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Christian Staal Bruun Overgaard（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编译：朱泓宇
原载于：Journalism Studies，2021年第14期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n the Face of a Crisis: The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News Updates About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公众的焦虑心理和种族主义偏见。 在新闻与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些不良情绪得到了放大。 美国党派媒体将疫情议题进行了政治化处理，加上来自白宫的煽动性言辞，更助长了“反华情绪”。 同时，相关疫情报道诱发了公众的心理健康危机。 基于这一现实背景，学界重点关注了新闻标题及相关图像对受众情绪所产生的影响，致力于缓和由负面报道所带来的紧张氛围。
此项研究旨在将“建设性新闻”的概念进行可操作化的处理。建设性新闻倡导在传统新闻叙事中加入积极的元素和解困型信息，例如将标题修改得更积极，以此提振受众的情绪，并提升新闻可信度。
区别于以往针对建设性新闻的研究过多关注“文本”的局限性，研究者将“图像性”（graphicness）的概念引入建设性新闻研究中。在富有建设性的图像新闻中，一些恐怖的、血腥的图片会被新闻采编部予以“净化”处理。尽管一些“博眼球”的图片会刺激新闻消费，但是净化后的新闻图片却有利于减轻受众看到刺激性内容后的应激反应。
根据情绪的“扩展与建设理论”，建设性新闻具有一定的情绪影响效果。然而现有的研究未能较好地对不同情绪的不同效果做出细致区分。因此，研究者引入“情感智商”（affective intelligence）理论，认为不同情绪亦会导致人们的行为有所差异。既有研究指出，相较于负面报道，人们会对建设性的新闻产生更多的好感，而建设性的、积极的新闻可能导致人们在阅读后主动地搜寻信息。
由此，研究者做出如下的研究假设并提出相应的研究问题：
H1：相比于阅读负面新闻标题，阅读建设性的或积极的新闻标题的受试者，会表现出更低的愤怒和焦虑情绪。
H2：相比于观看未经处理的新闻图片，观看净化处理后的新闻图片的受试者，会表现出更低的愤怒和焦虑情绪。
RQ1：新闻更新中的信息类型和图像，是否会让受试者对新闻产生好感并主动地搜寻信息？
RQ2：由于愤怒与焦虑情绪，信息类型和图像是否会对信息搜寻产生明显的间接影响，如愤怒会减少信息搜寻，焦虑会增多信息搜寻？
此外，一些无端指责的新闻报道将新冠与华人移民进行了关联，加剧了部分公众的“反华”情绪和种族主义偏见心理。与此同时，新闻报道也在影响着人们的风险感知。强调负面信息的新闻或对感染者进行更为具体的描述，可能使人们增加对新冠疫情的畏惧。视觉效果的相关研究也指出，以911事件为例，回忆起更多的新闻图片，会增强美国人对未来恐怖袭击的担忧。
由此，研究者提出剩下的研究假设和研究问题：
H3：相比于阅读建设性的或积极的新闻标题和观看净化处理的图像，阅读负面的新闻标题的和观看未经处理的图像的受试者会产生更多的针对华人移民者的偏见。
H4：负面的标题和图像会增加愤怒与焦虑情绪并增多偏见。
RQ3：新闻更新中的信息类型和图像会影响受试者对新冠的风险感知吗？
研究者召集了随机分配的近五百名受试者，让他们观看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有着不同标题和图像的社交媒体新闻（例如，建设性的新闻标题被表述为“厄瓜多尔的感染率下降，得益于佩戴口罩的效果”；积极的新闻标题被表述为“厄瓜多尔的感染率下降”；负面的标题被表述为“厄瓜多尔的感染率上升”，“净化”后的图像则不包含运尸袋），并以回答问卷的形式测试其反应，由此调查危机背景下建设性新闻所产生的影响。
如表1所示，与新冠有关的社交媒体新闻更新的信息类型和图像性之间没有明显的相互作用。具体来看，H1预测建设性的或积极的新闻标题会比负面标题引发更低的愤怒和焦虑水平，这一假设得到了验证。H2同样获得了验证，观看净化处理后的新闻图片会表现出更低的愤怒和焦虑情绪。对于RQ1，相比于接触到负面新闻，接触到建设性或积极的新闻的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对新闻的好感，然而对于信息搜寻行为的改变，结果并不明显。就RQ2而言，无论是感到愤怒还是焦虑，信息的搜寻都会变得更多。
就RQ3而言，信息类型的差异不会影响人对新冠病毒的风险感知，但是图像是否经过净化处理会让人对风险感知产生明显差异。对于种族偏见而言，如图1所示，H3、H4亦获得了支持，阅读建设性的或积极的新闻标题和观看净化处理的图像的人的偏见更低，负面的标题和图像会增加愤怒与焦虑情绪，并增多种族偏见。
总的来看，积极和建设性的标题导致了更少的受众愤怒和焦虑。经过净化处理的图像减少了受众的愤怒、焦虑、对新冠风险的感知及其反华情绪。这表明建设性的新闻报道在危机时期起到了作用，其视觉效果更值得学者们关注。
此项实证研究引入了视觉理论和情感智商理论，对于建设性新闻的理论增量和概念可操作化，有着突出贡献。就未来展望而言，则需进一步探索“积极的”和“解困型”新闻之间的差别及效果边界；走出实验室，在有着海量信息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考察建设性新闻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可综合运用质化的访谈和观察法，来判断建设性新闻如何生成更为复杂的情绪反应；并同时采用纵向研究，来检验建设性新闻的影响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原文请见：Christian Staal Bruun Overgaard (2021)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n the Face of a Crisis: The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News Updates About COVID-19, Journalism Studies, 22:14, 1875-1893, DOI: 10.1080/1461670X.2021.197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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