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9月13日，在北京的一家饭店内，周恩来邀请一些人来吃饭。而当一位82的耄耋老人走进来的时候，所有人起身相迎，周恩来更是上前握住老人的手寒暄，并且让他坐在首位，这位老人是谁，为何周总理让他“居首座”呢？一切都得慢慢说来！
新中国成立，张元济给毛主席写信
中国这块土地上，一代人变老，一代人出生，循环变化更替。我们无数次得庆幸，这个世界上拥有摄影这项技术，如此，我们才能够看到很多历史性的时刻。
时间回到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正站在上面庄严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同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城楼下的人一片欢呼雀跃，城楼上的人也满脸喜悦。这段影像纪录着当年的盛况，也想让现在的我们能够看到当年的样子。
傍晚六点，中国出版界元老张元济，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耄耋老人，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六国饭店。
习惯于早睡的张元济躺在床上，听着窗外传来的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呼喊声，张元济的心情再次激动起来，久久没有睡意。于是他翻身坐起来，披上褂子，坐在桌子前，提笔，给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之选，为吾人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鸦片强迫售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前贤，铲此毒，一雪此奇耻。”
简单一段，张元济就谈到了中国百年的屈辱，同时也表达出了他对于毛泽东的期许。
张元济将信上的墨水吹干，然后眼睛盯着某处，陷入了回忆之中。
“拾阶而上，见游行队伍列坐广场，蜂屯蚁聚，届时赞礼宣布开会，作乐鸣炮，宣读公告，行伍行毕，游行方始。”
这是张元济他当天日记中对于大典的描述，从这短短数语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位老人在开国大典上的状况。
八月份的时候，张元济从自己的老友陈叔通那里得知自己已经被列为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代表。之后，陈云的拜访让张元济下定决心：应政府之召，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
之后，他作为特邀代表来到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随后，他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当天下午三点，代表们按照通知提前到达天安门城楼，张元济也在其中。他沿着石阶缓步登上城楼，在城楼的东边挑了一把椅子坐下。然后他就看见广场上人山人海，须臾，典礼开始。礼炮响起，城楼上的代表和集合在广场上的游行队伍，满脸激动之情，然后就听到毛主席庄严有力的声音。接着就是阅兵仪式，仪式结束，就是群众游行。
张元济年事已高，因此他与其他几位长者先行离开，回到旅馆休息。但这天晚上的欢呼声、口号声响彻整夜，张元济久不能寐，他在为自己晚年终于亲眼看见太平盛世的到来而欣喜万分。
典礼前，主席邀请同游
10月5日的时候，毛泽东给他回信，同时也在信中答谢了张元济的送书一事。
其实，在开国大典之前，张元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1949年9月19日的下午两点半，陈毅驱车来到张元济居住的六国饭店。
“张先生，主席邀请你一起去游天坛！”
同时，陈毅也叫了李明扬代表一同前去。
天坛，位于东城区永定门内大街东侧， 是明、清两代里帝王祭天和祈祷丰年的地方，同时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处坛庙建筑，它占地约273万平方米，比故宫的面积大了三倍。
天坛是圜丘、祈谷两坛的总称，分为内坛和外坛两部分，有两重坛墙。坛墙的北部是半圆形的，南部是方形的，以符合古代“ 天圆地方” 的观念。
当他们三人已经到达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在祈年殿外等候了。
这时候的太阳被乌云遮住，有些阴沉。毛主席正坐在一个用木板和席子搭起来的简易棚子里，南面是一些商店的柜台，其他三面都没有遮挡的东西。
此时公园里秋风劲吹，卷起地上的落叶与沙土，树叶在不断旋转中沙沙作响。
等到游览天坛的同行者都到齐后，毛泽东很有兴致得说道：“ 这几天，大家一面商量开好这次政协大会， 一面访亲会友， 你们辛苦了。以后大会开幕，那就更紧张得了不得了， 所以今天我钻了一个空子， 请大家来这个地方， 无非是调剂一下生活， 喘口气嘛！”
毛泽东的这段话让在场的人都不禁笑了起来，心里也顿时感到一股温情。
然后，毛泽东就走到张元济的面前，两人握手寒暄。之后毛泽东就向同行的所有人介绍到：“我给诸位介绍位清朝的翰林：这位是张元济先生！”
话音刚落，大家就不约而同得鼓起掌来。
毛泽东看着有些不好意思的张元济，有意打趣他，继续对着同行人说道：“下边， 我们先请张元济老先生给我们讲一讲， 他是如何考翰林的、见过几次慈禧太后、她摆不摆架子， 好不好？”
“好！”
随行的所有人都恢复了童趣，像是变成了学生，在听到老师的问话后齐声回答。
张元济先是看了看毛泽东，然后又用目光送来周围人一圈，笑着说道：“诸位可能有所不知， 清朝的翰林， 大概等于现在的大学教授。你们想想看， 一个普通的教授， 怎能随便见到不可一世的慈禧呢？”
张元济说完，毛主席和其他同行的人一起笑出声来。
笑罢，毛泽东看着所有人说道：“我提议，大家在此先合影一张，然后再活动。一起游天坛！”
大家参观了东厢房里面的铜制祭器陈列，又一起登上祈年殿，再一同步行至南端的圜丘坛。
一路上，所有人兴致勃勃，谈笑风生。
走到回音壁古柏林的时候，有人提议休息一会儿。于是大家就在墙边的树荫下小坐，喝茶休息。同时，毛泽东请张元济坐在自己身边，与他攀谈起来。
毛泽东告诉张元济：“在我年轻的时候，读到的很多书籍，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记得，有一本《科学大全》 ，我从里面知道了很多新的知识啊！”
然后，毛泽东喝了一口茶后，问道：“早年间，你在京城做官的时候，是否来过这里？”
张元济打量了一下四周，笑了一声后说道：“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官岂能来此？”
毛泽东还问了张元济很多问题：戊戌变法时的情形，光绪皇帝召见时候的礼仪以及他的仪态，在清政府做官的时候的俸禄等等，张元济都一一告诉了毛泽东。
这次游天坛之后， 毛泽东与张元济并没有断了联系，两人之间来往书信十余次。
而在现在的浙江海盐张元济图书馆的纪念室里， 仍旧挂着一张毛泽东和张元济的合影，是他们两个在天坛照的。照片上毛泽东扳着手指在讲解， 张元济认真地倾听着。这张照片真实地记载了毛泽东同民主人士之间的友谊， 并为天坛这一古迹留下了珍贵的一页。
昔日往事，进入南洋公学当院长
只是张元济这样一位长者究竟为何能够参加开国大典呢？与毛主席同游天坛呢？
先说一条，时年82岁的张元济是所有出席新政协的代表中唯一一个见过光绪皇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
再来就需要讲讲他的经历了！
1867年的农历九月二十八，张元济出生在广东，不过，他的祖籍是浙江海盐。十四岁的时候才随母亲返回老家，尽管张元济少时丧父，但因为张家是当地望族，所以张元济的学业和科举之路并没有受到影响。
张元济十七岁应县试，二十二岁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二十五岁的事后顺利考中进士。与他同科的还有之后的北大校长蔡元培。
张元济年纪轻轻就能够金榜题名，他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说个真实的例子，戊戌变法的时候，光绪皇帝要读西方新学的书，让总理衙门按照自己列好的书单购进。但是当时的朝中没人通晓，书店里面更是没有书单上的书。但是，张元济却能够将这些书收罗齐全，这是因为这些呈送给光绪皇帝的书大部分都是张元济自己的书。
但是在时代与国家的大背景下，个人的命运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1898年的戊戌百日维新失败，参加或支持者，杀头得杀头，革职得革职。原本等着被杀头的张元济在李鸿章的帮助下逃过一劫。
虽然他与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希望变法，但是他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激进。当时张元济给光绪皇帝的建议是：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种人才，注重翻译。
之后，李鸿章将他推荐给盛宣怀，在盛宣怀的安排下，张元济在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里担任译书院院长。
南洋公学是当时少有的设备完善，人才鼎盛的高等学府，进入南洋公学任职，可以说是张元济理想的延续。
张元济认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通过文化和教育自下而上地去建设一个文化中国。在他主管南洋书院译书院期间，张元济对于政治、法律、商务等社科理论著作十分重视。
为了能够更好的让世人看到好书，张元济专门向更熟悉西学的严复请教：这几个类别该如何选书？是否应先翻译专门字典？将翻译外包应如何给费用？有哪些推荐的译者？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译书院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是亚当·斯密的著作，当时这本书的译名是《原富》，而它在100年后的今天，仍然被称作是世界经济学领域中得经典。
这本译稿在当时得到了南洋公学2000元的稿费，并且严复拥有这个书20%的版税——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但是这本书的厉害让我不由得夸赞严复翻译的水准以及选书的眼光，更让我们叹服张元济非同一般的魄力。
令人费解，进入出版行业
1901年的时候，时任南洋公学代总理的张元济与人事不和，几个月后就辞去了职务。同年秋天，张元济做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举动——他投资并且加入了上海的一家小印刷厂——商务印书馆，而在这里，张元济又发挥了自己的极大的才能。
只是他为什么要加入商务印书馆呢？
原因很简单，他与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夏瑞芳意气相合。
再加入商务印书馆半个世纪后，因为中风，卧床数年的张元济不得不告别商务印书馆的同仁，在病榻上他用颤抖的一双手写下一首诗：
-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穫仗群才。”
我们在这首诗中就可以读出一个事情：那就是张元济是自觉将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革新连接在一起。
他在一封写给盛宣怀的信中说道：“中国四万万人口，却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
国民对于该知道的知识根本不晓得，这让张元济认识到中国变法革新并不是只是缺少人才，更重要的是要开启民智，同时张元济认识到开民智就要出版好的书。
于是这个商务印书馆就承载了张元济对于国民教育的初衷，当时在张元济的心中，推动教育的发展，出版的力量并不比办学堂的小。
加入商务印书馆后，张元济设立编译所，译印了大量的西方社科著作。
科举制废除后，不同于私塾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成立。因此，教科书成了当时教育事业上的一大难题。当时的教科书有两种，一个是从西方引进的，不适合中国国情；第二类就是一些学古书的老夫子编纂的，内容大多深奥难以理解。
于是张元济就在1901年组织编纂了《最新小学国语教科书》。他编课本的方式在当时来说是很独特的，他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所有人围坐在一起，类似于现在开的策划会，每个人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如果是公认有价值的，就会进一步详细讨论，讨论者们常常会因为一个字争论得面红耳赤。
而这本《最新小学国语教科书》出版后就一炮而红，很快，三四天就把首印的4000册销售一空，而它占据了全国当时课本供应量的80%。
因为这本教材无论是从内容、观念，体例、插图等任何一个方面来说，它的水准都明显高于市面上原有的教材。
蔡元培在1914年回忆这套书的影响时候说道：“于是印刷之业始影响普通之教育……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
在这之后，商务印书馆紧跟时势，为了能够大力推崇爱国、平等、自由、权利、义务等理念，于是他们编纂了《共和国教科书》。它出版后的十年时间里，《共和国教科书》的销量达到了七八千万册之多。
商务印书馆耗费八年之功，编纂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现代综合性辞书《辞源》，进一步地影响着中国教育、学术的发展。
张元济在半退休状态的时候，仍然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关注古籍的刊印，在张元济的支持下，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了影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等。
1926年的时候，张元济提议将商务印书馆自己的藏书楼涵芬楼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这一举动直接惠及数百万读者，只是可惜这座图书馆于1932年焚毁在战火中。
张元济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商务印书馆的内内外外，为了“完全为人”的教育事业上，润物无声地启蒙着大众。
1959年8月14日晚，张元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于上海病逝，终年九十三岁。在他的公祭会上，灵前悬挂着他先行为自己写下的挽联：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
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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