的“李谨”

韩谨行与毛主席的第三次会面在1962年。

那是主席到上海视察，专门约见了毛远怀夫妇。

长期以来，毛怀远与韩谨行都在组织工作的第一线，毛主席此时约见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探亲叙旧，更是向他们了解湖南的基层工作。

见面时，夫妇两人准备了大量的资料，力求详细真实地向主席汇报湖南的组织工作。

期间韩谨行反映了不少基层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

聊完工作后，毛主席又亲切地聊起夫妇俩的个人情况，并突然改口，称韩谨行为“李谨”。

要知道，毛主席在战争年代一直化名为“李德胜”，他给两位女儿起的名字也是李敏与李讷。

如今，毛主席称呼韩谨行为“李谨”，说明他已经将韩谨行当作自己女儿看待。

因此，韩谨行听到这个称呼后直接愣在原地，就连一向颇受伯伯赏识的毛远怀也大吃一惊。

毛主席说自己前几次与“李谨”见面时都有外人在场，不便过多询问她的状况，如今只有毛远怀在，可要好好问问她的历史。

于是两人关于李谨的出身、家庭、读书、工作等各方面，事无巨细地聊了很久，韩谨行也完全摈弃了面对主席的拘谨，真正将主席当成亲切的伯伯看待。

最后，毛远怀与韩谨行离开时，毛主席还拿出路费交给两人。

毛远怀见状连连拒绝，表示回去组织会报销路费。

毛主席却不太赞同，他表示两人是自己叫来的，拿着自己的稿费回去理所应当。

国家现在的经济发展也是十分困难，回去后不要再找国家报销了。

毛远怀顿时面露惭愧，接过主席给的路费，和妻子一起向毛主席道别。

后来，韩谨行再次见到毛主席便是文章开头故事提到的那一次。

（国丧时，群众缅怀毛主席）

韩谨行前往北京参加工作会议，在人群中落落大方地走出来，朝毛主席问了声“伯伯好。”

而主席也是一眼便认出她，并且亲切地称呼她为“李谨”。不过由于是工作场合，两人只是简短的寒暄了几句，便又匆匆别过。

此后，韩谨行日益繁忙，主席的身体也每况愈下，一直到1976年毛主席与世长辞，两人也再没能相见。

不过毛远怀与韩谨行夫妇二人一直牢牢记着伯伯的谆谆教诲，在工作中坚持原则，低调行事，即使是与他们共事多年的同事也鲜少知道二人与毛主席的关系。

看完了他们的故事后我不禁想感叹，毛主席一家不仅将毫无血缘关系的毛远怀、韩谨行当作自己切实的亲人，更是将两人培养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

那廉洁自律、宽广胸襟、坚持原则的品质不仅应该影响后代，更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参考文献：

1.党史纵览.2014年10期第42-45页 毛华初与大伯毛主席的故事 李奕明

2.《毛主席生活实录》

编辑：念念

责编：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