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一直都在争取他，直至中原定鼎、胜负已分的最后一刻，依然没有放弃努力，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去了台湾。他学贯古今中外，却始终摆脱不了政治的羁绊；他毕生崇尚西学，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士大夫的情怀。他，就是集学生领袖、教育大家、文化巨擘、史学泰斗、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诸多荣誉和职务于一身的

傅斯年

，人世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

傅斯年

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青年毛泽东，第一次与意气风发的北大学生傅斯年发生交集，但地位的悬殊、志趣的不同，使他们形同陌路。1945年7月1日，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北大校长傅斯年和黄炎培、章伯钧等文化界参政员。因为北大的缘故，毛泽东与傅斯年畅谈了一夜，还赠送给傅斯年一副手书条幅。

然而，毛泽东的热忱，并没有换来傅斯年的认同，在参观延安大礼堂时，看着各地敬献给毛泽东的锦旗，傅斯年笑道：“堂哉皇哉。”毛泽东默然。此后，傅斯年与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渐行渐远。

毛泽东宴请傅斯年一行

那么，傅斯年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态度又如何呢？

孔祥熙、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关系，既是姻亲，又是股肱之臣，但即便如此，傅斯年公然搜集孔祥熙、宋子文贪赃敛财的证据，并在报纸上发表揭露孔、宋的文章，连蒋介石亲自出面缓颊都不买账，到底让孔、宋两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灰溜溜地下了台。

1948年，面对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傅斯年更是在公众场合大骂国民政府是大粪。可见，傅斯年对国民党，亦是抨击多于肯定。可是，倔强如斯的傅斯年，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从一而终呢？

蒋介石与傅斯年合影

剖析傅斯年的悲情人生，他的这种抉择，既与亦师亦友的胡适有关，更与其学识、性格有关。

左起：傅斯年、胡适。

①受胡适思想影响至深

胡适在北大任教时，傅斯年是胡适最为喜爱的学生，胡适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反对暴力革命，推崇渐进式的改革。作为胡适的学生，傅斯年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这一点，在“五四”运动中即得到了印证。

“五四”运动，策源地就是始于北大，而傅斯年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是当之无愧的学生领袖。在游行的策划和实施阶段，傅斯年都是最为坚定、果敢、决绝的组织者和先锋者。游行当天，傅斯年更是扛着大旗，义无反顾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并与美英法意四国使馆交涉，完全是一个热血、激进的青年。

但是，当游行学生情绪失控、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后，尽管“青年的内心被激动”，傅斯年却急流勇退，于1919年赴英国留学。对于傅斯年为什么要退出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众说纷纭，唯有一点是公认的，就是胡适出面要求学生们复课，遭到学生拒绝后，胡适又提议将北大迁至上海，愿去者签名，傅斯年当即签了名。由此可知，傅斯年是胡适忠实的追随者。当他看到学生们暴力化倾向日益严重后，觉得只会破坏、不会建设，对改造社会有害无益，所以就决定去学习欧美的先进文化，再用实际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理想。

终其一生，傅斯年都是务实的，但只看到硬币一面的局限性，也伴随了他的一生，至死都未能突破。

留学期间的傅斯年（后排左起第九位）

②受西方文化影响至深

傅斯年对中国传统文化造诣颇深，与陈寅恪齐名。不过，追溯一下傅斯年在英国、德国留学期间的轨迹，就不难发现，他几乎是博览了欧洲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科的群书，并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民族虽然变化得很厉害，但总还是一个民族的文明，而欧洲文明，则是多民族的文明。中国文明，始终有一个中心，而西洋文明则一代一代不同，改革甚多。”

思想引领行动，傅斯年在对比东西方文化后，总体上倾向于用西方的文化来改造中国的社会。这种改造，包括政治体制、国民心理、社会风尚等各个方面。而要实现这种改造，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教育，培育出更多秉承其思想的大学生，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机构中，充当改革者，进而达到改变整个社会的目标。

实质上，这仍是一种精英主义，与国民党不谋而合，与泥腿子造反的共产党，则是素不相能。

因此，傅斯年在同蒋介石谈话时，像随性的西方人一样，翘着二郎腿，崇尚欧美文化的蒋介石不以为意。但当毛泽东谈及自己喜欢看一些中国通俗小说时，傅斯年却认为毛泽东是籍此研究民众心理，并加以利用，乃“宋江一流”。

在傅斯年的心目中，共产党信奉传统文化，“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讲事理，不重人性”。反之，充斥着欧美留学生的国民党阵营，似乎更有着希望和未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与傅斯年一行在延安机场合影

③受自身性格影响至深

傅斯年出身名门，重义轻利、嫉恶如仇、廉洁自持。这样性格的人，容不得别人犯错误，更容不得自己有污点。

试举一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日伪时期，曾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等职的周作人，自觉与傅斯年有师生之谊，写信给傅斯年，让其全盘接收伪北大的教职员工，自然也包括周作人本人。不想傅斯不仅将周作人的信宣之于众，大加斥责，还在北平的《世界日报》发表谈话：“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令周作人是无地自容。

据说，周作人日后未去台湾，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得知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怕自己去了，再被傅斯年“揭疤”和“打脸”。

书归正传，傅斯年很看重道德操守，国民党逐鹿失败后，共产党一再向傅斯年释放善意，但傅斯年自感对共产党多有攻讦和恶语，如投向共产党，一个是会被人讥讽为投机分子。另一个，从内心而言，也接受不了这种近乎贰臣的行为。

再举一例，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这本是家族的荣耀。而傅斯年则认为，在明清易代之际，傅以渐身为汉人，却为满清异族服务，于气节有亏，深以为耻。连祖上的行为都不肯原谅，傅斯年又怎会容忍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在上述三重因素的作用下，傅斯年去台湾，是一种必然，更是一种无奈的自我绑架。

在去台湾之前，傅斯年将一部分亲属留在了大陆。或许，此时的他，对自己此前的认知已有所悔悟，遂让亲属来为其补救吧。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就任台大校长仅一年多的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因过度激动，突发脑溢血病逝，享年55岁。死后备极哀荣，蒋介石亲笔书写挽章，陈诚、于右任、胡适、朱家骅、钱穆等政界、学界名流，均吊唁志哀。台大降半旗，学生们哭送校长一程又一程。

傅斯年塑像

回顾傅斯年的一生，于文化、于教育，都是呕心沥血、厥功至伟，于其个人，却满是悲哀与不幸，但我们永远不应忘却，他亦如每一位中华儿女一样，一直深沉地爱着这个国家，至死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