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一项命令，苏联时期的“英雄母亲”荣誉称号，再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按照这项法律，俄罗斯将恢复30多年前的苏联老规矩——授予养育10个或以上子女的女性“英雄母亲”称号和勋章。

历史上，这个“英雄母亲”称号，诞生于1944年伟大的卫国战争之际，并一直延续到了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之时。

在那段岁月里，大约有4万多公民获得过“苏联英雄母亲”荣誉称号，34万女性获得过其他等级的“英雄母亲”勋章。她们除了拿到了可观的奖金外，还能享受各种专门待遇，包括优先分配住房、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等。

不过，这个2.0版的俄罗斯英雄母亲，给出的奖金要高得多——10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1万元）。同样，根据后续政策，授勋家庭也会享受到一系列优厚的相关福利。

除了国家最高荣誉和物质鼓励，多年来，还有些俄联邦国家杜马议员，一直在强烈建议用国家政策法令的手段敦促国民早生娃、多生娃——恢复苏联时代的“无子女税”。

历史上，在1960-1970年代，苏联为了刺激“人口生产”，曾出台法令向所有20至50岁的已婚男性公民和20至45岁的已婚女性公民征收无子女税，平均下来，没孩子的职工，需缴纳相当于其月工资6％的“无子女税”。

但无论怎么折腾——发房子发生活资料发钱这些“物质奖励”，还是惩罚性的“无子女税”，多管齐下的政策实施后，苏联的人口生产依旧没有什么起色，公民们甚至是越来越不愿意生娃了。

原本，卫国战争结束后的十多年里，苏联曾出现过补偿性的生育高峰（同期的西方社会也是差不多，这代人又被叫作babyboomers）。

然而，即便如此，苏联全境平均下来，总体的出生率仍旧赶不上二战前的水平，比沙俄时代更要低得多，连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这些传统的高出生率族群的家庭子女数量，也呈缩小的趋势。

要说那时的苏联生活水平虽不及欧美的发达国家，但怎么着也比饥寒交迫的沙俄时期要强太多吧，基本能做到吃饱穿暖，医疗教育国家全包，更何况，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也不怎么“卷”，老百姓们的生活压力不算大。

此外，苏联职业女性还享有三年带薪产假外加生育补贴，各企事业单位，一般都会建有配套的托育机构——妈妈上班的时候随手带上孩子，下班再一块接回来。

下图是乌克兰尼古拉耶夫造船厂配套的幼儿园。在苏联时代，这个航母建造基地有6个幼儿园，可容纳至少4500名儿童。

照说，此时战争早已远去，国家重归于和平，老百姓们的温饱也基本解决了，政府盼星星盼月亮一般地希望大家造人，为什么苏联公民们反而都不想生了呢？

当年的赫鲁晓夫认为，通过升级住房水平，可以提高生育率。

毕竟，1950年代的苏联城市人口，大部分市民们居住的，还是那种红砖砌墙水泥抹灰的“筒子楼”。

“筒子楼”的厨房厕所和澡堂子，都是公用的，墙体的隔音也非常差，没什么隐私可言——如此尴尬的环境中，两口子怎么持续造人？造好后，哪里有空间养娃呢？

于是，从1950年代末起，以流水线形式完成，整齐划一的“模块化、装配式房屋建筑”——赫鲁晓夫楼成片地拔地而起。

这种把“极简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五层的建筑（因为按规定，超过五层就得装电梯了，为了省钱节约成本，就只建五层），虽然外观不太“洋气”，被戏称为“赫鲁晓夫火柴盒”，但内部还是非常实用的——户型面积控制在25～50㎡，厨房，门厅，过道都经过强力压缩，做得非常迷你和紧凑，而且，无论公寓多小，都带着独立的厨卫！

几年间，从波罗的海之滨到中亚的航天新城再到太平洋沿岸的远东边疆区，赫鲁晓夫的“火柴盒”们，被迅速复制粘贴了起来，圆了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居者有其屋”之梦。

跟先前阴暗、局促的筒子楼比，赫鲁晓夫楼有独立的厨卫，能在家洗上热水澡，室内配有基础家具，集中供暖，只要象征性地交点房租即可拎包入住。

这是如今的乌克兰赫尔松市街头，看着是不是很眼熟？

看似，造人的条件，可是改善了不少。

然而，公民们住上赫鲁晓夫楼后，苏联的人口出生率却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甚至还出现了缓慢下降的趋势。

难道是养娃的空间不够？

毕竟，对于多子女家庭来说，这种赫鲁晓夫楼，很难做到家长和孩子们各有各的空间。

时间一晃，到了1970年代，苏联靠着油价大涨的行情，手头日渐宽裕。这位热爱勋章的总书记开始隆重推出了更体面和舒适的“勃列日涅夫楼”。

勃列日涅夫楼以算是赫氏“火柴盒”的升级版——在赫鲁晓夫楼的基础上，加宽加高，装电梯、安垃圾道等等，造型上，更加现代化和“洋气”（当然也是相对的）。

按照勃列日涅夫楼的户型设计，家庭中的每个子女都应该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此外，一家还会有一个共用的客厅。

显然，勃列日涅夫楼充分地考虑到了舒适度和隐私性。

照说，这下子，那些做父母的，该放开了造人了吧。

可这还是不顶用。

苏联的人口出生率，仍旧在继续缓慢下降。

此时的大部分苏联人，排队等到的，还是政府分配的赫鲁晓夫楼；勃列日涅夫楼，多面向精英阶层，比如，科学工作者，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干部等等。

像下图，这是早已经成了禁地的切尔诺贝利配套城市——普里皮季亚里的“勃列日涅夫楼”小区，这些现在看起来仍旧不觉得很落伍的建筑，是给核电站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建造。

可是...“高大上”的勃列日涅夫楼，也不顶用。苏联的人口出生率，还是在缓慢下降，进入1980年代后，竟然降至了1.6%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不足1%。

不过，好歹苏联的人口，大致上还在正增长，等它垮掉后，以俄罗斯联邦为主的很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们，不但居民的平均寿命开了倒车，人口更是连续多年呈现负增长的局面。

当然，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人口连续负增长，有着其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特征，这里就不多说了，还是接着看苏联的出生率问题。

正如前面说的那样，几十年来，苏联政府一直在不断探寻和尝试提高出生率的方法，但最终，做得都不算成功。

其实，放眼世界，不单纯是苏联，大部分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低生育率、少子化的窘境。

比如法德（法国最近有点起色的生育率，同非洲兄弟的努力关系很大）和一众“从摇篮到坟墓全包”的北欧国家们，生育率也持续走低，国家劝导、各种福利、税收政策，能想到的刺激手段都用了个遍，但效果十分有限。

相反的是，大家可以看看，目前全球生育率爆炸增长的国家，都是一些常年动乱的欠发达地区。比如：非洲的一堆，刚果(金)、马里、乍得、安哥拉、布隆迪....还有经常上新闻的阿富汗等等。

上述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任何福利可言，也没有996，只有远胜996百倍的地狱模式的动乱。这这里，那些以吃上饱饭为毕生目标的人口，他们最爱生，初婚年龄也最低。

显然，工业化拉动的城市化，以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这些现代化元素，堪称天然的“避孕药”。

沙俄时代的俄罗斯老百姓，他们的育儿成本非常低，类似于咱们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理念——“多个孩子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儿”。

这种情形下，虽然日常连饱饭都吃不上，沙俄老百姓也愿意生——在他们眼中，更多的子女，就意味着更为靠谱的保障和抗风险能力。

这正是穷苦群体的一种心理——存钱不如存人。

即便他们的孩子，在统治者眼中，就是微不足道的“灰色牲口”。

所以，高出生率，那是农业社会的一大特征。

而出生率下降，则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是工业社会国家的必由之路，属于自然规律。靠政策福利的引导和保障，确实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但要想重现过去的那种“生育激情”，显然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