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银芬

山海关——关内和关外的分界点

东北是清朝发祥的“龙兴之地”，顺治皇帝曾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以改变明末清初因 战争而导致的“荒城废堡、败瓦残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状况，开禁之后，“燕、鲁穷氓闻 风踵至”，人数渐多，引起清政府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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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闯关人

1929年，闯关东的山东人乘船到达大连

康熙七年（1668年）清政府废除原招民开垦令，对东北曾长期实行“封禁”，乾隆五年（1740年），清政府开始对东北实行全面封禁，严禁关内百姓进入。直至咸丰十年（1860年），随着外忧内患的加剧，清政府对东北由“封禁”改行“安户垦荒”政策。在这段长达120年的“封禁”过程中，乾隆和嘉庆年间，曾有数次弛禁，鲁、冀游民出关谋生者日益增多，他们背井离乡，踏上远赴东北的路途，也拉开了近代史上空前的移民壮举——“闯关东”的序幕。

在闯关东各省人群中，以山东人为最多也最早。清顺治、康熙年间，山东流民自发或“闯关”已进入东北，“鲁人之勤勉耐劳，为各省之冠。而农业知识亦为他人所不逮。顺治、康熙时代，虽厉行封禁政策，而鲁人之经营满洲，未尝懈怠，一旦警戒弛缓，其移置开垦，自呈突飞猛进之观也。”山东与东三省毗邻，西有陆路，东有海路，两相交往，十分便利。遇有天灾，穷苦农民“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或北渡勃海”成群结队出关觅食。

清初、中期的流民进入东北地区，他们既没有土地，也无开垦权，于是“始而为佣，继而为佃”，“先为旗人屯垦地所雇佣，以事劳役，后以土地丰饶，每年略出租金，租得旗人土地，以事耕作。”事实上是借旗田之名，额外开荒；也有的私自开垦土地，以窝棚为家，在附近烧荒撒种。到清代末期招垦政策实施后，山东等地的流民可以领取耕地，一部分人逐渐成为地位较高的自耕农。随着农业的发达，山东等省的流民也开始经营商业，开办商店，此类商店多系山东等地有巩固基础之分支，多采取杂货店形式。贩卖品以强烈之酒居多，粗劣棉花、靴、帽、菜品等次之，兼营兑换金钱，发行支票，收发书信。后又设总行于各交通便利之地，用以统辖各支店，于是城镇随之兴起，一部分人流向新兴城镇，从事商业经营或泥、木瓦匠等手工业。

山东省昌邑县姜家泊的姜潍清，因灾荒严重，“闯关东”来到船厂（吉林市旧称）。他从绸缎庄买几尺缎子，自做腿带，挂在丁字形的木杆上挑着，走街串巷叫卖。生意虽小，销路颇畅。几年后，积攒点钱，经亲友介绍到榆树县城，在一家商号的雨搭下，摆出经营杂货的小摊。他待人热情，童叟无欺，价格公平，得到买主的欢迎和信任。后来买了两间房子，开设功成德百货店，苦心经营，生意日益兴隆。在以后的30年里，他又开设了功成当、聚发成烧锅，逐渐成为榆树县的巨商。他的儿子姜德信也承继父业，随父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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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号到银行

繁忙的货栈交易

随着流民的北来和资源的开发，船厂凭借其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逐渐发展成为沈阳以北、吉黑地区最大的商品交换中心。乾隆三年（1738年）以货物批发为主的裕泰店货栈开业，兼营代理买卖货币业务，其后陆续有大顺号等钱庄诞生。至光绪年间，吉林城的钱庄已是“比户相望”。经常来往于榆树和船厂（吉林市旧称）之间考察商情，为积累资本寻找出路的姜德信，认准钱庄业有大利可图，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用银16500两，将宋某开设在吉林财神庙胡同的敦成号钱庄兑过来，取名功成玉（取“功到自然成”之意），从此迈入金融界。

功成玉银号成立伊始，其经营方式就建立在积极稳妥的基础之上。当时的吉林的钱庄“所营业务，有‘实事’、‘把事’之别。实事为汇兑、兑换、存放款各事项，中小钱庄商之谨饬者经营之”。“然而黠诈者，日惟把事是骛。大率利用三省圜法之不稳，观察商事金融诸潮流，预计各种通币之涨落”，从事货币买卖，搞投机倒把活动。功成玉银号走的是“谨饬”之道，开设的初期阶段只经营汇兑业务，以后逐渐扩大业务范围，增加办理货币兑换、代理买卖货币、存款、放款、贴现、储蓄及代理保险等。宣统元年（1909年）在吉林商会登记的钱庄有42家，功成玉银号资本金达40万吊，柜伙有25人，已成为吉林城首屈一指的金融机构。

民国成立后，东三省依托丰富的农产品、森林资源以及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以多种措施广招移民，如1914年吉林地方政府就公布《吉林全省垦荒规则》，吸引大量破产农民迁移至此。大量移民的到来，大幅土地被开发，也促进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功成玉银号的业务量不断增加，在吉林城增设了东关、西关两个分号，又于1917年在长春，1920年在哈尔滨开设了分号。总号和分号的柜伙达到200多人。为畅通汇兑，在关内外广设办事处和代理处，形成了遍布半个中国的汇兑网。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功成玉银号进入它的鼎盛时期，吉林有75％的烧（烧锅）、当（当铺）两行和粮食业、杂货业以及手工业与功成玉银号有往来。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功成玉银号的发展渐趋波折。1933年日伪颁布私人银行法，以整顿为名，限制排挤民营银行。功成玉银号不甘于自消自灭，投资50万元并以姜家在榆树开设的功成德、功成当、聚成发烧锅以及姜家数人的名义为股东，将功成玉银号改为功成玉银行继续营业。内部设董事会，姜德信任董事长，董事有姜成信、姜绍信、姜宝信、祖赞庭，监查是刘中孚、许玉符。1936年日伪当局又限定功成玉银行的资金必须增资至100万元，功成玉银行便只好将吉林、长春、哈尔滨三处的房产作价25万元，纳入资本金内，又由高级职员集资25万元，凑足100万元，并更名为功成银行。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市面上的金融活动陷于停顿，功成银行也仅余一些伪币，只得暂停营业。东北民主联军进入吉林后，功成银行积极配合清查日伪存款。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进占吉林，当局令功成银行开业，此时物价飞涨，银行业务难以开展。1949年解放后，功成银行停业清理，结束了它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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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到自然成

功成银行汇票

从功成玉银号到功成银行，姜氏父子以“功到自然成”为经营理念，以“功”搏“成”，凭着“鲁人之勤勉耐劳”和良好的信誉，赢得了众多客户的信赖，特别是众多闯关东的人。自顺治年间的招民开垦，到康乾时期的封禁和弛禁，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大移民，众多移民散居于东三省的各个地区，需要经常汇款至关内，功成玉银号的汇兑业务由此展开。清末民初，吉林的货币种类很多，有官帖、银元、银洋、宝银、奉票、吉大洋、哈大洋等，还有日本的金票、俄国的羌帖，因各地钱法不一，往关内汇款，必须先把其他货币换成银洋才能汇出。当时，在吉林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是永衡官帖，汇款人把官帖拿到功成玉银号，按官帖与银洋的比价换成银洋后汇出。

1912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20年中，东北地区的人口比清末增加了一倍多，总数达到近3000万人。在这一波“闯关东”的大潮中，功成玉银号抓住机会，大力发展汇兑业务，在东北三省的吉林、长春和东北的沈阳、大连、四平、公主岭、齐齐哈尔、绥化、双城、宁安、磐石、洮南、敦化、营口、榆树广设分号，并在关内的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烟台、龙口、太原、山海关、济南、乐亭、昌黎、太谷、潍县、留守营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和代理处。各处的分号、办事处在付款时，柜伙都当面向收款人反复敲好哑牌，铮铮有声才付给。有些闯关东的人，在深山密林中开荒、伐木、挖参，赚的钱没有地方存放，便弄个大葫芦，挖个眼，每赚一点就放进去，藏在隐蔽的地方，积攒几年，临回家乡之前来到功成玉银号，汇款人将葫芦交给柜伙，说出钱数，柜伙帮忙点清，往往比本人数得清，遇有钱数多时，柜伙如实相告。办完手续，柜伙亲自帮助把汇票缝在衣服里面，防止丢失。日本军队侵占济南时，社会秩序混乱，济南办事处一时无款，就派人到天津冒着危险把钱背回济南，在地窖里按户付款。对汇票遗失、被盗、被烧的，都可以挂失取款。这些服务方法和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被关内外的百姓传为佳话。由于功成玉讲求信誉，方便客户，汇利公平，人们都愿意通过功成玉汇款。“九•一八事变”前，每年汇款额达200多万元。

1931年日军侵入东北后，将东三省作为军事侵略的基地，加速开发东三省资源，森林采伐业、采矿业、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增加，山东胶东一带每年都有大批的人去东三省经商做工学生意，日本帝国主义的征集招骗，也使山东大批的劳动力被遣送东三省。因民众的信任，功成银行的存贷额有增无减，对关内的汇兑额始终领先。1941年功成银行对关内的汇兑额为2293691元，而同年日伪官办的伪中央银行吉林分行、吉林东关支店和兴业银行吉林支店，三家的对关内汇兑总额为130281元，仅为功成银行汇兑额的5.6％。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全东北民营银行仅有16家，其中9家有伪满中央银行的资本渗入，6家兼有日本人入股，纯民族资本的只剩益发、商工、功成等4家银行，功成银行正是凭着众多“闯关东”移民的信任和支持，顺利渡过日伪的金融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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